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酒自娱 发表于 2015-12-31 21:38:49

潘颂德《新 诗 偏 至 论》

新诗偏至论                      ——兼论新诗纠偏之道潘颂德当下新诗坛表面看来轰轰烈烈,热热闹闹,且不说官办的诗刊不少,民办的诗报诗刊琳琅满目,目不暇接,诗集大批出版,诗歌评奖接二连三,诗歌事件层出不穷,但透过这些表面现象,人们只要尽可能多读当下报刊上的诗作,浏览一下当下出版的诗集,就会发现,虽然诗作数量多,但精品佳作不多,相当多的诗作格调低俗、粗鄙,语言散漫、粗糙,形式粗劣、丑陋,离深刻的思想,高尚、真实、真诚、真挚的感情,精炼、精致、精美的语言,完美的形式,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新诗偏至其来有自,非今日始。将近40年前,粉碎了四人帮后,结束了“左”的政治路线,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文学创作中人的观念的变化,引起了诗学理念的变化,彻底摆脱了“左”的年代文学离开了对人性的深刻揭示而去表现时代、反映社会的做法,转而注重以诗人个体感受性为基础的对真实性和个性化感情的言说与抒发。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的朦胧诗派强调表现人主体的感情,彻底摆脱假、大、空的创作模式和陈词滥调,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的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思想解放运动广泛展开,经济建设也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思想文化战线,包括文艺理论界,诗坛自然也不例外,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论与诗论纷纷涌入我国。20世纪80年代我国诗坛风起云涌,各种诗歌思潮、流派各领风骚三、五年。1986年起,第三代诗人以另类的身份挑战诗坛,以“反文化、反崇高、反中心”,“反对现存一切”的姿态掀起了一场诗歌哗变。第三代诗人在诗歌语言方面,他们反对传统诗歌注重语言的精炼、韵律,例如“他们”诗歌主张“口语写作”,“大学生诗派”艺术上主张“反崇高”、“消灭意象”,宣称“它所有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粗暴、肤浅和胡说八道”①;莽汉主义追求生命的原生态,摧毁优美,解构崇高,倡导口语。上述第三代诗人的诗学理论、诗歌主张,其实,是反叛现代主义的产物,是后现代主义的派生物。从思想文化史角度考察,后现代主义以激进姿态摧毁了现代思想文化和阶值体系,滑向极端的反传统、反理性、反文化、反秩序、反崇高的邪路。在审美上,第三代诗人消解深度模式,消失历史意识,丧失主体性。显而易见,第三代诗歌的诗学理念和审美习惯,与传统文学、传统诗歌发生了根本性的裂变。以韩东、于坚、周伦佑、李亚伟、欧阳江河、海子、翟永明等诗人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在上述诗学理念指引下,从中心走向边缘,走向虚无主义,致力于表现生话的荒诞与不确定性,表现琐屑与丑态。在语言诗学方面,他们极力主张去掉语言被文化的遮蔽,将诗歌从文化语义的限定中剥离出来,从而实现“三逃避”和“三超越”——“逃避知识、逃避思想、逃避意义;超越逻辑、超越理性、超越语法”②。从以上简略的回顾中,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第三代诗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上世纪末,从诗学理念到创作实践,将新诗引向了偏至,导致了科学合理的新诗审美标准的丧失和新诗创作的混乱。一批又一批年轻的诗歌作者在已经偏至了的新诗理念、诗作的熏染下,津津乐道于格调低俗、粗鄙的“口语诗”、“口水诗”,从创作到评论,出现了恶性循环,新诗更加一蹶不振。环顾今日的中国新诗坛,公开出版的诗歌报刊、文学刊物,每天发表的大量诗作,优秀的诗篇实在少而又少,大多数是平庸之作,有相当一部份是伪诗、劣诗,甚至连一些专业机构、专业人士编选的新诗选本,也难觅优秀之作的踪影。手头正好有两本新世纪“十年诗选”。一本是李少君、张维主编的《十年诗选(2000——2010)》③,我们先挑打头的杨键诗三首的第一首《冬日》来看:“一只小野鸭在冬天的湖面上,/孤单、稚嫩地叫着/我也坐在冰冷的石凳上,/孤单、稚嫩地望着湖水∥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就是两只绵羊/正走在去屠宰的路上,/我会哭泣,你也会哭泣/在这浮世上”。诗作运用拟人手法,以小野鸭的孤单衬托“我”孤单的感受。且不说第一节渲染了“我”孤单、稚嫩的感受,对于读者来说,没有什么积极意义。第二节进而把自己比作绵羊,任人宰割而会哭泣。诗作渲染了消极感伤的人生感受。再看书中蓝蓝诗三首的第一首《歇晌》:“午间。村庄慢慢沉入/明亮的深夜。∥穿堂风掠过歇晌汉子的脊梁/躺在炕席上的母亲奶着孩子/芬芳的身体与大地平行。∥知了叫着。驴子在槽头/甩动尾巴驱赶蚊蝇。∥丝瓜架下,一群雏鸡卧在阴影里/间或骨碌着金色的眼珠。∥这一切细小的响动——/世界深沉的寂静。”平铺直叙地展示了夏日乡村歇晌的几个镜头,由于缺乏对生话的开掘与提炼,因而毫无诗意。有的诗语言异常散漫、拖沓,对生话语言没有提炼、加工。如书中桑克诗二首的第二首《十八里》,写步行十八里回家时路上所见所感。诗共五节,且录第三节:“我单脚踩着铁轨,轮换移动,左右摇摆,/象走钢丝,又像新生的鸭子,紧张而激动。/我测验着自己平衡的能力,走多少步才跌下?/玩了五次就厌了。我茫然走着,铁路两旁,/田都收了,有茬有土,从里到外荒凉。”语言啰嗦、散漫,报流水账,毫无诗美可言。看得实在乏味了,且看另一本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选编的《十年诗歌精选》。书名《十年诗歌精选》,实际是新世纪头十年每年选一本出版,手头一本是2006年度选本。选编者在《编选说明》中说:“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成上的微妙变化。”负责这一卷诗歌选编选工作的是著名诗人、诗评家韩作荣,书末有他一篇题为《一唱三叹》的编后记,其中说,编罢这本2006年度诗选,“掩饰不住内心喜悦,要为当下中国当代新诗大唱赞歌。赞叹“诗人之众,诗歌质量之高”,“赞叹那些逼近纯粹、潜心写作的诗人”,赞叹“当物欲横流,物质消费的膨胀性力量弥漫之时,仍有这么多诗关注精神生活,关注心灵与生存的现实,确是难能可贵”。读了《编选说明》与“编后记”,我真以为所选诗作一定是篇篇佳作、首首精品。粗读之下,发觉书中确有精品,如高凯的《我被一幅眼镜看了很久》就是含蕴深厚的佳作。但是,凭心而论,书中入选的诗作,也有一些是平庸之作。且让我们来看其中的两、三首吧!哑地的《狗图腾》:“2005年3月8日,某电视台/介绍了一个女强人/把一条狗养成一群狗/然后再把一群狗换许多钱的艰难/历程/其间播了很多她和狗亲近的镜头/她对着镜头动情地说/又一次一条值二十几万的纯种狗/生病/她一连几夜都陪在它身边/为了证明产品的质量/她曾把一条狗丢进一群狮子中间/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知道,世界上有一种/敢和猛兽厮咬的狗叫藏獒/那个因养狗而发了财的女人的名字/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图腾,是指原始社会的人认为根本氏族有血缘关系而加以崇拜并用做氏族标志的某种动物或自然物。作者所不厌烦地抒说的“狗图腾”其实是“钱图腾”。诗中的女强人有一次因一条值二十几万的纯种狗生病而一连几夜都陪在它身边。如果那狗不值钱她会在它生病时陪在它身边吗?很长时间里,中国人穷怕了。一旦社会从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人们有了致富的可能,就一切向钱看了。诗中的那位女人,以狗为图腾,这是她的悲哀。诗应该是庸常生话中的向上一跃。又如书中于耀江的《空的椅子》:“夜晚 或没有人来/对面的椅子就是空的∥你只能面对空的椅子/感到一个瞬间里的目光/多少有些夸张/每个夜晚的来临/你都会把一壶水烧开/无法平静地等待楼道里的脚步声/经过倾听 又拾级而上∥烟在这个时候不能不抽/不能不一支接上一支/什么牌子和价格∥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烟雾包围而来/在一支烟的燃烧中变成一节虚词∥然后你站起来/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望着自己座过的椅子还是空的”。读过这首诗以后,除了感觉生话的空寂以外,实在也就一无所有了。任何一首诗,都应当引导读者读过之后思考,为人生做点事,使生话丰富充实。这一首诗选自《诗刊》2006年6月下半月刊。再看书中也是选自同一期《诗刊》的辰水的《垂死记》:“父亲,那是你的油灯/如今翻了/那是你的手指甲/如今瘪了/那是你的肺/如今坏了/那是你身上的肉/如今被病魔割去几十斤∥父亲,这是如今的你/烧成一包骨头渣的你/被关在盒子里的你/被埋进坟墓里的你/父亲,北风吹起,雪落满坟头/你是这些灰中的灰”。如果说前一首《空的椅子》不过仅仅渲染一种空寂境界,那么,这一首《垂死记》抒写的更是一种死灭的情景,作者以零度感情写父亲的死亡。读这样的诗,毫无审美感受、精神感发可言。这样低俗、毫无积极意义的诗作,居然能登而皇之地发表在我国第一诗刊,足以说明2006年6月间编发《诗刊》下半月刊的编辑没有确立正确的诗歌理念。岂知这样的诗居然还能入选《十年诗歌精选》。在我看来,选家的诗歌理念也一样存在不少问题。虽说多年来我国当代诗坛进入低俗、粗鄙状态,好诗不是很多,但是,只要选家确立了正确的诗歌理念,选诗时视野再开阔一些,放眼全国各地公开发行的诗刊、文学刊物、报纸副刊和民间诗刊,还是能选到不少好的和比较好的诗篇的。二、三十年来新诗偏至,从创作到诗学理论批评,都出现了低俗、粗鄙的局面。为了净化和振兴新诗坛,诗歌作者、诗人们创作出好诗,诗人、初学写诗的作者们、从事诗歌编辑的编辑以及新诗的评论、研究、教学,乃至诗歌的广大读者,首先必须树立正确的诗歌理念和好诗观。什么是诗?或者说诗的本质特征有哪些?三言两语的确说不清楚,但是综观古今中外诗论家关于诗的论述和我们个人多少年来读诗的体会,我觉得,凡称得上诗的,大抵必须具备八个条件:一、高尚深刻的思想;二、丰富健康的感情;三、新颖的立意和构思;四、生动的意象;五、深邃的意境;六、精炼的语言;七、严谨的形式;八、和谐的节奏和韵律。在确立了正确的诗歌理念之后,还必须树立正确的好诗理念,努力创作好诗。那么,什么样的诗称得上好诗呢?或者说好诗必须具备哪些条件?诗评家陈仲义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好诗标准一直是诗歌界长期争论、纠缠不清的难题。针对‘尺度’失范局面,从接受美学出发,结合诗写实践与阅读经验, 试图在传统好诗主要标准——‘感动’基础上,加上其它尺度:精神层面上的‘撼动’、诗性、思维层面上的‘挑动’、语言层面上的‘惊动’,共组现代诗审美意义上的‘四动’交响。”⑤陈仲义从读者反应角度提出好诗“四动”说,启发我们思考好诗的标准。诗评家张德明提出了一个好诗公式:“好诗=精巧的结构+优美的文字+真挚的感情+(深刻的思想)”,认为“如果一首诗能同时拥有这四种要素,那么这样的诗歌必定是一首优异之作。”⑥张德明兼顾了新诗的思想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言简意赅。上世纪九十年代,诗评家邹建军曾撰文提出了好诗、大诗各自必须具备的四个条件:好诗必须感情真挚、诗意含蓄、意象生动、语言凝练。大诗必须抒写与表现时代主体精神;抒写与表现民生疾苦,为大众代言,抒写和表现厚重的人生体验、深刻的生命哲学,必须具有开创一代诗风的新诗形式。⑦邹建军在提出好诗的命题之外,更提出大诗的命题,不但有诗学阶值,更有现实意义。他所提出的好诗、大诗各自必须具备的四个方面的条件,也都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在以上诸家以及别的诗歌理论批评家提出的好诗条件基础上,继续深入探讨,求得诗人、诗论家与广大读者对好诗、大诗审美标准的共识,这对新诗的阅读、鉴赏、创作、教学、编选、评论、研究,都是大有好处的。其次,针对当下新诗低俗、粗鄙的现状,应当大力倡导崇高、优美的诗学范畴。新诗诞生近百年来,形成了崇高、优美、飘逸、沉郁、空灵、丑、怪诞、悲剧性、喜剧性等多种多样的美学范畴并存而统一的格局。這种种新诗美学范畴,姚黄魏紫,各有千秋,各有自己的审美价值。在新诗偏至的当下,特别有必要提倡崇高、优美的新诗美学范畴。崇高作为美学范畴,或体积、力量巨大,或精神上雄伟,令人惊心动魄、崇敬神往,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最高体现和形象显现。“五四”时期,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笔立山头展望》、《天狗》等诗篇,意象宏大,意境壮阔,充满了五四时代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成为我国现代新诗崇高风格的先声。优美作为审美范畴,以婉约、柔和、清秀、妩媚、娇艳、轻盈、典雅等审美风格,唤起观赏者的愉悦、爱恋等审美感受。仍以“五四”时期的新诗来说,小诗派的代表诗人冰心与湖畔派诗人冯雪峰、汪静之、潘漠华、应修人等一群青年诗人的诗作,风格清新、自然、率真,呈现优美的诗歌审美风格。他们的优美风格与郭沫若“五四”时期的崇高风格,共同推动了新诗的发展,共同满足了新诗广大读者多样的诗歌审美需要。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侵入、影响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后现代主义反传统、反理性、反文化、反崇高。我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三代诗人受后现代主义影响,在诗作中暴露丑、展示丑,他们的诗作充满脏字、粗话,展示丑陋的意象。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大学生诗派”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影响下,艺术上主张“反崇高”,宣称“它所有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粗暴、肤浅和胡说八道”⑧。千万不要低估了第三代诗歌主张、诗作的负面影响,正是在他们的诗学主张、诗作的影响下,我国新诗坛近二、三十年来,相当数量的诗作思想低俗、感情粗鄙、语言粗糙,严重污染了我国诗坛,败坏了读者的胃口,影响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此,新诗界必须拔乱反正,正本清源,倡导崇高、优美的新诗美学范畴与风格,才能逐步使我国新诗界走上正途,走向坦途。第三,必须引导青年诗歌作者注意学习我国古典诗歌,认真学习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在继承我国古典诗学、诗艺的基础上发展、繁荣新诗。第三代诗人以叛逆者的身份,以极端的反传统,拒绝学习与继承我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和优秀诗艺。再加上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中、高等教育质量的严重滑坡,许多大学毕业生母语水平差,所有这些导致年轻一代新诗作者的诗作,不但思想感情缺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涵蕴,艺术表现上年轻的新诗作者不会,自然也就不能充分利用我国语言文字的诗性诗质与语言方面饱蕴韵律节奏的特点,因此他们诗作的语言缺乏中国韵味。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说:“最严重的错误,便是对于传统的彻底否定。一个作家要是不了解传统,或者更加危险,不了解传统而要反传统,那他必然会受到传统的惩罚。”⑨学习、继续古典诗歌,除了学习、继承古典诗词的人文精神、仁者情怀外,一要学习、继承古典诗词重视提炼意象、意境创造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二要学习、继承古典诗词锤炼“诗眼”的传统;三要借鉴我国古典诗词的常用意象;四要学习、继承我国古代诗人严谨的创作态度。最后,振兴新诗,必须加强诗人的修养。鲁迅曾经说过,从血管出来的都是血,从水管出来都是水。可见,诗人只有不断加强自我修养,才能创作出好诗、大诗。诗人的修养包括人文修养、语文修养、诗学与诗艺修养。纠正新诗的偏至现象,说到底,关键在于诗人不断地提高人文修养、语文修养、诗学与诗艺修养,才能不断地创作好诗、大诗酬答祖国、时代与人民,才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涨的诗歌审美需要。注:①⑧尚仲敏《大学生诗派宣言》,《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21日。②周伦佑、蓝马《非非主义诗歌方法》,民刊《非非》创刊号,1987年,成都。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10月第一版。④漓江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⑤陈仲义《感动撼动跳动惊动——好诗的“四动”标准》,《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一期,转引自张德明《新世纪诗歌八问》,《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6期。⑥张德明《新世纪诗歌八问》,《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6期。⑦邹建军《大中华诗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代出版。⑨余光中《幼稚的“现代病”》,转引自鲁德俊编著《诗是什么——古今中外诗论集萃》,中国书籍出版社2014年8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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