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南的几本土纸本诗集藏本一瞥
张南的几本土纸本诗集藏本一瞥 吾友张南是一位藏书家，以收藏民国土纸本书籍为重点，出版了《土纸本談屑》一书，吾为之序。蒙此君借予几本与诗有关的珍贵藏本，读后皆有所获，略记于后：一、《我是初来的》，胡风编选的，扉页印明“读书出版社经售”。已经破损，目录最后一首诗起于86页，此本却止于84页，又没有封底，故不知何时出版。而胡风的长序注明“1942年8月21日于桂林听诗斋”，原持有者记明系1945年10月15日购于“五十年代社”。“听诗斋”这个斋名很有意思，是不是跟当时提倡朗诵诗有关呢？很可能吧。这至少表明，胡风还是重视诉诸听觉的诗吧？不知现今“哑诗”“默诗”盛行，倘若先生在世会作何感想？对于“七月派”的自由诗我不是很感兴趣，但是在目录中还是找到好些个熟悉的名字，如侯唯动、山莓、白莎、徐明；尤其意外的是发现了两位日本友人的名字：鹿地亘和绿川英子。据胡风序言中说，当时除鹿地亘外，其余作者“都是初来的”，他们的诗是“发自肉体的胸脯的活人的歌声”。歌声，当然也不是哑黙的分行文字。再则，胡风的长序中有一段话可以录以备存：“诗人的声音是由于时代精神的发酵，诗的情绪的花是人民底情绪的花，得随着社会的或历史的气候；开了的要谢，要结果，而新的要发芽，要含苞，要开放，而它们也要谢，要结果······”这样的意思如今在某些人看来一定显得很陈旧了，会掉首不顾吧？不过我突然想起了吕进先生发表在《中国艺术报》的一篇近作，题目是《诗歌不是私歌》，与胡风75年前说的话倒像是遥相呼应哩。二、卞之琳《十年诗草》（1930——1939），1942年明日社印行，倒是完好无损。扉页印着“纪念徐志摩”几个字，前有短短的《题记》。《题记》里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几点意思，值得录以存照：“始终还成为一般人嘲笑的对象的新诗”：有点恼人吧，直至今日，新诗的境遇又有怎样的改善呢？“没有自信，一个人不会动手写一首诗的”：如今，写一首诗，也许谈不上“自信”与否，或许有的人又是盲目的自信吧？他对旧作“不断的删弃”“总有自己的标准，而后一个标准多少总比前一个高一点”。这种对自己作品严格要求的程度，能不令吾等汗颜乎？还有就是他对徐志摩的评价，也是他纪念徐志摩的原因：“为了他对于中国新诗的贡献——提倡的热情和推进技术底于一个成熟的新阶段以及为表现的方法开了多少新门径的功绩！”这本诗集是我素来仰慕的卞之琳先生的早年代表作，其中作品虽然早就拜读过，但是能够于四分之三个世纪后得见其最初的风貌，自是眼福不浅。这就要感谢张南的慨举了：出借这样的藏品是一种莫大的信任。对此不能不铭感于心。三、蒋山青著《诗论》。只知道朱光潜的《诗论》，哪里知道还有位蒋山青也写了本同名著作。试在网上查找，居然在“孔夫子旧书网”看到这样的广告：“作者：蒋山青；出版社：新湖北日报出版社；出版时间：1942；装订：平装。” 并把此书作为“稀见”旧书的代表招徕顾客，还有其封面图形，与我眼前这本一模一样。但是却被告知无货！我真为张南庆幸啊。粗粗翻阅，得知此书是关于新诗常识的介绍，不过颇为周详，对于有志于诗的初学者肯定可以起到指引入门的作用。如果细察，从中也能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就我感兴趣者而言，略举几端吧：一是蒋氏把闻一多、徐志摩提倡的格律诗体称为“规律诗体”（当时还没有“现代格律诗”、“格律体新诗”之名），对其给予堪称公允的评价：“他们给新诗以重大的影响，使当时大家都做规律诗。有些从来不顾形式的，也讲起规矩来了。平心而论，这一运动固然不免使已经解放了的新诗，重新加上桎梏，或使新诗更加欧化，或在过分注重形式中忽略了内容；但是作为建立新诗的体式之必不可少的试验，仍然有重大的影响和良好的功绩。”虽然“桎梏”之喻使我心中不爽，经“但是”一转，便于心释然了。二是蒋氏对新诗发展的分期颇有其独到之处：一、尝试期（1919——1923），二、形成期（1923——1925），（以上合称“五四时代”）；三、鼎盛期（1925——1931），为五卅时代；四、潜伏期（1931——1936）为“九一八”时代；五、复兴期（1937——）为“八一三”时代。“八一三”当指上海的“八一三”抗战吧？当然这就说的是抗战时代了。蒋氏还对以上各期的特点做了流派、风格的分析，涉及若干重要诗人的个案；并指出各期各派也不能截然切断，并且互相影响。应该说这是很有见地的。三是蒋氏在论述技巧时，特指“节奏、韵律和体式的安排”。他谈诗的节奏时，把音顿成为“音停”，“亦称音步，又称音尺，是诗句的顿逗”，可见那时对诗行的基本节奏单位的认识已经比较到位了。而且他也指责强凑字数整齐的“豆腐干”弊端。由此可知，何其芳1950年代提出的“限顿不限字”主张是由来有自的。当然蒋氏不可能知道，如今在格律体新诗界，“限顿不限字”已成历史，众皆遵循“齐言等步”的原则，这样做并非难事。四是蒋氏关于诗的体式的观点，对于我们新诗格律建设也很有参考价值：“关于体式，除了采用中国的民族形式，还可以效仿西洋诗的形式（他举十四行诗为例）；当然能够融会贯通，别创新体，习为定式，乃是我们所馨香祈祝的。这一切的创造，都留有海阔天空的境地，能任诗人的鱼跃鸢飞。”五是蒋氏着重指出，“诗既与文学的其他部门有别，尤其与散文有别，我们就应该做重视内容之外，同样注重为内容所决定的形式。形式的完美，不但不致于戕害内容，同时还可以辅翼内容，而有更优良的成就。”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提出新诗不能拘限于自由体，也不必拘限于规律体。而“为求形式的完美，酌量采用并任意创造或随时汲取规律的精华，毋宁是值得我们试验与努力的途径”。废名的“新诗是自由诗”谬论流毒至今，信徒甚众，蒋氏比他们不知高明多少！ 以上是对三本土纸本诗集初初阅读的一点感受。正待收尾，张南君突然到访，遂向他出示上文。张南读后只提了一个意见，要求对他做弱化处理。我没有同意，原因很简单：饮水思源嘛。由此也进一步发现了他谦虚的品质。而且他告诉我，蒋山青曾经活跃于上海文坛，有诗集出版呢。抗战期间蒋氏还曾参加重庆饮河诗社，与许伯建先生相交甚笃，1949年后还在重庆，大约于1960年前后去世。张南告辞后，我找出许伯建《补茅文集》，果然发现1949年写“九二火灾”的《妖火》诗序中提到得知火情后向蒋山青借车去位处灾区寓所察看，所藏“饮河”资料尽皆被“妖火”吞噬，不由痛心疾首。又在书中发现另一诗题中提到山青，以及蒋山青的和诗一首。这都证明蒋氏的确与“饮河”同人过从甚密也。而诗人、理论家蒋山青的详情已无处查询，也许就永远被时间的潮汐荡涤不存了。这不能不让我平添惆怅。 11·24—25，渝中悠见斋新诗有顿，年轻时曾阅何其芳文，觉得很有道理。后来这类文章不见了，新诗越来越不伦不类，既非植根民族土壤，也说不上欧化，简直上不沾天，下不沾地，成了梁上君子。先生此文主张新要有格律，非常赞成。何崝
【复信者是川大教授，诗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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