王端诚《从传统诗词到格律体新诗》（《重庆艺苑》特稿）
从传统诗词到格律体新诗 王端诚【编者按】新诗诞生已经百年，新诗界正在密锣紧鼓开展庆祝、纪念活动。我们看到一些新诗界人士不是科学地总结百年新诗的经验教训，而是罔顾新诗现实，一味评功摆好。应该说，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不利于新诗的未来。只有正确认识新诗的历史，准确评估新诗的现状，敢于正视新诗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百年新诗的回顾、总结才有意义，才不致愧对先贤、误导诗众，才能够开启新诗第二个百年健康发展之路。本此，本期特发表王端诚先生的文章，提出一个新诗百年来尚未根本解决的重要问题。幸而这一问题的破解正处于进行式之中，有望在新的“百年”中得以结题。诗是什么？《毛诗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咏歌之。”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前者所谓“咏歌”、后者所谓“华声”，都是诗之有别于散文之文体分界线。此界不分，则诗与文何异？所以说，诗与文的外在形体特征的区别在于它语言的音乐性。正因为此，音乐性便是诗歌外在形式的根本特征。而对于这种特征的根本保证，则在于格律。清人王闿运《论诗法》云：“诗主性情，必有格律。不容驰骋放肆，雕饰更无论矣。”为确保“性情”这一内在意蕴的充分显现，必须要有“格律”这一外在形式的支持，否则任语言“驰骋放肆”或随意“雕饰”，那就不再是诗了。
格律是随诗之诞生同步而来的。自南朝四声发现以来，至唐初便形成严格的明文规范，作者是不可以违背的；而前此魏晋、乐府、楚辞、国风直至上溯到《弹歌》时期，限言协韵便是约定俗成的格律。故此，“诗必言律”，是不可一诗有违的。在古代汉语语境中，这种格律一直是顺利而健康地运行着。
我们先看看旧体律诗格律的构建原理：汉语四声发现后，沈约创“四声八病说”，试图纠正汉魏齐梁以来诗歌在音韵上不谐和的弊病。经过长期的努力，终于在唐初沈佺期、宋之问时代，在押韵、平仄、对仗三因素制约下确立了律诗严谨的格律规范。首先，它遵循先秦有诗以来的传统，偶句必须押韵（首句根据不同体式规定有的押有的不押），使诗歌有规律的停顿间歇而统一于一个中心音调；其次，平仄的交替安排，使音调具有高低起伏抑扬顿挫的审美效果，以避枯燥沉闷之弊。最后，更以对仗不仅在听觉上更在视觉上意境上给受众以对称照应相得益彰的美感。
上世纪初白话新体诗诞生以来，固有汉诗格律在现代汉语语境中，一下子便丧失用武之地，无以施其技了，致使散文化倾向日益严重，诗文界限逐渐泯灭，陷诗于“非诗”的境地，新诗因而逐渐走向式微。所以，建立新诗格律，恢复其音乐性这一诗歌外在形式的根本特征，便是拯救新诗的当务之急。闻一多等新月诸公及其后的何其芳等前辈，曾为之作出过令人钦佩的努力，惜乎由于种种原因，在诗坛上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承认。所幸20、21世纪之交，在前人成就的昭示下，得网络的便捷条件之助，有志于新诗格律建设的诗人们纵承传统，横鉴异域，重兴音韵，再造行式，终于摸索出新诗格律的轨迹，使建筑在现代汉语基础上的格律规范得以呈现雏形。这种新诗格律因为语言载体的区别而与运行已久的诗词格律自然大有区别，都是在精神上、理念上又是一脉相承的。
所幸进行新诗诗体建设的重要性、迫切性近年已得到不少有识之士的认同。重庆称为新诗格律建设的重要基地。在实践与理论的良性互动中，格律体新诗确立了＂完全限步说＂和＂对称性原理＂观念，不断完善＂三分法＂的体式谱系，即整齐式、参差式和复合式三种体式的建构，从而出现了可喜的局面。
新诗格律的构建原理包含“音韵、节奏、体式”三要素。首先，押韵是新旧体都必须遵循的共律。只是，旧体只有偶句入韵（首句有的入韵有的不入）一种形式，即abcb(或aaba);而新诗除此主要押韵方式外，亦借鉴西诗可以有全韵（aaaa）、随韵（aabb）、交韵（abab）、抱韵（abba）多种韵式。其次，节奏体现于音步的合理安排，每个诗行（古人写诗不分行，故以“句”为单位，而今人写诗分行，故以“行”为单位）内，3字音步与2字音步合理安排，使之节奏鲜明。最后一点是诗篇体式的构建，就是作者根据内容需要自行设计诗行诗节的排列组合，一首诗内诗行或整齐划一，或参差对称，或二者复合兼而有之，使诗篇展现纸上犹如精美的建筑物。如果说，前述音韵和节奏体现的是诉诸听觉的“音乐美”的话；那么，全诗体式呈现的就是诉诸视觉的“建筑美”了。加上诗人营造的形象、意境之美（即“绘画美”），那么，闻一多先生的“三美”说就得以落实了。
这些主张和实践，既回归传统而有所继承，更与时俱进又有所创新，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理论探索阶段，而是已经被命名为＂格律体新诗＂，具有灵活又不失规范的“无限可操作性”，并得到大量作品的验证，闻一多先生“相体裁衣”的诗学理念已经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由此可见，新诗格律的确立，有赖于对传统诗词艺术的继承，因而一脉相通；但又在新的白话语言环境中大胆创新，与文言格律迥然有别。守“常”而求“变”，故同中有异；创“新”却承“古”，故异中有同。
各国各民族的诗歌皆以格律体为主，中国古代更是如此。中国当代汉语诗歌中格律的长期缺位，被何其芳称为“偏枯的现象”。但愿在目前基础上，通过诗人们的不懈努力，能够最终打破自由诗一家独大的不正常局面，而在新诗的第二个百年中能够形成格律体新诗花团簇拥的美妙景观!
学习，这是坚定新诗格律信念的新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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