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主编艾龙关于诗歌形式形式十二问(2008旧作)
答主编艾龙关于诗歌形式形式十二问1、您自1957年6月发表处女作以来，到现在已经50多个年头了，在诗歌创作、评论方面都有很大的收获，“迎着春风跑下山坡”。请简要谈一下您的创作经历。答：我自幼在湖南衡阳乡下跟着祖父诵读唐诗。1954年在重庆读初三时开始学写新诗。1955年9月考入重庆第一师范学校，参加“盖达尔文学社”。1957年6月在《星星》诗刊发表处女作《小伞兵》（艾龙先生在问题里引用的这“迎着春风跑下山坡”便是其中一行），至今已经51年了，我也从翩翩少年步入人生暮年。回顾半个世纪的历程，备尝酸甜苦辣，却总是与诗相伴而行。我的散文集《云影集》代序是《感谢文学》，这“文学”二字，也可以换为“诗歌”。应该说，当时有着很好的发展势头，可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很快我就走进人生的低谷，只能放弃诗人梦而面对现实。虽然没有了发表作品的可能，但是在逆境中一直没有停止如饥似渴的阅读，和私下的习作。这样，到改革开放，时机到来，我才有机会圆了青年时代的文学之梦。然而诗风的变化之快又令我茫然，无所适从。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便改事散文、评论，歪打正着，倒也如鱼得水，以至于被视为评论家，曾经当上重庆市作家协会的评论委员会主任。不过，我对于诗歌始终未曾忘情，哪怕没有市场，仍旧遵循闻一多等先贤开辟的道路，执着于格律体新诗的创作与研究，并且终于在网络上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总算开辟出一片可喜的绿洲。如今我们“东方诗风”论坛正在筹备出版同名诗刊，决心在多元的诗坛上占据我们钟情的格律体新诗这“一元”之地，好好侍弄出一些美丽的诗花来。 2、您在自序中提到与十四行诗的“恋爱”，用了“一见钟情，一往情深”这样深情的措辞，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请问，您创作第一首十四行诗是在什么时候？（是否还记得是哪一首作品，是有意的还是纯属偶然？）在此之前，是否阅读过同样形式的诗歌或受到其他诗人的启发？到目前为止，您一共创作了多少首十四行诗？它在您的创作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答：不好意思，我第一首十四行诗就是恋爱中写的，时在1967年春天，题为《矛盾》。当时读了莎士比亚、白朗宁夫人十四行诗的译文，非常喜欢，就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只能是模仿品，一直未敢示人，读者也就一人而已。但是，打那以后，我就开始了十四行诗的探索，只要有了适合的题材，就会以这种形式去表现。几十年中，累计也有数百首之多吧。但是自己不满意的也就随写随丢，留下的不到两百。这次又筛掉近半，把自己觉得还算像样的捧出来拜客了，请大家不吝赐教。我的十四行诗好歹是自己格律体新诗理论的“试验田”里长出的庄稼，私心还是希望能够得到读者的喜爱。3、您为什么不采用“自由诗”或者其他的定型诗歌形式（比如鲁拜体）？十四行体是否成为您现在表达诗情的首要形式？ 答：早年我受当时诗风的影响，主要写那种四行一节、压韵的半格律（或曰半自由）体的诗，后来，大约从“文革”中接触到闻一多的《死水》和相关理论，以及还能找到的新月派作品后，便对于新诗的格律有了自觉的追求，当然更不会再写自由诗了。郭沫若翻译的《鲁拜集》我也非常喜欢，写过一些这种类似中国绝句的四行体作品。因为是使用白话，四行的容量毕竟嫌小了一点，所以作的不多。从总体上看，十四行诗是我表达诗情的重要形式。而当某种感情、体验使我很自然地，有时甚至是下意识地选择了她，这时候她才是首选。4、据我所知，您也创作了不少八行诗。在西方诗歌史上，八行体的各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十四行诗中，此外还有八行叠句、二韵八行，以及斯宾塞八行体（变体）。我国仫佬族民歌中有八句歌，近体诗中的律诗更是八句（排律除外）。新诗史上，沙鸥的八行诗享誉诗坛，台湾诗人岩上的八行诗好评如潮。请谈一下您创作八行诗的甘苦、得失。 答：八行诗的容量决定了，她是古今中外诗人的宠儿。除了沙鸥，还有公刘、浪波的八行体新诗也很棒。他们都发表过一些脍炙人口的佳作。八行诗也是我非常喜爱的形式，喜爱的程度不亚于十四行诗，而创作的成绩也还差强人意吧。我觉得一方面受篇幅的限制，它利于集中，节制，提炼，另一方面，又有足够的“位置”，可以接受、容纳诗人必须输入的信息。我曾经写过一篇谈八行体的专文，戏称写八行诗可以“螺丝壳里做道场”。格律体新诗的各种体式，从整齐式、参差式到复合式，都可以在八行的限制里得以体现。5、您一直提倡、呼吁格律体新诗在新时期的复兴，并创作了大量诗歌，请结合您的创作，谈一谈您的主要观点，并预测格律体新诗的发展前景。答：对于“格律体新诗在新时期的复兴”，我写过专文予以论述。现在看来，不仅仅是“复兴”，而且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建立新诗格律必要性的认识，以及建立格律体新诗的努力，都在新诗的童年时代就开始了。虽然屡经挫折，但是几代诗人为此奋斗，前赴后继，不遗余力，留下了许多理论遗产和创作实绩。进入新时期以后，尽管在形式上，新诗的散文化愈演愈烈，诗的文体特征除分行外几乎丧失殆尽，但是还是有诗人和理论家逆流而上，或大声疾呼，欲挽狂澜与既倒，如吕进近年来大胆提出新诗是“二次革命”论，其“诗体重建”的内容就包括建立格律体新诗；或脚踏实地，认真探索，在理论和创作两个方面都作出了不容忽视的成绩。去年10月，在常熟举行了新诗格律和格律体新诗研讨会，并且在理论上有了新的突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事后，浙江台州的《诗评人》杂志出版了这次会议的论文专刊。在新诗历史上，这是格律体新诗破天荒第一次享受这样的待遇。不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无庸讳言，目前在主流诗坛，还几乎是自由诗的一统天下，但是格律体新诗天然的同盟军——当代诗词的发展已经不容小觑，网络平台也为格律体新诗提供了自由驰骋的平台，被颌其芳称为“偏枯现象”的自由诗惟我独尊的局面一定会打破，格律体新诗一定会拥有美好的明天，赢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对于这样的前景，我已经在《21世纪的诗歌版图》一文中作了预测。 6、在新诗形式的探索上，与关于自由与格律、半逗律、音尺等的探索相比，您认为对诗形（包括建行、分节、外在形式等）的探索有何价值？ 答：自由与格律的关系，关乎诗歌形式的根本规律，属于宏观的范畴。“半逗律”是林庚先生从中国古诗受到启发，对格律体新诗诗行内部结构探索的成果。音尺（即音组、顿、音步，我倾向于以“音步”名之）是诗行里最小的节奏单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而你提到的建行与分节，则同样是格律体新诗理论必须研究的重要问题。上面谈到的常熟会议就探讨了如古诗中五、七言那样的“典型诗行”问题，分节则属于一首诗的结构范畴，一般与内容关系更大，并非格律体诗歌所独有。自由诗的“外在形式”就是无定式，无规律可言，没有什么研究必要；格律诗的“外在形式”则是诗的所有格律因素的总和。分类是新时期的格律体新诗研究才明确提出的重要课题。对于格律体新诗的外在形式进行分类研究，再在此基础上勾画其框架，确立其谱系，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是我们今后的任务。7、诗歌形式？您认为定型诗的创作与自由诗相比，有什么区别？ 8、您谈到十四行诗“除了‘十四行’这样一个起码的要求，它还必须遵循音步、韵式、节式您在对十四行诗的探索过程中，是否考察了其渊源？是否也考察了其他定型的一系列格律规范。”在您创作的十四行诗中，分节形式上主要采用“莎体”（4442，除此之外，还有4433、4334、甚至33332，644、2222222），但在押韵方式上又并不严格遵循“莎体”。请谈一下您这样做的深层原因。 答：让我把七、八两个问题合起来回答好了。 因为我不懂外语，所以只能尽可能参阅一些译文，了解十四行诗的历史、原有格律。一些遵照其原来格律、并进行中国新诗化转换的译作，实际上提供了模仿的范本。我最初也是从音步到韵式都严格按照这样的格式操作的，在本书中还找得到不少的例证。但是，当我的格律体新诗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进入了“无限可创作性”层面时，就发现十四行诗可以按照这样的规律来创作：如我的作品所展示的那样，既可以写成每行音步相等的整齐式（每行可以2-6步）；也可以按照参差对称的原则写成参差式。还可以更加灵活多变，写成以上两种因素都包含在内的复合式。至于韵式就更加自由多变，摇曳多姿了。意大利、英国十四行诗韵式复杂，换韵频繁，据专家考察，是他们的语言“贫韵”所致；而汉语富韵，那样照搬就没有必要了。总有人认为，格律是给诗人戴上了镣铐，其实是提供了有用的工具。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我是愿意拿着“规矩”来绘圆画方的。当然，必须声明，“格律万能”论是错误的。同样写绝句、律诗，同样中规中矩，不同诗人的作品容有天壤之别。目前问题的症结在于，所谓自由诗，不但内容杂芜，表现晦涩，就连诗9的“模样”也没有了，还不及散文精彩片断的分行排列呢。9、您在自序中提到，“我觉得这样一种格律严谨的诗体，不但不是什么‘镣铐’，而且已经成为一件管用的工具。”但是，任何一种形式，都有其宿命所在。您对十四行诗的“局限”与“自由”如何认识？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在创作十四行时已经达到一种比较“自由”的境界？一旦出现普遍的内容与特定形式不相吻合的情况，您怎么处理？答：如上所述，我觉得以十四行诗来抒写内心的感受，描写客观的事物，都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中国十四行诗在表现的内容上已经较之西方有很大的扩展，也就是说，有了很大的突破。但是，只能写八行的材料，肯定不能拉长为十四行；反之，超过其承载量的内容，也不能强压进这个“容器”。当然，才力足够的诗人还可以写十四行组曲，甚至写每节十四行的叙事长诗（《欧根.奥涅金》就是）。至少在中国，还没有专门写十四行诗的诗人。我们还有许多其他的形式可以利用。 10、在我国古代诗词里面，只有“句”的概念，而没有“行”的区分。但新诗则则多了采用标点符号、空格、分行等手段。对此您有何看法？ 答：是这样。这应该是新诗优越性的体现。不过，实际上，标点符号、分行、分段在古诗中是“暗中”，也就是实际存在的。这样说是有根据的。现在出版的古代诗歌不是都使用了这些手段吗？只是句与行需要分辨：古诗以“句”为相对独立的单位，而新诗以“行”为这样的单位。但是新诗普遍存在的“跨行”现象，在古诗里也不是没有。例如“可怜永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就是两行一句。词里几行一句的也有，就无须举例了。新诗跨行也形成了一些弊端，就是任意割裂语意，弄得支离破碎；格律体新诗中，也有为强求各行音步一致或压韵而破坏语言完整性而跨行的情况。11、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大量的赠答诗，您在十四行诗中又重现了这一传统，一定有不少心得吧？和古人用精炼的文言文创作定型诗词不同，您用的现代白话文，那么，在创作之中，是否感到某种力不从心？您从古人的赠答诗中借鉴了哪些东西？答：古人的赠答诗中，有许多传世之作。如众所周知的李白《赠汪伦》，杜甫《赠卫八处士》，苏东坡《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等，不胜枚举。但是新诗中却少见赠答诗，优秀者更是凤毛麟角。我历来喜欢交友，应酬也多，有时候不免以诗作为传递感情的媒介，发现效果还不错。我觉得这样的作品既有特定的接受对象，又不能局限于特殊的关系，要让“外人”也能从中感受到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内容。否则就不能上升到创作的高度，没有多大的价值。当然，在诗艺上也要精益求精。我是这样做的，但是效果还有待检验。反正，古代诗人的这一传统是值得发扬的。而格律体新诗，尤其是像八行、十四行写这样的样式是很适合的。 12、您的朋友或评论界对您的探索提出了哪些看法？您认为中国诗人对十四行诗的移植，通过大家的努力，已经发展到哪种程度？对于新诗的形式探索而言，有何意义？答：除了我在自序里提到的许霆、鲁德俊先生在他们的专著里“表扬”过我的十四行诗以外，还没有专门的评论发表。可能是因为我没有集中发表过十四行诗吧。但是私下对我的十四行诗表示欣赏的朋友倒是不少。在一些论坛发表的十四行诗跟帖往往较多，反映热烈，还有网友讨教有关知识的。我认为恰似“胡琴”已经成为我们的“国乐”的重要乐器，十四行诗的移植，即本土化改造已经取得了成功。这有两本中国十四行诗选和许、鲁二位的专著可以佐证。它已经成为格律体新诗中“定行诗体”（除定行外可以有许多种格律的变化）的一种，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使用它已经产生过不少的优秀之作，而且可以预言，今后喜欢这种诗体，并且能够熟练掌握它的诗人会越来越多。对此，我是有充分信心的。不言而喻，她是格律体新诗园地里的一枝奇葩。【附记】此书因故未能出版，后来列入《东方诗丛》问世。这个答问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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