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8岁的“右派”
一个18岁的右派 ——“吴小娃”的电话引起的回忆 昨天，在文昌忽然借到一个电话，声音很熟悉，人却久违了：是吴宏光啊！虽然是老朋友，平时没事也没怎么联系。原来他找我是因为早前我们一个共同的打算：去市档案局查找我们各自父亲的档案，以了解其历史。此事后来一直搁置，没有付诸实现。最近他自己去了市档案馆，查到许多他父亲的材料，叫我也去。我说人在海南，只能等返渝后再去了。热心的吴兄却叫我把父亲的名字告诉他，由他先去查查看。——那敢情好，拜托了！谢谢了！于是相约春暖花开的时候在重庆相会。原本以为此事就此暂告段落，哪知这个电话引发了我对吴宏光本人以及我俩友谊的久远的回忆，不能不写篇文字记录下来。这也是颇为沉重的回忆呢。不由想起，才写的那篇《“五八劫”难中的十八岁》，这又是一篇异样的回味“18岁”的文字：吴宏光18岁那年，成为了货真价实的右派！不像我，只戴了一顶隐形的“帽子”。吴宏光是我在重庆一师的同学，比我高两班呢：我1955年进校，他1956年就毕业了。也就是说，我与他真正同处一个校园的时间只有一年。可就是在这一年里，因为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我与他课余有许多交道。比如我们都热爱文学，都是盖达尔文学社、学校戏剧社的社员，还同台演出过呢。我们还一起参加过学校组织的乒乓球比赛，对过阵哩，记得是他胜我一筹。因为他是三年级年龄最小的，毕业时年仅17岁，所以人称“吴小娃”。我还生动地记得一个细节：某天晚饭后，黄昏时，我们散步到学校对面的一条小溪旁，充满向往之情，望着对岸西南师范大学的灯火，遐想能够进入西师的大门······哪知事如人愿，吴小娃1956年毕业后居然被保送进了西南大学中文系。他当然如鱼得水，开始了勤奋的大学生活。一年的时间里，他在课余习作不断，一连在《红岩》等文学刊物上发表了好几篇作品。似乎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就展开在他的面前，令我羡慕不已。又谁知好景不长，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宏光上大学的第二学期，反右斗争彻底毁弃了他的前程。他在18岁就当上了右派！这恐怕应该算是最年轻的右派吧？他当时被打成“大右派”董时光的走卒，我去西师校园看大字报时，就赫然见到一幅漫画，勾画了他为董时光摇旗呐喊的“丑态”，使我大卫震惊。我只知道划为右派一年后，宏光于1958年被发配到大西北某地做苦工，从此音信杳无。若干年后，“文革”期间，他获准回到重庆，在江北石门运输队下力。这时昔日“吴小娃”已经变成饱经风霜的“吴大汉”了。其时我在一所民办中学教书，已经记不起是怎样重新建立了联系，有那么久总会见上一面。通常是他骑一辆自行车到我家去，喝点酒，叙叙旧，发发牢骚。记得他谈过文革中因为有“前科”挨斗，被抄家，抄走了好些珍藏的书籍，损失惨重，为此痛惜不已。有时候他会设法带上一点难得的卤肉以资佐酒，那就锦上添花，更添乐趣了。我有一首诗，就写听见他自行车铃声后的喜悦之情呢。后来，叨光改革开放，宏光头上戴着的“右派”帽子终于摘掉了，他也被安排到重庆市第18中学教语文，晚了20多年才走上讲台。这时我也时来运转，先是转为公办教师，后来转到文化部门工作，要抓群众文学创作，有条件支持宏光的业余创作，如果他重新拿起笔来的话。再后来，我主持重庆日报副刊部，就更加不在话下。但是那些年里，不管我怎样苦口婆心地劝说，动员，对于从前梦寐以求，而今唾手可得的美事，他竟毫不动心，总是不肯重新拿起笔来。我心知他并不是再也不爱文学，他仍然关心着文坛，喜欢购书读书；也不是怕犯错误挨批判，而是把一切看淡了，心如冷灰，再没有那种可贵的创作冲动，创作欲望了。一句话，觉得没意思。哀莫大于心死呀！他的甘愿搁笔，使我不止一次想到这句话。此刻写下，仍然心有余痛。吴小娃比我大两岁，1999年退休，都快20年了。其间有一段时间，因为笔下功夫不错，还受聘于江北区国土局担任修志工作。谢天谢地，现在他就可以安度晚年了。人各有志，人各有好，再别为他放弃文学创作痛心吧。茫茫大海，一朵浪花又算得了什么？反正社会也不缺他几篇诗文，不缺他一个作家。那就等待他在档案馆查阅到我父亲生前的资讯吧，提供些什么信息吧。返渝后咱哥俩儿好好聚一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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