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谢树亮
可怜的谢树亮 陈仁德1967年8月，忠县川剧团附近的一条狗被主人命名为“谢树亮”，只要叫它一声“谢树亮！”它就会亲切的摇动那只向上卷起的尾巴，有时还会汪汪汪叫几声作为回应。
那时还不兴养宠物，狗是很下贱的畜生，为了侮辱某人，就说他是狗。此前，堂堂忠县县府大院的看门狗就曾经被命名为“铁托”，从大门外路过的人成百上千，都喜欢对着它唤一声“铁托”。何以一条看门狗竟然和南斯拉夫总统同一个名字呢？这是因为中国正拼命和“南斯拉夫铁托集团”进行斗争。毛泽东在赞美阿尔巴尼亚时说过：“南斯拉夫铁托集团比起你们来，不过是一抔黄土，而你们是耸入云霄的高山。”在此背景下，侮辱铁托成为革命时尚，忠县县府的那条看门狗便忽然荣任南斯拉夫总统了。
那条叫铁托的看门狗文革前已经在人们的千呼万唤中故去。到了1967年8月，谢树亮一夜之间在忠县的名头差不多盖过了铁托，于是川剧团附近那条狗便被堂而皇之命名为谢树亮了。
谢树亮为何遭此侮辱？
文革开展后，在忠县县委宣传部任理论教员的谢树亮积极投身运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是职业的理论工作者，阶级斗争理论滚瓜烂熟，在文革初期的大辩论中，他以出色的辩才与外地串联红卫兵激烈交锋，镇静从容，泰然自若，令人刮目相看。我曾经在县城狮子坝多次目睹他在临时搭起的台子上的激辩，他振振有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当派性对立后，他成了忠县保皇派红旗联络站的重要头目。
文革为云为雨反复无常，让谢树亮这种革命理论修养极好阶级斗争觉悟极高的人也无所适从。他所在的红旗联络站在1966年底渐渐处于劣势，反之，造反派则处于优势。但这种态势没有维持多久，1967年2月，忽如其来的“二月镇反”一下把坚信自己“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造反派打成“血债累累罪恶滔天”的反革命组织，大量的造反派战士被投进监狱。街上看不到一个戴造反派袖章的人。谢树亮是镇压造反派急先锋，他当时可能以为大局已定了。殊不知仅仅两月后，毛泽东就击退“二月逆流”，公开为造反派平反。出狱后的造反派高喊着“毛主席万岁”，更加狂热的将文革推向了新的高潮。他们对参与血腥镇反的红旗联络站恨之入骨，极欲灭之而后快，两派对立越来越尖锐。
当两派之争愈演愈烈时，1967年6月15日，忠县人民武装部正式表态支持忠县造反派，这在当时被称为“6.15表态”。解放军的支持使造反派如虎添翼有恃无恐，迅速占有绝对优势。而红旗联络站也不肯善罢甘休，仍然作顽强对抗。8月，全国武斗爆发，忠县相邻的万县、梁平、垫江均硝烟弥漫枪炮齐鸣。忠县造反派也于8月5日成立了“文攻武卫司令部”，随即从县人武部得到可以装备5个连的枪支弹药。11日深夜，造反派运武器去㽏井公社，准备在那里武装一个㽏井连。
武装部单方面给造反派发枪，使红旗联络站一下没有了底气，他们知道，如果要与造反派对抗，必须手中有枪。在确知造反派将深夜运送武器出城时，决定在城郊二公里设置路障拦车抢枪。
子夜时分，造反派运送武器的解放牌货车经过二公里。那是一个狭窄的通道，当年修路时将一座山从中间劈开，从而形成了一道如同峡谷的关隘，两旁都是壁立的石岩，两辆车会车都很困难。此时埋伏在两旁的红旗联络站人员忽然一拥而上将汽车团团围住。据说当时车上共有七个人押车，包括县武装部一人，㽏井武装部一人（部长），其余为文攻武卫司令部人员。我邻居王有恒也在车上，他是建筑社石工。当时四周黑压压一大片，不知道到底来了多少人，万一武器被抢，后果不堪设想。这时一个人攀住车厢往上爬，被黑洞洞的枪口逼退了。此人转身又从侧面撩开篷布往上爬。车上不知是谁开了一枪，那人应声倒地发出惨叫。另外一个人跑过来相救，又被一枪击中，当即毙命。拦车的人群惊呼：“打死人了！”车上的人也很紧张，害怕事态扩大，于是鸣枪驱散人群。枪声惊退拦车人群，现场很快恢复了平静。因前有路障无法前行，汽车被迫返回县武装部。仓皇倒车时又将受伤倒地惨叫的人碾死了。
死去的是兄弟两个，大的叫朱光亮，小的叫朱光兴，都是附近的农民。为防止“红联站”次日抬尸游行，造反派连夜将两具尸体破腹挖肚抛入长江。
这就是忠县文革时著名的“8.11事件”。
凑巧的是，我前几天到乡下走亲戚，正好于8月11日那天从60里外的巴营公社巴岭大队光着头顶着烈日徒步返城，持续高温导致中暑发烧，到家后就迷迷糊糊躺下了。到半夜后高烧加重，实在挺不住，母亲叫我立即到医院看急诊，于是我在一个表姐搀扶下到了医院。而此时正是“8.11事件”发生时，只是当时我不知情而已。那时县医院在十字街下方不远，我在医院候诊时，看到在昏暗的路灯下，快步走过一队队神情严峻的武装人员。到清晨我离开医院时，街上大规模的武装游行开始了。浩浩荡荡的造反派大军全副武装，高呼口号“文攻武卫，军民联防，武装保卫，忠县山城！”惊动了大街小巷，全城霎时充满火药味，进入临战状态。我的邻居“大九”（县建筑社工人，只知其乳名。当时约十七八岁。）也铁青着脸走在游行队伍中。他没有拿枪，只是双手各握着一个机枪弹夹对称置于胸前。在“大九”身后，是一个汉子扛着机枪，是那种枪筒上带人字形脚架的机枪。
这可能是忠县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游行，其声势之威猛足以震慑人心。红旗联络站大势已去，顷刻之间土崩瓦解销声匿迹，大小头目四处逃命。造反派乘势规劝红旗联络站人员转变立场，宣称：“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革命不分先后，造反不分早迟。”“欢迎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据说毛泽东那段时间也发表了最高指示：“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几天内，红旗联络站人员纷纷戴上了造反派袖章，街头巷尾再无一个戴红旗联络站袖章的人。
“8.11事件”后，谢树亮成为全县造反派集中火力声讨的对象。还有另外一个汽车48队的司机汤司玥（音），人称汤司令，不知怎么也和谢树亮同时成为万恶的公敌。街头的大标语骇人听闻：“千刀万剐谢树亮，众鸟群食汤司玥。”城里最繁华的十字街头贴出了一张引人注目的大字报，大字报是谢树亮15岁的女儿谢碧辉亲笔书写的，她坚决和反革命谢树亮划清界限，强烈要求严惩谢树亮。她在大字报上每一个谢树亮的名字上都用红笔打了一个大大的叉。在一居委的一堵墙上竟然有无知少年歪歪斜斜的写着：“把谢树亮的鸡巴个割来下酒”。前面说到的那条狗，就在此时被命名为谢树亮了。文革从此增加了一个新名词，叫“坏头头”，专指保派的头子。谢树亮就是忠县头号坏头头。
造反派到处搜捕谢树亮，却已经无影无踪。
此后几个月，谢树亮一直是一个巨大的悬念，他好像从人间蒸发了，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转眼到了严冬。有一天，县城里像炸了锅一般传开谢树亮被抓获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见到那条狗，就比平常更起劲的大声叫：“谢树亮，你遭捉到了哟。”把那狗搞得莫名其妙。
原来这几月谢树亮一直躲在中岭公社某亲戚家的红苕窖里，如同被活埋一般，不敢走出一步。几月过去，他的头发乱蓬蓬垂过耳际，面色惨白，仿佛鬼怪。不知道是谁出卖了他，武斗人员荷枪实弹火急赶到将他从红苕窖里抓出来，先是五花大绑押到新立场上一阵殴打，再押解进城。在县城汽车站下车后，几个武装人员用枪托猛击他的背部，喝令他高举双手做投降状。他失魂落魄狼狈不堪，不敢有任何反抗，乖乖举着两只肮脏的手臂从大街走过，被关押在城东冉家大院。随后就是每天被拉出去斗争，各单位部门车轮战式的斗争，应接不暇。
那一天轮到忠县农业银行造反派斗争谢树亮，农业银行就在我屋后，我得以近距离目睹了谢树亮的狼狈相。
谢树亮被临时关押进银行的一间小屋里，霎时窗外围满了看热闹的人群。那是一个安着铁条的窗户，谢树亮仿佛一个关进铁笼子里等待宰割的牲口。他衣衫不整，头发蓬乱纠结，眼中流露着惊恐与卑微，无助地面壁站着。窗外任何一个小孩都可以肆意恐吓他，戏弄他。有人大声问：“谢树亮，你犯下了什么罪行。”他马上恭恭敬敬地回答：“我忠实的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家后面莫家院子有个少年叫“牟六”（乳名），城关初中学生，大约十五六岁，手执一把自制的火药枪，点燃了对着窗口就是一枪。火药枪响声极大，轰隆一声，谢树亮猝不提防，惊恐万状，浑身哆嗦。
牟六没有瞄准开枪，他并不想伤害谢树亮，只是恶作剧寻开心而已。那时子弹壳很多，狂热尚武的少年们把子弹头的后底钻穿一个小孔，里面灌上火药铁砂，用竹木装配成手枪形状，就是一支简易的火药枪。火药系就地取材，把火柴头刮下来，或者把一种叫“炸皮”的东西剥开取出火药。此种火药枪那时随处可见。
到了吃饭的时候，谢树亮被带到银行食堂（就在我家隔壁），炊事员陈森云给他盛了一碗饭，外加一碗萝卜汤。我看见谢树亮握着筷子的手一直在不停的颤抖，夹一块萝卜都夹不稳，要反复多次才能夹起来。乱发过耳，衣襟褴褛，犹如丧家之犬。这时围观的人往往也会忽然猛喝一声：“谢树亮，你狗日的胆敢反对毛主席！”这时他也会背台词一般地说：“我忠实的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晚上是银行的斗争大会，我到同学家串门去了，未能目睹现场。听堂兄俊德说，当晚的现场群情激昂口号震天，谢树亮被喝令站在一个独櫈上低头认罪，长长的乱发垂下来遮住了面孔。
文革高潮过去后，谢树亮和一大批走资派被集中到离城8公里的“五七干校”劳动。我的同学傅国洪插队的地方离那里不远（傅国洪与谢树亮女儿谢碧辉小学同班），我有几次到傅国洪那里去，在路上都看见谢树亮在挑大粪。那时他已经相对自由了。
再后来，造反派再次受到清算，许多人被再次投进监狱，谢树亮又冠冕堂皇的成了革命干部，先后出任忠县宣传部副部长，党校副校长，大约在八十年代初调任万县地区党校副校长。可能是因为身体受伤害太深损害了健康，到万县没多久就病逝了，死时只有五十多岁。
2016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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