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八劫”难中的“18岁”
“五八劫”难中的“18岁”
这两天，“18岁”成为网上热词。开始莫名所以，后来才明白是因为从元旦起，“90后”通通靠后，“00后”闪亮登场了。于是我也不经意想起自己的“18岁”。一时心中五味杂陈，不是滋味。
虽然现在说起来显得不合时宜，还是禁不住要鸹噪一番。
那是多么遥远的年代呀：1959；那是我生命中注定永远不会忘记的地方：北碚天生桥。在那里做什么呢？说来话长•••••
得1957年秋天说起：我回到团山堡重庆一师校园，进入三年级，发现气候大变：许多我们敬爱的老师成了“右派分子”——人民的敌人。还没等我转过弯子，一场后来称为“针对未成年人”（即高中和中专学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据说在普高搞这个运动，是站在“战略”的高度哩：把可能的右派拒之于大学的门外！在此运动中，我因为爱好文学，1957年在《星星》诗刊发表过《小伞兵》一诗，便成为“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靶的；又因“鸣放”中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论（比如说有的右派很有才华，如艾青、丁玲）遭到批判。运动大概持续一月，但是等到1958年毕业时却被判“政治不及格”而不允毕业，派到天生桥小学去当“见习生”。于是，1859年3月3日，我在这里满了18岁。
“见习生”而今已经是一个十分陌生的概念，需要解释，诸君才能明白。这就是说，我因为政治不及格，不能像其他同学一样正式分配到小学去任教，而是派到小学“见习”，以观后效。我的身份还是一师的学生，没有工资，由一师每月发给20元生活补助费。当时校方找我们谈话，说是“见习”一年，表现好，方才准予毕业，正式分配。这里顺便透露一个数字：“我们”恰好12人，有点儿蹊跷呢：一师1958级一共5个班，每班50人，一共250人，见习生所占比例刚好与各部门、单位右派分子百分之五的占比相同。后来知道，怎么这些“见习生”就是所谓“内右”，一生只能“内控使用”。受难的是一个群体，而不是个别人。他们的命运因此遭遇反向转折，为不幸的阴云笼罩，有的甚至未尽天年。20多年之后，幸遇改革开放，我们得到平反。一位人称“王大爷”成都难友发起，亲历者纷纷作文记叙亲身遭遇，辑为《五八劫》一书。我得到消息晚了一点，所写《“启明”四友嗟叹录》后来编入了《五八劫续编》。
好了，书归正转，还是谈“18岁”吧。鉴于以上原因，我18岁所过的“见习生”日子，实际上是从17岁延续下来的。1958年秋，我人还没到天生桥小学，“小右派”身份就确定了，被监控的地位也确定了。我没有教主科的资格，只能教“豆芽”学科，学校安排我教美术。一师的美术教师骆映邨先生是徐悲鸿的弟子，我受教3年，自然对付小学美术课不在话下。但是别以为工作轻松，我还得在教导处当听用，打杂，随叫随到，岂敢丝毫懈怠。当时一心想的是“图表现”，以期一年后按期“转正”，即结束“见习”，正式分配，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所以无论做什么都劲头十足，全力以赴。但是说实在的，心情不可能愉快。那“监控”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仅举一例：有一次，我同体育教师某（姑隐其名）一道去附近龙凤河边洗衣、洗澡，摆谈中鬼使神差不知怎么我竟议论到“抗美援朝”，说是中央提的口号是“保家卫国”，把“家”放在前面，有利于发动群众。哪知在不久的一次政治学习会上，支部书记某竟严肃地不点名说我妄议朝政，不是被那唯一的听者揭发才怪。
我是1959年3月3日满18岁的，此前此后，过的都是这种精神极度压抑，又一心向往解脱的日子。
1959•3•3——1960•3•3，在我18岁的这年中，还有几件永生难忘的事情，就一一道来吧。
我们12个见习生无不盼着1959年暑假的到来，但是我们中的大多数都非常失望：结果招回校学习3天，最后“图穷匕见”：大约只有4人得以转正！其余8人都做“延期见习一年”处理。我呢，校方主持人告知理由为：没有常向小学党支部汇报思想，虽然表现还可以，但是不知道内心是怎么想的。这一锤敲得不轻！天知道，一个17岁就遭此厄运的少年，一心以行动悔过，哪里知道有向谁“汇报”思想的必要哪！这里不能不再一次念及慈母，她老人家在一年前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责备的话，这次又是百般抚慰，才使我没有精神崩溃！还有，也不能不提及在那那苦难的日子里，也有年轻教师向我伸出过同情之手，给予我难得的温暖。我愿意说出其中一位的名字，她就是早我一年由一师毕业分配到天生桥小学工作的陈安如。听说我离开天生桥小学之后，她调到北碚城里另一所小学，后来的情况全然不知。
我还要说的是，自从遭到这次严重打击，那种努力“挣表现”的热情和动力完全丧失了，代之以听之任之，听天由命的消极态度。
可巧，以这次回校“学习”为契机，我认识了“难友”辜贵华，后来因为同病相怜，产生了一段恋情，分手后又有不少交集，我曾于她辞世后写过一篇长文《给华姐》，成为与我悼念母亲的《“三春晖”颂》一样，感动过不少读者的泣血之作。
1959年秋季开学后，又发生了一件我生命中的要事：天生桥小学是一所“点校”，下辖若干小学，所以有重要事情就会召集学区内所有教师开会。就在一次这样的会上，我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形：一师低我一级的石家远！原来他分配到附近的梅花山小学了！他在校时也是文学爱好者，非常活跃，当然认识。我还知道，他也在那场“社教”运动中受过批判。我们二人非常投缘，于是时相过从，谈诗论文，互相交流诗作，当然也会借酒浇愁解闷，聊慰孤寂痛苦。我们如今都已经老了，但是友谊诗缘贯串至今，成为我今生的重要收获。
我18岁这一年中，在李井泉执政的四川，突然宣布：从1959年10月1日起，原有粮票作废，一律换用新粮票！这无疑对全川百姓的生活起到极其恶劣的作用。凭每月25斤的定量我本来就难以果腹，全靠母亲补贴接济，这下当然就更为困窘。但是为了我这唯一的儿子，母亲继续节食哺我，致使她自己后来患了“肿病”，身体受到极大的伤害！这又成为18岁那年给我留下的永远的愧悔与伤痛！
关于这段生活，我过去作品中多所涉及，但是对人生非常重要的18岁这个时段却没有集中详叙。在刚刚问世的《我的诗人梦》一书的不少篇章里，不少地方提到对诗的热爱是怎样帮助我度过那些苦难的岁月，对于这条一以贯之的脉络，就不再多提了。
网上关于“18岁”的众声喧哗已渐沉寂，希望我这遥远的回忆能够引起异样的感觉，产生一些深层的思考。苟如是，则这些字就没有白码了。阿门！
【附记】正文没有提及我“见习”的结果，因为那是18岁以后的事情了。在此做一个简单的交代：按说我应该在1960年夏转正分配，然而又一直无理拖延，直到1961年我完全心灰意冷以后，才得以转正分配到毛背沱小学工作。再以后，就打省略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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