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量——所有文人的榜样
王智量，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笔名智量，江苏省江宁县（今南京市江宁区）人 。中共党员、民盟成员。我国著名的外文专家、翻译家、小说家。 1928 年 6 月出生于陕西汉中， 195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俄语专业，曾任北京大学教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实习研究员。1978年调入华东师范大学，1993年退休。
王智量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著有专著《论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长篇小说《饥饿的山村》，主编《俄国文学与中国》《外国文学史纲》，译著有《叶甫盖尼·奥涅金》《上尉的女儿》、《安娜·卡列宁娜》等30余部。2013年出版了《智量文集》14种，分为翻译编、创作编、文论编和教学编。
中文名王智量别 名智量国 籍中国民 族汉族出生地陕西汉中出生日期1928年6月职 业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毕业院校北京大学主要成就俄罗斯文学研究与翻译代表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中译本
目录
[*]1 人物履历
[*]2 痴迷翻译
[*]3 过分单纯
[*]4 受到盘剥
[*]5 文集出版
[*]6 幸福生活
[*]▪ 生活节俭
[*]▪ 不觉得老
[*]▪ 学中国画
[*]▪ 祖孙相伴
人物履历编辑
1947年王智量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 1949 年改读西语系俄语专业。因成绩优异，未毕业即任助教。 1952 年毕业留中文系任教，口译整理出版苏联专家《文艺学引论》，翻译安徒生《野天鹅》等。
1954年调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发表《关于列夫·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期间，自学德语、法语、古希腊语和日语，并立志攀登俄语文学译界高峰普希金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
1958年，厄运突降。王智量因“白专道路”被补划"右派"，先下放河北山区改造，继发配至甘肃农村。妻离子散，饿病交加，数度陷入生命的绝境。
1960年，王智量走投无路，辞去公职，来沪投奔家人， 以做各种临时工和代课老师谋生。 “ 文化大革命 ” 晚期，一度在上海市成立的翻译组翻译外文参考文献。蹉跎岁月中王智量始终坚持《奥涅金 》的翻译，写满译稿的香烟盒、碎纸片是他逃难生涯中唯一的财富。
1978年， 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的刘佛年先生将王智量调入华东师范大学 ，在工作之余他发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历经 30 余载，终于圆满完工， 他是建国后普希金代表作《 叶甫盖尼·奥涅金 》第一个译本的译者，该书 成为俄国所有普希金纪念馆均予陈列的译本。《安娜·卡列宁娜》、《我们的共同的朋友》、《黑暗的心》、《死者》等都靠夜以继日的拼搏译出。
1993年，王智量退休，他以小说的形式把流放甘肃的经历写出来，名为《饿饥的山村》，发表后震动文坛，被认为是第一部反映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大西北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 著名学者贾植芳誉之为 “ 大大超过了教授小说通常的闲适飘逸的境界 ” ， “ 能够再现生活的原始面貌，既挖出了垂涎血与肉，又达到了超越现实的一种哲理性思考的深刻境界 ” 。 王智量还创作了长篇小说《海市蜃楼墨尔本》，散文集《一本书，几个人，几十年间》、《人海漂浮散记》等。
2013年12月，共计14 种18 卷分为 4 编的《智量文集》出版，为王智量的学术生涯作了一个完美的总结。
痴迷翻译编辑
这位孤独的老翻译家一生痴迷翻译，可出版业的“盘剥”，让他感觉“人格上很受伤”。他更生气的是自己的作品没有受到认真对待。他的座右铭是“我的诗，甘愿让一个读者读一千遍，而不愿让一千个读者只读一遍”
终于有出版社要为84岁的翻译家王智量出全集，他却发现，自己的好多手稿都找不到了。“找不到就找不到了吧。”他说。
只有站在他那间几无容身之地的书房中，才明白为什么会找不到。层层叠叠的衣服、旧家电和杂物堵住了书柜，连打开柜门都困难，无数经典之作的译稿就堆积在书柜深处，有的写在糊墙的报纸上，有的写在烟盒上，还有的写在卫生纸上。不少由于用圆珠笔双面书写，字迹已经模糊，经年累月，连他自己都辨认不清了。
手稿找不到，但他却能全文背诵400多个十四行诗节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这部他最负盛名的翻译作品，一翻就是32年。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慕尼黑参加世界比较文学大会，王智量旁边坐着一位法国巴黎的大学教授。当女教授得知王就是《奥涅金》的中文译者，立刻站起来，开始用俄文大声背诵《奥涅金》。王智量https://gss3.bdstatic.com/7Po3dSag_xI4khGkpoWK1HF6hhy/baike/s%3D220/sign=0426fae02cdda3cc0fe4bf2231e93905/9358d109b3de9c829e489af06e81800a19d8439b.jpg王智量
被感染，站起来同她一起背诵，背到最后，两人激动万分，紧紧拥抱在一起。
“文学是无国界的，人类的感情是无国界的。诗把人类社会上一切东西都过滤掉了，只剩下人与人之间最真诚的感情。”王智量说。
他译诗的方式也很独特。每次他都必须先一遍遍大声朗读、背诵，体会到诗歌的音韵美，“通过形式进入内容”。在他看来，好的翻译不仅要反映出内容，还有形式，即韵律、节奏，也就是严复所说“译事三难”——信、达、雅中的“雅”，是最难达到的。“要让中国人看到西方诗歌的节奏和韵律美，我们有责任把这些美的东西找回来。”
1958年，《奥涅金》刚翻译到第二章，他被划为“右派”，单位里长期贴着一张大字报：他躺在棺材内，棺盖上还压了一本《奥涅金》。
上世纪50年代末，他被下放到太行山麓，每天，一边双脚交替地踩着田垄，一边和着脚下的节奏，默念四音步的诗行。“在心里把它译成中文，跟着节奏，均匀、起伏地一句句流淌出来。”夜晚，再将白天想好的诗行写在手头能找到的纸片上，比如糊墙的报纸、卫生纸、烟盒。1960年，他戴着“右派”帽子来到上海，唯一的行李就是一袋书和一包碎纸片。
由于翻译入迷，他与警察打过多次交道。上世纪60年代回上海劳动，在黄浦江边，他边扛木头边背单词，口中念念有词，引得警察跟踪；上世纪80年代，大年初一在火车上译诗，警察不知他在干什么勾当，一路监视到终点。
“不是好东西，我才不翻。”他对翻译作品的选择，全凭个人的喜好。“对好的作品，我是不得不译。《奥涅金》的抒情插笔，翻起来就舒服得不得了！”
最喜欢俄国作家屠格涅夫，但他不翻译其在中国最著名的《父与子》，觉得“政治意味太浓”，而只翻译自己最爱的《贵族之家》和《前夜》。“从小说的韵味上说，当然是这两篇更好。”他连着用了几个形容词和副词，“非常有劲”、“我喜欢得很”、“太美了”。
不少难度高的、别人不愿翻译的作品，他却欣然接受。上世纪70年代末，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中，《死者》一篇没人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找到王智量，他通宵达旦，一周就译完了。
“我喜欢诗，但我自己不会写，所以才喜欢翻译，用别人的灵感来抒发感情。翻译的时候，就觉得它在替我说话。”王智量说。
他热爱的是翻译本身。除了手稿，已出版的作品也往往无迹可寻，上世纪80年代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奥涅金》，之后重印数次，至今，他手里竟一本都没留下。
他也不记得自己每本书都拿了多少稿费，稿费全部交给妻子掌管。“我最好养了，把我喂饱就行了。”在这间有着近40年历史的狭小公寓里，最宝贵的财产就是书和画。他却对来到家里的每个人都说，你想要什么都拿走，愿意要就要，不愿意要就丢掉。
当然，普希金的油画和屠格涅夫的雕像，他是不送人的。
过分单纯编辑
在诗歌的世界之外，王智量是个单纯得过分的老头，说起谁都是“很好很好”。
他被骗过多次，比如一而再、再而三地相信电视购物，花500元买过假iPad，还买过3个假手机。在校园的亭子里坐着，有人过来向他借10元，他毫不犹豫地借了50元。“他是我尊敬的长辈，但有的时候，实在是太傻了。”他的忘年交、《上海文学》编辑甫跃辉说。
和1984年出生的甫跃辉散步时，84岁的王智量竟抱怨：“你们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这么复杂？”
年轻的时候，他在大庭广众下读诗到激动时，就扔下书本大声朗读，也不会有人投来奇怪的目光。“现在怎么没人这样了？”王智量摇摇头。
他更不懂当下的出版和投稿流程，译了无数的作品，写了无数的文章，却不知该如何投，还数次被出版社“欺负”。
受到盘剥编辑
无缘出版 受到盘剥
翻译《屠格涅夫散文诗》，诗的稿费本应按行数计算，上世纪90年代，一个出版社编辑却只肯按字数给他千字20元的稿费，不到4万字的书，王智量总共才拿了600元稿费。合同到期续签时，他对那位编辑说，能不能每千字给我加1元，以示尊重，结果编辑立马毁约，另找了两个人“改写”了一下他的译稿，就重新出版了。提起这事，他有点伤心，“我不是想要钱，只是觉得人格上受了损伤。”
他翻译的狄更斯《我们共同的朋友》是唯一的中译本。2012年的伦敦书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送给英方的就是这个译本。但自上世纪90年代合同过期后，至今未续版权。
家里墙上挂着的屠格涅夫画像，旁边有其散文诗中的两句话：“你想要幸福吗？先得学会受苦。”用俄语饱含深情地念完这两句话后，王智量自嘲道，按那家出版社给我的稿费，译这一句话，我只能得两角钱！
在上海第六人民医院住院时，他得知医院护工的工资是一天120元，计算道，我一天能翻译20行就不错了，才70元，还没有护工阿姨的工资多呢。
他辛苦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诗集也无缘出版。《收获》杂志编辑叶开得知，帮他发微博呼吁，这才有出版社前来接洽。其实，有关诗集的出版，王智量也曾和一家出版社谈过，但对方觉得诗并不是帕氏的代表作。他很不高兴：“人人皆知《日瓦戈医生》，以为帕斯捷尔纳克是个小说家。其实他是个诗人！”
比起受出版社的“盘剥”来，他更生气的是，自己的作品没有受到认真对待。
他希望每一部作品都是完美的。“我的诗，甘愿让一个读者读一千遍，而不愿让一千个读者只读一遍。”法国诗人瓦列里的这句话，是他的座右铭。
因此，他手里拿着每一本书，都反复表达着对编辑的不满：“这本书脱印了这么多页，太荒唐了。”“这里面还有好几个错字。”送人的书，他用笔将错别字一个个改正过来。对于编辑擅自加的小标题，他特意在目录旁注明：“这些小标题我没有看过，都是编辑加的！”
几年前，在出版社做编辑的陈蕾收到一篇投稿，是一名南通的普通老读者推荐来的。一看内容，竟然是王智量的自传体小说，她大为惊讶，因为20年前在华东师大读书时，就久闻王智量老师的大名。王老师的学生中不乏富有的、身居高位之人，为什么不随便找一个说得上话的学生投稿？
“麻烦别人，我心不安。”王智量说。
文集出版编辑
《智量文集》出版
在中国翻译界，精通英语、俄语，并旁涉法、德、日语的翻译家并不多。被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称号的王智量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最早翻译了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他的翻译风格原汁原味，被奉为直译派的代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日前推出《智量文集》14种，分为翻译编、创作编、文论编和教学编，集中展示了这位85岁老人集理论批评、创作、翻译于一身的才情。王智量著有专著《论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长篇小说《饥饿的山村》，主编《俄国文学与中国》《外国文学史纲》，译著有《叶甫盖尼·奥涅金》《上尉的女儿》等30余部。
幸福生活编辑
生活节俭
在旁人看来，王智量节俭得“可怕”，绝不浪费食物，在外面吃饭，一盘炸猪排就算剩下半块，也要坚持带走；一碗面没吃完，非要拿罐子装回去。“这能吃两天呢！粮食绝对不能浪费，这是救命的东西。人家笑话我，也不在乎。”王智量指指根据自身经历写的小说《饥饿的山村》，“记忆太深刻了，我只写出了我所看到的十分之六。”
不觉得老
84岁的王智量，一点都不觉得自己老。“一个人就怕自己觉得自己老了，没用了。”
50岁回到华东师大工作，他恨不能更充实一些，“想补上荒废的20多年光阴，如果没有落下，也许我能走得更远。”那时，他忙得都没空记下翻译的内容，就先读出来，用录音机录下，再让妻子帮他抄。
70多岁时，原本已移民澳洲的他决定回国，“我明明还能做事，为什么不回来做事？”
尽管他不愿承认，可岁月不饶人，每年他都要有四五个月在医院度过。医生告诫他三件事：少写、少翻译、少做事情。老头不干，说，不翻译我就画画。
学中国画
近三四年，他开始自学中国画，和华东师大另两位老教授一起被称为“雕虫三老”。2012年，三老举办了一场书画展，在开幕式上，代表发言的王智量说，“为什么让我发言，因为我最年轻，是‘80后’，他们两个都是‘70后’！”
把桌上堆积如山的书挪开，他才能腾出一片空间来画画。他自创在一次性纸餐盘上画画，并自嘲自己的画没有任何技艺、基础、章法，只值一毛钱，就是餐盘的价钱。“终日涂抹趣味浓，总是几只小虾虫。下笔心在天地外，光阴纸上去无踪。”他一边画，一边摇头晃脑地念叨。
在画展现场，他喃喃地说，那么漂亮的地方，我的画放在那里，不称！
“我一直是个自由主义者。”这也是他喜欢屠格涅夫的原因。“他仇恨沙皇，在感情上同情革命者，但在生活上，他一直是他自己。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这种精神对我的影响就特别大。”
他爱模仿徐悲鸿的画作，再自己题字发挥。几个柿子旁边题曰“事事甘甜”，而一幅仙鹤图上书：孤独。
“这就是我。”他指着仙鹤，一直滔滔不绝的老人眼神突然黯淡下来，“我很孤独。”
祖孙相伴
“我就是小外孙女的爸爸”
王智量和老伴以及15岁的外孙女一起挤在华师大一村一套使用面积40多平方米的老公寓里，这是30多年前他分到的房子。公寓一共有三间房，每一间空间都很有限，最大的那间是三个人的卧室，另外一间是书房，还有一间是小外孙女的学习空间兼王智量的会客室。房子里的大多数地方都和会客室一样，每条走道都很难容下两个平行站立的人。
“我的家里有三多，书多、衣服多、吃的多。”客厅餐桌上堆着好些饼干盒子，我们呆的房间里堆着好些鞋盒子，最拥挤的书房里自然是堆了好些书。儿子前几年从澳洲回来看王智量，说家里一半的东西都可以扔掉，他也没扔，“过一天算一天，哈哈。”
王智量喜欢称已经比他高半个头的外孙女为“小家伙”。13年前王智量从美国回上海，看到家里有个两岁的小丫头抱着桌腿望着自己。再婚的老伴告诉他，自己和前夫生的女儿离婚了，夫妻两个谁都不肯要这个孩子。“我听了好难过，我说：我要！就这么养到现在。”
可敬可佩！我有他翻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哪知经历了三十多年的艰辛。 聿归 发表于 2018-11-30 11:10
可敬可佩！我有他翻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哪知经历了三十多年的艰辛。
值得珍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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