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万龙生 重庆：格律体新诗的重镇
重庆：格律体新诗的重镇 万龙生 一、 释题何谓格律体新诗？需要略作解释。简而言之，亦即何其芳于1950年代命名的“现代格律诗”也。这种诗体以现代汉语为载体，却遵从一定的格律规范，从而迥别于目今流行的毫无章法可循的“自由诗”。本文不是探讨格律体新诗本身，而是着重梳理重庆与格律体新诗的密切关系。 二、格律体新诗发展述略 众所周知，新诗是在1918年诞生的，距今刚好100年。正因为如此，今年新诗百年的活动此起彼伏，声势浩大。但是林林总总的议论声中，有关格律体新诗的话语甚少，针对这一状况，我为西南大学举办的第六届华语诗论名家国际论坛提交了题为《新诗百年：格律体新诗岂能缺席》的论文。所幸主事者将其列为大会主题发言之一，格律体新诗算是没有“缺席”。其实格律体新诗早在新诗发展初期就产生了。因为改用现代汉语为诗的语言载体，而以现代汉语写诗却没有现成的格律可资遵循，那么以胡适为代表的早期白话诗人就只能仿照国外已经开始流行的自由诗体来写作了。然而中国以至世界诗歌向来就都有着悠久的格律传统，音乐性从来就是诗与生俱来的基因，所以一些有识之士从1920年代就开始考虑新诗的格律建设问题。1923年开始，一些有此倾向的诗人就开始集结，1926年闻一多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诗的格律》一文，提出了鲜明的主张，团结了一批诗人，形成了“新月派”（1），朱自清将其称为中国新诗史中第一个“格律诗派”（2）。作为新诗格律建设主力的新月派在1930年代初期以后逐渐解体，而新诗格律的研究与创作仍有流波余韵。但掀起一个新的新诗格律建设高潮须待1954年何其芳发表《关于现代格律诗》（3），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巨大反响。尽管由于诗外的原因，这一浪潮未能继续澎湃，但是却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1980—90年代，“新月派”得以正名，现代格律诗随之掀起新的浪潮（4）。由于现代派新诗的冲击，现代格律诗的发展势头在20世纪之末逐渐消退，但是得网络之助，又在本世纪之初卷土重来，2005年“古典新诗苑”部分诗友在合肥聚会，决定更名为“东方诗风”论坛，以建设新诗格律为宗旨；由于诗词呈复兴之势，为避免混淆，遂将“现代格律诗”改名为“格律体新诗”，从此不断扩大影响，得到蓬勃发展，直至如今（5）。纵观格律体新诗曲折的发展历程，我认为这种体现了诗歌文体本质特征、能够继承中国古典诗歌优良传统的诗体具有远大的发展前景，在本世纪内将会取得巨大的进展，从而跻身于中国诗坛的重要地位。以上是对格律体新诗近百年来的发展脉络所作的简要勾勒。那么，这一切与重庆有何关系，重庆何以能够称之为“格律体新诗重镇”，乃是本文论述的主要内容。三、朱大枬——重庆格律体新诗的祖师上述“新月派”中，有3位英年早逝的诗人入选陈梦家编选的《新月诗选》（6）。其中的朱大枬是重庆巴县籍人氏，只活了23岁（1907——1930）。《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7）对他做了简略的介绍：“1921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1923年与同学蹇先艾等组织文艺团体曦社，出版不定期刊物《爝火》，并开始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诗歌。1924年考进交通大学运输系。1926年《晨报副刊·诗镌》创刊，是该刊主要撰稿人，不断在该刊和《现代评论》上发表新诗作品，成为‘新月诗派’诗人之一。”《现代格律诗发展史》对朱大枬的介绍更详细一些，称他为“最早尝试新格律诗的新月诗人，曾与同学王余杞、翟永坤合著诗集《灾梨集》。1930年中秋节前夕，由于严重的肺结核消磨了身体，他溘然长逝。朱大枬一生没有结婚，亲友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香山的红山头。”据《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所列《编选用诗集及诗刊目录》可知，他在《爝火》中的那辑作品命名为《斑斓》。朱大枬还进入了《20世纪重庆文学史》（8）。该书第二章对他做了如下评价：“在朱大枬短暂的一生中，创作的新诗虽然不多，但诗歌艺术水平却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朱大枬的诗歌，追求意象的鲜明，节奏的谐和，诗节的匀称，辞藻的色彩感，使听觉和视觉全能感应艺术的美，深得新月诗派新格律诗的真谛，又不乏个性化的创新。”有论者称其张作品其作品“幽晦玄妙,风格独具”（9）。这些评价与选家的眼光是一致的：陈梦家编选的《新月诗选》包含18位诗人的80首诗，而朱大枬就入选6首，比例甚高；权威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中选入朱诗7首，而198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月派诗选》则在陈编《新月诗选》基础上扩容，仍然是那18位诗人，朱诗增加到12首，数量与卞之琳相当。在以上选本中，毫无例外地都有1926年发表在《晨报·诗镌》的短诗《笑》，不妨录以备赏： 赤霞纱裹跳着一炷笑，轻盈的，是红烛的火苗，有的笑，温慰你暗淡的长宵。 翠羽湖裹摇着一朵笑，清清的，是白莲的新苞，有的笑，清醒你昏沈的初晓。 青铜鞘里跃着一柄笑，霍霍的，是雪亮的宝刀，有的笑，割绝你灵府的逍遥。此诗层层递进，以三个比喻状笑，表现爱情的魅力，确实巧妙独到，给人以深刻印象。在形式上则更具匠心，每行押韵，三节参差对称，开如今格律体新诗三种体式中“参差（对称）体”之先河，与通常所见的整齐体大异其趣。
综上所述，英年早逝的朱大枬是新诗第一个十年中“格律诗派”的渝籍代表，堪称重庆格律体新诗的祖师。
除朱大枬外，当时在受新月派影响走上诗坛的重庆籍诗人还有何其芳。多年以后，他回顾自己写诗经历时曾说自己一个时期曾经写过“每行字数整齐或有规律并且押韵的诗”（10），就是明证。或许这段历史因缘，正好成为他日后提倡“现代格律诗”的潜在诱因呢。
需要指出，几乎在新诗诞生同时，有识之士就开始注意新诗格律问题，做过思考；新月派解体之后，仍有诗人、学者探索新诗格律。不过直到1954年何其芳发表《关于现代格律诗》之前，这种以现代汉语为载体、按照一定规则写作的诗体尚无一个公认的名目，这段长达30年的时期姑且名之曰“未名期”吧。在此期间，仍有以写自由诗为主的诗人偶尔写出符合条件的格律体新诗（今名），应予注意。例如郭沫若的《Yenus》、邓均吾的《友谊》、戴望舒的《烦忧》即是。而这不是正好说明格律是表现某种题材的客观需要吗？有鉴于此，把虽然不是重庆籍诗人，却与重庆有着密切关系的郭、邓二君的上述作品列入本文视野是完全适当的。
四、 重庆•现代格律诗时期
（一）何其芳——现代格律诗的旗手
前文提到的1954年，是新诗历史上一个重要年头，更是格律体新诗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重庆万县籍诗人、诗歌理论家何其芳为解决青年读者对新诗的一些疑虑，，1954年，他专门写了《关于现代格律诗》（见注3）一文，就建立现代格律诗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对其具体操作方式，主要是行内分顿（亦即音组、音步）和行末押韵，进行了系统而又周详的论述。他还提出了现代格律诗不能采用五、七言体的理由。他的这一系统理论是在研究了中国古典诗歌和民歌的传统，以及“五四”以来新诗创作的实践经验，并借鉴了外国诗歌的形式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引起诗歌界对于新诗形式问题的重视，以至中国作协连续召开了3次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讨论会。一时整个中国新诗诗坛出现了向格律靠近的风气，进而产生了一些符合要求的现代格律诗，更形成了一种四行一节（不顾及顿数一致），每节偶行押韵的可以称之为“半格律诗”的体式。他提出的这个著名观点就是现在也有现实针对性：“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适合它的现代语言的规律的格律诗，是一种不健全的偏枯的现象。”有鉴于此，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将何其芳尊为现代格律诗的旗手。
惜乎何其芳提出现代格律诗因为使用现代汉语，不宜采用五、七言句式，这一正确观点后来与“新民歌运动”扞格而遭致批判，导致现代格律诗进程受挫，几乎停顿了20年之久。但是其影响却一直延续下去，我们在后来“朦胧派”的代表作品中还可以很容易看到“半格律诗”的身影。
作为一个诗歌理论家，对于新诗格律建设的贡献，除了上述“旗手”的尊荣他当之无愧，还有“命名者”的身份也不能忽视。因为在科学研究中，对一个新品的命名，对于研究的持续、深化是至关重要的。试想，倘若一个孩子出生了不取名字，不上户口行吗？“现代格律诗”称谓后来沿用多年，直到2005年才有人提出以“格律体新诗”取而代之，并基本上得到学界认同（后详）。因此，我们在格律体新诗史中，不妨将1954——2005年这半个世纪称做“现代格律诗时期”。1954——1977为前期，1978——2005为后期。惜乎何其芳于1977年病逝，没能在后期继续为现代格律诗发挥作用。
作为一个理论家，在那学术自由得不到保障的时代，捍卫自己学说，与错误批判抗争的勇气，在何其芳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令人钦敬。在1958年兴起的“新民歌运动”中，何其芳的现代格律诗理论遭到排炮般的猛烈抨击，他却梳理出遭到指责的13条原则性“错误”，写出反批评文章（11），点名道姓，痛快淋漓，据理反驳，写下了当代文学批评史上精彩的一页。因此，我们又可以把何其芳称之为现代格律诗的“辩护士”。
（二）重庆诗人在现代格律诗前期
1958年以后，尽管“现代格律诗”很少有人提及，但是其潜在影响对于中国新诗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以重庆而论，这种影响怎样呢？看看《中国现代格律诗选（1919——1984）》一书中重庆诗人的入选名单吧，除去郭沫若，邓均吾，臧克家，冰心、李华飞是选其1954年前的作品，其他有作品入选的诗人依目录为序是：何其芳，邹绛，梁上泉，罗泅，万龙生，穆仁，陆棨，方敬，张大成，张继楼，柯愈勋，雁翼，何吉明，野谷，张天绶，林彥、艾青、王致铨，沙鸥，张永权，杨山，何培贵，杨永年，傅天琳，王庄，竟达25人之多。入选的诗作当然远多于此数。其他现代格律诗选本还有吕进、冉庄、张永枚、杨大矛的作品，阵营可谓壮大。他们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写于1978年之前或稍后，总体属于前期。其中有三种情况：重庆籍诗人，重庆籍主要只外地工作的，外籍诗人中重庆居留时间较久的，把他们列入其中都顺理成章，不成问题。就写诗的倾向而言，又分三种：有明显格律追求的，如何其芳、邹绛、万龙生、陆棨；有明显格律倾向的，如臧克家、梁上泉、张继楼、沙鸥、柯愈勋；以写自由诗为主，现代格律诗偶一为之者，如郭沫若、方敬、杨山、傅天琳等。
在此期间，在整个中国诗坛影响很大的前两者不乏其人，试举几例：
梁上泉（1931——），著有诗集20余部，新中国第一代著名诗人。其新诗创作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还是一位卓有成绩的歌词家。2017年11月获“中国新诗百年”全球华语诗人诗作评选“杰出贡献奖”。其诗作具有明显的格律倾向，其中一部分就是符合条件的格律体新诗。大量创作六行独体诗，辑为诗集《六弦琴》，体现了梁上泉对新诗格律的自觉追求。值得一提的是，其长子梁芒承继世家风范，系我国著名歌词作家。歌词其实应为歌诗，多段体歌词必须讲究节与节的对称，往往是合格的参差体格律体新诗。
陆棨（1931——），诗人，重庆市歌剧院专职剧作家，著有诗集《灯的河》、《重返杨柳村》，作品追求民族风格，特别适于朗诵。自创一种包括标点符号在内每行均为13字的整齐式诗作。《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第16章为第2节将其列入现代格律诗范畴与万龙生同述。
沙鸥（1922——1994），1940年用沙鸥笔名开始发表作品。1951年调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工作。1957年在《诗刊》担任编委。1986年离休后定居重庆，为重庆市文史馆馆员。著有诗集20余种，晚年以八行诗著称，人称“沙八行”。2017年11月，获“中国新诗百年”全球华语诗人诗作评选“终身成就奖”。
三、重庆诗人在现代格律诗后期
顺应全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20世纪诗学手册》（12）称之为“现代格律诗的再起”重要现象的潮流，重庆随之也进入了“现代格律诗后期”，研究与创作都有不俗的表现。
邹绛是以带头人的身份出现的，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现代格律诗选（1919——1984）》是第一部详实的格律体新诗选本，《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认为它“充分展示了新诗诞生以来格律诗创作的实绩，清晰地勾勒出其发展演变历程”，很有价值，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现代格律诗所作的分类为后来成熟的“三分法”提供了基础。其序言言简意赅，视野宽阔，将古今、中外格律诗作了比较，对现代格律诗的发展前景做了展望，是一篇新诗格律建设中富有创见的重要文献。邹绛自己的作品则辑为《现代格律诗选》，收诗114首，其时间跨度十分罕见，从1942——1992，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内容丰富，体式多样，是现代格律诗中的优秀之作。
万龙生（1941——）是多年前就开始膺服闻一多理论，默默开始现代格律诗尝试的。1990年代连续出版了《戴镣之舞》《献给永远的情人》《万龙生现代格律诗选》（13）三本诗集，其《诗选》按照他的理念分为“整齐式”、“参差式”和“综合式”（后改称“复合式”），以及四行、八行、十四行三种“固定诗体”（后改称“定行诗体”）几类编排。这可能是第一部分类编排的个人现代格律诗集。万龙生同时也从事理论思考，写出了《格律体新诗的无限可操作性》一文，提出现代格律诗在“三分法”前提下具有“无限可操作性”的理论，得到了诗坛泰斗屠岸先生的首肯（14）。他还提出了中国未来诗歌“两种双轨制”的设想：“一是自由诗和格律诗并行不悖的体制；而是格律诗内部新体格律诗和当代诗词相辅相成的体制。”（15）
《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在描述1990年代重庆新诗时指出：“现代格律诗，不仅是邹绛、万龙生为代表的中老年诗人主要使用的体裁，而且一部分中青年诗人也开始加盟。”这本史书还记录了1997年11月在西南师大举行的’97中国新诗现状研究会上，吕进提出了“诗体重建是当前中国新诗面临的重要而迫切的课题”的主张，实际上是为日后揭起新诗“二次革命”大旗的先声；而“余见等为此呼吁人们关注现代格律诗，重申新诗的无限多样的格律化主张”。这些呼声引起了反响，北京《文艺报》和上海《文学报》都发表文章，回应了“诗体重建”的话题。
这一时期，西南大学陈本益教授（1944——2018）写就的《汉语诗歌的节奏》（16）是重庆的现代格律诗理论研究的重大建树。节奏的规律性是任何时代、语种的格律诗最重要的条件，而研究汉语诗歌节奏的专著此前尚未出现。作者学识宏富，博古通今，对汉语诗歌节奏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此书对于新诗格律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作为国内第一家专门的新诗研究机构于1996年6月成立，是百年新诗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全国产生了轰动效应（17）。在方敬、吕进、邹绛三巨头的带领下，创办了所刊《中外诗歌交流》，取得了一系列卓异的研究成果，培育了一大批新诗研究、教学力量，居功至伟。其对于格律体新诗的发展所起的巨大支撑作用，留待下文详述。
2005年，由深圳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主编了《中国新格律诗选粹》一书，时限延后至2005年，这是继邹选之后现代格律诗精品力作又一次集结，充分显示了活力，体现了价值。入选的重庆诗人亦达20余位，更引人注目的是此书30位编委中，重庆就占了6位：万龙生，毛翰，吕进，梁上泉，钱光培，穆仁（按原书姓氏笔画排列）（18）。
由于新诗领域“现代风”的盛行，发表园地的缺少，本时期重庆现代格律诗在创作上大多呈零星状态。除上述邹绛、万龙生有现代格律诗结集出版外，尚有《端诚诗文卷》（19）内《新体诗》一辑计25首，均为现代格律诗，多为整齐体。值得注意的是几首八行诗显得特别优雅精致；《赠L君新婚》则风趣幽默，别出心裁。《过儿时旧居》则是一首成熟的4433节式意大利体十四行诗，写人生感触，令人心动。诗人以今语今律所译两首李杜名作显示了深厚的功力。这些作品，诗人日后格律体新诗的成就由此可见端倪。
这期间有一事必须提及，否则很可能湮没于历史的潮汐：1989——1991年，重庆诗歌研究会出版的《银杏诗报》对现代格律诗青眼以顾，分别发表了《邹绛现代格律诗四首》、《万龙生现代格律诗选》、《王端诚现代格律诗试作》和薛继洲、邹雨林等具有明显格律倾向的作品，成为当时一个国内少有的现代格律诗园地。在第四期还发表了万龙生一组十四行诗的“试吟”，并在“诗观”的表述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追求“诗之格律美”的主张和对外来格律形式移植的兴趣。
五、 重庆•格律体新诗时期
一、“东方诗风”论坛的建立
在20、21世纪之交，诗坛现代派浪潮愈演愈烈，现代格律诗一度显得沉寂，不如人意。幸而网络文学横空出世，使现代格律诗再现生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2005年，原“古典新诗苑”诗歌论坛部分成员在安徽合肥聚会议事，做出两个重要决策：一是鉴于传统诗词复兴已成定局，原用“现代格律诗”称谓已经不宜仅仅用于新诗，决定将其改称“格律体新诗”以示区别；二是“古典新诗苑”名称亦不确切，更名为“东方诗风”，并决定以新诗格律建设、建立格律体新诗为论坛宗旨。重庆万龙生到会，对此起到重要作用。
此后，“东方诗风”就成为格律体新诗的一个重要理论据点和作品园地，大大促进了格律体新诗在新世纪的发展。而更多的重庆诗人陆续加盟这一论坛，发挥重要作用，逐渐使重庆成为该论坛的基地。从2005年起，“东方诗风”每年在一个城市组织一次全国性聚会，议事、研讨、行吟，产生了很大影响，取得了丰硕成果。在这些活动中，少不了重庆诗人的身影。2007年的年会就是由重庆诗人承办，在重庆举行的。事后推出了诗集《行吟在巴山蜀水间》。这种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交织，取得重大成果的方式，在全国实属罕见。
论坛先后出版了《新世纪格律体新诗选》《东方诗风论坛2006格律体新诗选》《东方诗风格律体新诗选》（20）三本格律体新诗选；2007年编印了《东方诗丛》共六本格律体新诗集，由雅园出版公司出版。完全体现论坛宗旨，理论与创作并重的《东方诗风》年二刊也于2009年问世，迄今已经出版20期。书刊的编辑，印务发行工作大多皆重庆诗人担当，其中的作者也有许多重庆诗人。重庆诗人中，还有万龙生、王端诚、龙光复、周琪、尹国民、蒋泽民分别出版了个人格律体新诗集。《重庆诗词》《诗缘》《南山风》《永川文学》等经常发表格律体新诗，《银河系》刊出过《重庆格律体新诗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重庆市文史馆主办的《重庆艺苑》季刊于2015年夏季号开始改刊，由吕进出任主编，其中由副主编万龙生执编的《诗韵中华》板块设《东方诗风》专栏，以发表格律体新诗为主，成为格律体新诗一个稳定的园地。
2012年，在重庆举办了3场纪念“东方诗风”创办10周年（含前身“古典新诗苑”）活动，12月出版的《东方诗风》第9期为纪念专号，影印了屠岸、梁上泉、高平、吕进、丁国成、朱先树、刘章、赵毅衡\陆正兰、许霆、台客（代表台湾《葡萄园》诗刊）等著名诗家的贺词，刊登了《大事记》、历史文献、诗选等。
二、中国新诗研究所：理论建设的阵地作用
新诗格律理论的建设在新世纪以来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对此，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起到了阵地作用。
2007年作常熟举行的全国破天荒第一次新诗格律与格律体新诗研讨会，该所就是发起单位之一，并派时任所长的蒋登科教授参与主持，万龙生、王端诚参加并发言。会后由《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发表了详尽总结研讨成果的《纪要》，民刊《诗评家》推出了研讨会论文专号。上海《文学报》特派记者采访，对研讨会做了报道。
从2004年起，该所就开始举办华文诗论名家国际论坛，迄今已经6届，每次都以新诗格律理论作为研讨重要内容。在首届论坛，石破天惊，吕进提出新诗“二次革命”论，推动新诗的再次复兴，面临三大前沿问题：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传播方式重建。其诗体重建的一大重点就是建成现代格律诗（即“格律体新诗”）。此后各届论坛都毫无例外把新诗格律研究作为重要课题，有时候还安排相关内容作为大会专题发言。去年10月举办的第六届论坛以纪念新诗百年为主题，安排万龙生做了题为《新诗百年：格律体新诗岂能缺席》的主题演讲，发出了格律体新诗界的声音。
2007年，吕进主编之诗学专著《中国现代诗体论》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其第五章为《格律体新诗》，详细论述了格律体新诗产生的必然性、发展历史与目前基本形成的格律规范，第一次将格律体新诗纳入诗体系统予以论述。
该所自2009年起，创办了《诗学》年刊，其中设《格律体新诗研究》专栏，今年出至第10期。共发表论文数十篇，作者有各地学者、诗人，对格律体新诗历史、格律规范进行研究外，还对一些重要诗人进行评论，其对格律体新诗的促进作用不可低估。
三、两次格律体新诗的宣言及其他
2012年，7月在重庆举行了全国第二次新诗格律•格律体新诗研讨会，称为“酉阳论坛”，有来自各地的近百名诗人、学者参加，结合采风活动，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万龙生的主题发言题为《诗体重建的硕果》，从七个方面总结了新时期以来格律体新诗的进展情况：由新诗“二次革命”的提出，提高了新诗格律建设的战略地位；肯定了“格律体新诗”这一准确的命名；对新诗格律建设的历史进行了清晰的梳理；以“齐言等步”的行式规定了诗行节奏的准则；以“程式化音步”消释了历来音步划分的疑难；确立整齐式、参差（对称）式、复合式的“三分法”分类，并照此编制出格律体新诗的体系；以网络平台解决了在自由诗统辖诗坛状况下的发表园地、推行渠道问题。论坛还发表了《东方宣言（关于新诗格律与格律体新诗）》，现场或网络、电邮签名的重庆及各地诗人达百名之多。研讨与采风成果次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桃源在我心》（21）一书。
重庆的“东方”诗人从2010年起几次代表“东方诗风”论坛与成都“中国格律体新诗网”举行多次会谈，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商讨，达成一致，发表《会谈纪要》，有力促进了格律体新诗事业的健康发展。
2013年，部分在渝“东方”诗人成立“渝水诗社”，出版《渝水》诗刊。该刊由重庆市诗词学会主管，秉持格律体新诗、诗词、自由诗三足鼎立的诗歌理念，力主形成诗坛的良好生态，成为富有特色的一家民间诗刊。2017年11月，重庆市诗词学会成立25周年庆祝大会的主题报告中还将其作为成绩列入。
在重庆的“东方诗风”诗人，近年来经常参加全市的重大诗歌活动，朗诵格律体新诗作品。渝台海峡两岸诗歌交流活跃，甚至吸引了外地“东方诗风”成员参加。2011年，黄中模、万龙生、王端诚、龙光复、尹国民参加了重庆市诗歌界赴台回访活动，交流、采风，成果累累；2012年，他们加上奉春，又参加了渝台新三地中华诗歌座谈交流活动。这样，就把格律体新诗的理念带到了台湾、新加坡。两次交流的论文与行吟作品都汇编为《两岸诗星共月圆》两集，出版印行（22）。
2016年10月，由多家单位联合主办的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万龙生因病未能到会，但是提交的论文《闻一多：格律体新诗之父》载入了《2016年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4）。这是首次为闻一多先生加以“格律体新诗之父”的冠冕，确立了他的开拓之功。
2017年9月23日上午，由西华大学文学院、四川省诗词协会格律体新诗委员会、“东方诗风”论坛、中国格律体新诗网联合举办的“新诗百年•中国格律体新诗研讨会”成都西华大学举行，通过了《21世纪中国格律体新诗宣言》。多种媒体报道，引起较大反响。重庆有十几位诗人参加这一活动，宣言是由万龙生、王端诚起草的。
近年来，随着微信这一新的网络交流平台的产生，又给扩大格律体新诗影响带来了成果。在“东方诗风”微信群里又新增了一批相当活跃的格律体新诗诗人。在重庆就有石家远、周思维、陈建军加入了这支队伍。居住在成都的郑成功也是重庆籍诗人。
四、重庆诗人对十四行诗的贡献
十四行诗的引进是百年新诗的重要收获，也是格律体新诗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重庆的十四行诗创作也颇有成绩，王端诚的《宋词14行今译》、万龙生的《14行 8行诗百首》都很有特色。许霆的《中国十四行诗史稿》（25）在第13章中为王端诚、万龙生的14行诗创作设了专节予以评述。
王端诚有良好的古典诗词修养，又能够熟练掌握十四行诗格律，所以完成了69位词家的80阕宋词十四行今译。许霆在《史稿》中说王端诚的译诗“不遗漏原词中独具匠心的形象构思，不改变原词的整体风貌和布局，而又依据现代汉语和十四行诗的语言形式，凭借着诗人的审美意象和格律把握，进行富有创造性尝试”，值得肯定。
王端诚还尝试过难度最高的“花环体”十四行诗，题为《秋菊之歌》。这种组诗一共包含15首诗，前14首每首末行为下首首行，第15首又由前14首的首行构成，而且每首诗都得严格遵从十四行诗的格律规范。许霆成这组《秋菊之歌》“诵之回肠荡气，意境美不胜收”。无独有偶。王端诚还完成了另一组花环体十四行诗《世纪之约》，歌颂恒久不渝的爱情，“淋漓尽致而又委婉的动”。
而万龙生则既从莎士比亚、白朗宁夫人汲取营养，又借鉴中国十四行诗创作的前辈如朱湘、冯至的艺术经验，写出了上百首十四行诗。他的特点是题材广泛，无论爱情、友谊、纪游、感时、咏事，都能入诗。许霆在另外的章节还特地把他列为“新时期写作建设题材（十四行诗）的重要诗人”，在诗中“注入了诗人对生活的思考”，其《矿灯浪漫曲》“具有崇高的美”。
此外，在论述网络十四行诗时，提到了重庆一些格律体新诗诗人。《史稿》附录的《中国十四行诗选目》中列入了重庆诗人邓均吾1首，蒋泽民1首，龙光复1首，万龙生11首，王端诚4首，杨大矛3首，尹国民1首，周琪1首。
顺便提一下重庆诗人在格律体新诗范围内引进外国诗体的又一尝试。“柔巴依”（旧译“鲁拜”）是一种古波斯每首4行的诗体，类似中国古代的绝句。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翻译的波斯诗人欧玛尔•哈亚姆的《柔巴依集》（26）大获成功，成为英国文学的瑰宝。2017年，万龙生着意尝试按照黄杲炘翻译《柔巴依集》的格律（每行12言五音步，一、二、四行押韵），写出一批“柔巴依”作品，引起了诗友们的兴趣，于是纷纷仿作，对于丰富格律体新诗的体式，拓宽诗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结语
如上所述，事实已经证明，重庆诗人、学者长期以来就介入了新诗格律建设的事业，取得一定成绩。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得天时地利之赐，对于新诗格律建设及格律体新诗的建立，对于其目前大好局面的形成，的确立下了汗马功劳，功不可没。而且对于格律体新诗事业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无疑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重庆诗人未作为格律体新诗的事业所作的贡献理应载入新诗史册。毫无疑义，重庆已经成为今日中国格律体新诗的重镇。当然，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思想解放的大势促推下，才能有如此丰硕的成果。今年恰值献给改革开放40周年，本文算是为此奉献的一束心花吧。
【附记】本文为《重庆格律体新诗选》所写，故一般未引用诗例，作为论据。
注释：
（1）《中国现代文学辞典•诗歌卷》（徐迺强主编，感谢人民出版社，1992）；《中国新诗史（1918——1949）》（沈用大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2）《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3）见《关于写诗和读诗》（何其芳著，作家出版社，1956），《20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精华》（王钟陵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4）见《现代格律诗发展史》（赵青山著，雅园出版公司，2017）第四章。
（5）详见注（4）第五章。
（6）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
（7）吕进主编，重庆出版社2004年出版。
（8）周晓风主编，重庆出版社，2009年出版。
（9）李朝平《新月派诗人朱大枬生平及著译简表》（《新文学史料》 2016年03期）。
（10）《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中国现代诗论•下编》，花城出版社，1986）。
（11）同上。
（12）吕进、梁笑梅主编，巴蜀书社，2010。
（13）分别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广西民族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出版。
（14）辑入《诗路之思》（中国三峡出版社，1997），经屠岸先生慨允，其来信附后。
（15）同上，《确立诗歌形式的两种“双轨制”》，此文曾在1997•1《文艺报》发表。
（16）（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
（17）详见《诗学》2017年卷，巴蜀书社出版。
（18）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钱光培系知名新诗理论家，重庆市江北区人。
（19）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20）分别由中国文汇出版社（2005）、名家出版社（2007）、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出版。
（21）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
（22）第一集黄中模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第二集黄中模、万龙生、黄兴邦主编，中国诗词楹联出版社，2012。
（23）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
（25）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26）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7。
谢谢秋水为我代发，今天续完了。
这是配合《重庆格律体新诗选》写的论文。
此书争取由大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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