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新诗的新危机》
新诗的新危机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新诗的天空出现过“文革”之后为时不长的闪亮，大体上发自三个光源，一是以艾青为首的“归来者”，二是北岛、舒婷、顾城、汪国真、席慕蓉等人（或可称为“思想者”），三是西部诗群（或可称为“拓荒者”）。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的新诗进入了新的危机时期，用“低潮”、“不景气”“边缘化”之类的词汇已经不足以表明它的严重性。时至今日不但不见好转，反而日益深重，这是一次全面的危机，它已经体现在了诗歌领域的各个方面：感情危机。从连篇累牍的新诗中，最常看到的现象是：冰冷的抒情，旁观的叙事，无病的呻吟，暗室的呓语；少有强烈的爱憎，深沉的思考，真诚的表白，正气的弘扬。赤子之心，肺腑之言，在诗中渐行渐远。蜗牛式的心态垄断着诗情，个人的悲欢与社会的脉搏明显断裂，不食人间烟火的闲情消解了忧国忧民的传统情怀。也还间有无聊的政治表态与老式的附势拍马。语言危机。大量非诗的口语纷纷入诗，破坏了语言的美、精、洁。诗歌从来不排斥并且需要吸收口语，但不能不加选择，因为口语有诗性与非诗性之分，前者如“路滑，请慢走”，后者如“泥太多了，你他妈小心点儿”。同时又有种种自造的词汇以新奇时髦的姿态屡屡混杂在诗中，既不像翻译语言，也不是古汉语，或者可以称之为“新文言”吧？它的特点是费解，读来听不懂，看了想不明。像“如蜜蜂/潜入墨”，“善附枝而生/善鸣”等便是。诗是语言艺术的峰顶，诗的语言是神圣的语言，是最具审美功能的语言，也是人们最容易记忆最乐于背诵的语言，如此向粗俗与艰涩两极分化，而且带有普遍性，实属罕见。诗人缺乏揪心之情，少有惊人之语，作品能不苍白吗？形式危机。新诗应不应当具有一定的形式，应当是一种或几种什么样的形式，已经研究、争论了好几十年了。此处不再回述。反正当前的新诗是没有形式可言的，即所谓“一首一个形式”。它与其他文学体裁在形式上的唯一区别是分行排列。而这种分行也是相当无序的，上一行可以有30个字，下一行则可以只有三个字，与闻一多所提倡的“建筑美”已经毫不相干。我认为，新诗完全不讲形式是不行的，人有人形，狗有狗样，世间万物都有各自的形式，不能够唯诗没有。阅读危机。新诗的读者本来不多，这些年更是逐年锐减，如果用“阵地”来比喻的话，正在不断丢失，迅速缩小，只能退守一隅，而且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出版社不肯印诗，除非自费；图书馆和书店里的诗倍受冷落。诗的读者只剩了诗的作者，有些作者并不看别人的诗。当年声言不看新诗，说出了“除非给一百块大洋”的气话的已经不止是某一个人，实际上已是亿万人对于新诗的态度。试想，一个剧种的演出，无人买票，剧场里只有寥寥几个观众。且都是自己院团的演员外带几个家属，岂不可悲！奇怪的是，诗坛却“热闹”“繁荣”得很，各处的评奖频频举行，作品的研讨长盛不衰，一批批诗人获得头衔，朗诵会时有举办，诗报刊编印不辍，大有超越盛唐之势。其实只是圈内的自娱自乐，类似“皇帝的新衣”，读者并不买帐，社会上不见有佳作流传即是证明。偶尔引起一番热议的并不是属于“正能量”的东西，倒是谁个出了臭诗，哪里出了怪人，评奖出了丑闻，或者又制造出了什么“体”。新闻“在诗外”，真是叫人难堪！自省危机。诗人不知亡诗祸，窗下犹念里尔克。固然不能说新诗已经是四面楚歌，面临着全线崩溃，但是面对种种危机，总不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完全没有忧患意识；不能依然闭眼高呼“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不是假好，而是真好！”尤其对于发生于自身的危机，更是缺乏自省，有些诗人不要说“吾日三省吾身”了，恐怕一生连“一省”也不曾有过。中国的新诗将近百年，至今依然“奄奄一息”（鲁迅当年的评语）；中国是一个“诗国”的光荣大厦，依然只是靠唐诗宋词的梁柱支撑着，新诗只是为它加了几根弯曲的檩条。读者的冷漠，并没有倒逼诗人从沾沾自喜中清醒过来。编辑危机。在诗坛上，编辑的责任相当重大，能起到一定程度的“裁判”加“守门员”的作用，他们应当既有“伯乐”的水平，又有“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精神。不幸的是，不少编辑新诗的人缺乏应有的文学素养，甚至不清楚新诗的发展历史，不知道有过哪些名家、名篇，只知道自己的“恩师”、自己的“哥们儿”。甚至把本属于“公器”的诗歌报、刊、选本当做了“自留地”或私人开设的小店铺。搞小圈子，拉帮结派，相互发稿，编权交易。不是他们的“自己人”很难入内。评论危机。诗歌评论本来滞后，有些“成果”让人实在不敢恭维，明显的弊病有三：一是误导读者。搞人情评论，有偿评论，拍马评论；良莠不分，言不由衷，无原则的吹捧，混淆了好诗与伪诗的区别，甚至不惜推介低俗诗，赞赏抄袭者。二是空洞无物。尽管洋洋洒洒，引经据典，读来不得要领，作者不知所云，“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瞿秋白语）三是回避现实。评远不评近，评外不评中，不接触当前的热议，专找“冷门儿”为题，这样既无风险，又不惹人，还易成名。也许有人认为我把当前的中国新诗看得“一团漆黑”，是“悲观主义”“虚无主义”，从而降罪于我。我想，诗坛虽然没有“中纪委”，没有“巡视组”，但是为了疗救新诗，专找问题、专挑毛病也是允许的，甚至是必须的吧。对面新诗日益严重的危机，有识之士日夜焦虑，大声疾呼。特别值得尊敬的是，当代新诗研究的权威、著名诗歌评论家吕进教授首倡新诗“二次革命”，提出“诗体重建”，为新诗的振兴和发展出谋划策，向新诗的疗救与发展投射出理论的曙光。其影响遍及国内外，但诗人们的实践还没有跟上。中国的新诗究竟向何处去，我辈难以预料。根据物极必反的规律，危机尽头，就是转机。 2015.11.03危乎殆哉，岂能无忧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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