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坤栋:论吴芳吉的诗歌
李坤栋:论吴芳吉的诗歌 吴芳吉（1896—1932），字碧柳，自号白屋吴生，人称白屋诗人，生于重庆，长于江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有成就的诗人和文学评论家。1994年10月巴蜀书社出版有《吴芳吉集》，是目前较为全面的反映吴芳吉诗文创作的集子。该书收录吴芳吉一生所写诗歌237题（包括译诗）812首（段）。其中律诗53题146首（计五律32题89首，五排3题3首，五绝2题4首，七绝16题50首）。其余184题666首（段）可分两类:一是古体诗,多沿用古代的语言、意象；一是新诗，用白话，或者说基本上用白话，时而参杂一些文言词句，如《婉容词》、《护国岩词》、《笼山曲》、《巴人歌》等,这部分“文夹白”的诗所占比例还不小。但这类诗最能代表吴芳吉诗歌的特点。从诗歌内容来说，吴芳吉的诗歌大致有以下一些类型：一、政治诗。即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从政治、道德的角度发表看法，叙事抒情。这又分几种情况：（一）揭露军阀残民。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列强入侵，军阀长期混战，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吴芳吉用史诗般的笔触描绘了当时的惨景。这在《儿莫啼行》、《巫山巫峡行》、《北门行》、《南门行》等诗中表现较为突出。《儿莫啼行》以记实的手法，叙述北洋军入川残民的惨况：“忆昨洪宪初，兵马来骎骎。驱男作俘虏，驱女作浮蘋。”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作者妻子何树坤带着婴儿逃难，受不完的艰难困顿。如果说该诗所写仅是一般小民逃难的情景，还不算很典型，那在《曹琨烧酆都行》和《南门行》中便惨不忍睹了。曹琨为北洋直系军阀首领，民国五年（1916年）派部将张敬尧率兵入四川与护国军交战，攻陷酆都县城，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曹琨烧酆都行》所记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父亲为流弹所杀，哥哥被抓去当差，带着一个百天的幼弟逃亡。这仅为万千灾民苦难之一例而已。《南门行》写于1922年秋，当时湘军内讧，军阀谭延闿盘据岳麓山，炮击长沙，达五十天之久。诗中所记少妇母子为流弹毙命，是以军阀混战中人民遭难的真人真事写成的。（二）反映民生疾苦。军阀混战直接残民，兼之地方官吏的盘剥，匪患的侵扰，人民更是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卖儿卖女，饿殍遍地。这些现实成了吴芳吉诗中的重大题材之一。“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戊午元旦试笔》）即为吴芳吉的座右铭。《两父女》、《赴成都纪行》、《大学门口》、《十一月二十五日自中校归家所见》、《出门书所见》、《长安野老行》等诗，都反映民生疾苦。《两父女》所写内容在那个时代是非常真实的，该诗是吴芳吉代表作之一。诗中通过父女对话，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蛮兵”（当时对扰川的北洋军、滇、黔军的称呼）抢劫中，杀死了一个村妇，这家剩下父女二人，父亲无法养活十岁的女儿，便将她卖给城里一富户作奴隶，得碗饭吃，企图给女儿一条生路。其中有一段父亲对女儿的诉说与感慨：“不怨他死的惨悼，便生的辛苦令人恼。不怨他死的太早，便生的命运也难熬。只悔你妈妈死时，我担柴城中去了。那虎狼的兵丁，不把我父女齐杀掉，偏留此穷骨头要挨到老。”这就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下层人民的内心感受：不愿活，宁愿死。因为活着就是受罪！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四川是兵匪横行的重灾区之一。1927年9月，作者受成都大学之聘，从江津出发赶赴成都，沿途所见，官府残民，民不聊生，社会问题成堆，作者用诗一一记下，汇成《赴成都纪行》组诗。有些段落描写得极为生动，读之惊心动魄。如“父老向我言”一段记叙官府残杀民众，“一程复一驿”段记土匪抢劫杀人,“暮投赤水镇”段记黑店店主谋财害命。再看活着的百姓，其生活又是何等艰辛。“资阳雇舆夫”一段通过细节描写，描画出老轿夫拚命揽活赶路的苦况，“早餐茶店子”一段是乞丐娼妓的真实生活写照。上述几段描写，充分展示当时四川境内人民生活的画卷：鲜血淋漓，水深火热。 吴芳吉诗中，有几首是写饿殍的，如《长安野老行》、《大学门口》、《十一月二十五日自中校归家所见》等。如写于1926年冬西安围城战中的《长安野老行》，所记的“长安野老”，大致是西安市郊的一个农民，因饥寒交迫，死于路旁，不仅无人收尸，连身上穿的布襦子也被人剥去，“腿肉遭割作鲜脯”，所剩尸骨成了乌鸦的口中食。诗虽小，却揭示了当时人民被残害被吃掉的悲惨命运。（三）歌颂革命志士。清末明初时代，国家积贫积弱，政治极为腐败，列强入侵，军阀混战，国家民族处于危亡关头。为了推翻满清政府和袁世凯独裁，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志士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出现了许多视死如归的革命志士。吴芳吉站在时代前列，对这些革命活动和英雄志士热情歌颂，写下了许多杰出的诗篇。如《思故国行》、《赫赫将军行》、《护国岩词》、《两墓表词》、《蔡忠浩之死别》、《壬戌正月黄鹤楼下放歌》，都属这一类题材。辛亥革命只赶跑了一个皇帝,袁世凯等独夫民贼相继掌权，陷国家民族于分裂战乱之中。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及其领导者蔡锷将军，作者一直对之充满崇敬与热爱之情，浓墨重彩地描写歌颂。《思故国行》第三段就是歌颂蔡锷的，说他“顺天从民意，护国西南封。五日下戎郡，惩创陈宧锋。十日战巴水，曹锟蛰如虫。” 对蔡锷的死充满痛惜叹惋之情，赞赏他的崇高勋业“永与天地终”。《护国岩词》是歌颂蔡锷及其护国战争的名篇，也是吴诗中杰出篇章之一。全诗六段，第一段为引子，概述蔡锷，点题。第二段写战前川南宁静祥和的社会环境。天下纷争，惟独此地为太平盛世，原因是蔡锷在此驻军,与民相得，将军成为“牧童伴，渔父邻”，为后文得民众帮助埋下伏笔。第三段写战斗初起，敌进军态势。通过探马报告，写出北军之凶残，形势之险恶。蔡锷料事如神，成竹在胸，充分展示了他从容待敌的儒将风度。第四、五两段写战斗经过。棉花坡一战，因敌众我寡，护国军小挫，敌气焰嚣张。蔡锷亲临前线激励士卒，严令三军不可退缩，并以身作则。然后得当地民众报告，及时掌握敌军动态，重新作了周密的战斗部署，选择了好的地形，用伏击战在江安二龙口全歼了敌军，获得护国战争的巨大胜利。第六段写战后。因蔡锷过早去世，四川局面失控，酿成军阀混战，全川陷入灾难之中。对此，作者深为惋惜，更加思念蔡锷不已，以此作为全诗的结束。该诗经记叙描写，形象揭示蔡锷领导的护国战争为什么会取得胜利，原因有三:一是战争的正义性。蔡锷激励将士说：“尔乃共和神，国家干，同胞使者皇天眷。”袁世凯复辟帝制，逆历史潮流而动,民主共和的政体为世界大潮，拥护民主共和和反对独裁专制，这体现了战争的神圣与正义，当然就连皇天都要保佑了。二是深得人民的支持。第二段写蔡锷与民众打成一片深得民众拥护。第五段写在战斗的关键时刻才有农民及时向他报告敌军新情况，从而采取了新的战斗部署，赢得战争的胜利。三是周密的战斗部署。这充分体现蔡锷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选择好的地形，居高临下用出敌不意的伏击战术，因而取得了胜利。（四）赞美传统文化，抒爱国豪情，是吴诗中又一重要内容。历史已经说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不少过激行为，许多领导人持论偏激。全盘西化，否定传统，即为显例。诚然，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是死文化，应该否定。但其中精华不在少数，对传统精华必须继承并发扬光大。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是唯一正确态度。吴芳吉受吴宓等学衡派的影响，对传统文化非常偏爱，并将这种感情表达于诗歌中。他对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特别崇拜，对历史上有贡献的文化人特别尊崇，诗中多处歌颂屈原、陶渊明、杜甫、朱熹、丘逢甲，将笃信儒学的曹志武引为知己，曹死后多次写诗写文悼念他,为他招魂、作传。可参见《爱晚亭》、《汨罗访屈原墓作》、《独醒亭下作》、《神鼎山森林中作》、《君山濯足歌》、《志武梦中归》、《秦晋间纪行》等等。不过，我们要指出的是，吴芳吉对传统文化继承多，批判少，这是他的思想局限。抒爱国豪情的诗，如《年假别嘉州东归席上留赠诸子》、《红颜黄土行》、《万岁之声》、《江津县运动会会歌》等。吴诗中还有一类题材，即对妇女的深切同情。他在上海《新群》杂志社作编辑，写过《婉容词》、《卖花女》、《小车词》等。《卖花女》写出对卖花姑娘生计的同情，《小车词》是对上海纺织女工生活的点滴记录。《婉容词》是吴芳吉的代表作品之一，该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长篇叙事诗，写于1919年，发表于当年的《新群》杂志一卷二号（1919年12月出版），比沈玄庐的《十五娘》（发表于1920年12月）还早。该诗题旨，可从多方面理解：说其深切同情了以婉容为代表的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妇女，可以；说该诗批判了一些留学生受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婚姻观的影响遗弃了糟糠之妻，亦可；说该诗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冲突，亦未尝不可。总之，由于角度不同，对该诗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这说明了《婉容词》内涵的丰富性，也是使该诗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经典式篇章、至今万口流传的原因之一。 （五）抗日救亡诗。在二、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依据紧邻关系，疯狂地侵略中国，一步步将中国变为其殖民地半殖民地。面对民族危亡，吴芳吉义愤填膺，甚而想弃教从军，亲赴前线杀敌。为了表达他的激奋心情,写了《日军占我沈阳》、《仇货买不得》等传单诗，向人民大声疾呼“买了仇货，卖了中国。休将仇货污人格，信誓勿逾越”。特别是在《巴人歌》中，热烈歌颂上海“1.28”抗日军民的英雄群体，还塑造了汽车司机胡阿毛这一舍身为国的英雄形象。同时，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虚弱无能、凶残丑恶作了有力的鞭挞，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卖国投降派作了无情揭露。这些，均给全国抗日军民以极大鼓舞。二、亲情友情诗。为了生计，吴芳吉不得不长年漂泊在外，在全国一些大、中学校任教，远别父母妻儿，使他忍受对亲人苦思的熬煎。感情极丰富的吴芳吉，为此写下不少情真意笃的诗篇。亲情诗中写夫妻感情的最多，如《将自永宁归家先此寄内》：“万树梅花月正圆，簑衣滩畔系归船。行囊羞涩都无恨，难得夫妻是少年。”诗作于1918年（作者时年22岁）任教于永宁中学的寒假前夕。这首七绝“寄内”诗，容量很大，情、景、理三者统一，既浅白流畅，又韵味无穷，深切地表达了年轻夫妻间浓郁的爱情。后来，作者之友徐朴生等将之谱成歌曲，广泛传唱，决非偶然。《江上行》假托妻子何树坤之口怀念丈夫，也是一首情诗。《步出黄浦行》是昔年夫妻美好生活的回忆。《橘树谣》更是写夫妻情爱的短篇。写妻子何树坤思念丈夫：“橘树何苍苍，上树常送郎。送郎不知几千场，可怜攀抚树皮光！人不如树树犹此，能经离别几心伤？”通过她攀树远望，“攀抚树皮光”等细节，写出少妇的一片纯情。此外，《树坤寄问归期》、《长安寄内》都是夫妻情笃的佳篇。吴芳吉还有首母爱的颂歌《浴普陀海岸千步沙作》，全诗八章，分别回忆从小与母亲寝处，母亲如何从生活上关心儿子，为儿深夜缝纫，教儿读诗，自己成为诗人也深受母亲影响等等方面深情表达对母亲的赞颂。此外，《梦归》、《汉上别家》等，也都是抒发亲情的好诗。吴芳吉也很注重友情，对朋友感情非常真挚。对他一生影响巨大的吴宓，更是以知音加兄长之礼待之。如《北望行》写吴宓如何关照他及他全家，他对吴宓终身感激。诗中所叙，完全是真实的、发自内心的表白。吴芳吉因学潮被清华开除后，流落天涯，家境又贫寒。吴宓在美国留学，组织同学募款，按月资助他自学与家用，并积极为他介绍工作。 “驷马千钟非所欲，得一知己万念足。”他是把吴宓当人生知己看待的。此外，对明德中学的好友曹志武、刘柏荣、刘宏度、赵师梅、西安围城时接济过自己的石雨琴、成都大学从教的同事刘鉴泉、熊东明等，都写有诗歌歌颂他们纯真的友谊。抒发师生情谊的诗，也有几首。《新衣引》、《稻田第九班女儿毕业将去于其最后一课歌以别之》、《题本校理预科毕业同学录》、《岁暮示诸生》等，是对学生们殷殷期望的教育诗，勉励他们应以天下为己任，时时关心国家大事，作国家民族的中流砥柱，不断进取，“努力向千复向前”。三、写景叙事诗。纯粹写景的作品，在吴芳吉的诗歌中很少，《清明》其二（落红如雨缀青苔）可算其中之一。而更多的写景诗，往往与叙事抒情结合在一起，显得内容丰富。《初夏赴丈人田舍看插秧》、《吴淞口访古》、《安源道上入农家小饮》、《崇明玩月》、《笼山曲》、《别上海》、《涝湖泛舟》、《神鼎山森林中作》、《君山濯足歌》、《谷山晚归》、《甲子重阳与明德远脚队七十人登涝塘北山绝顶燔柴告天环唱国歌而下》等都是这一类诗。这类诗，往往以生动传神著称，读之如临其境。如《初夏赴丈人田舍看插秧》其三的写景，春风和煦，岚烟袅袅，蝴蝶翩翩，禄草如茵，农夫们的山歌满田头，真是一幅世外桃源式的优美图卷。《笼山曲》是吴芳吉的第一首长诗，全诗5 700余言，也可能是中国文人作的第一首长诗。该诗内容，按作者说法，为“借此一端，以写吾胸中之山水”，可见属写景叙事诗。所叙之事，涉及多种内容：一是描写笼山世外桃源般的境界，二是记叙李笑沧率“民军”御敌保民，三是揭露军阀们（包括北洋军及川、滇、黔地方军阀）的丑恶罪行。如第一大段写笼山风景，就非常有特点，这笼山境界，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十分和谐，真可以与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媲美。这里风景秀丽，环境清幽，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幸福。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战乱时代，这儿简直是一方净土，而领导这一方净土的，就是笼山主人李笑沧。据诗中记载，李笑沧本是一“出卿公的”“世家”子弟，因生于乱世，又熟谙枪马，被弟兄们推作把都（首领），属势力不大的一支地方武装的领导人。护国军兴，袁世凯派兵入川，笑沧不敌，逃遁，后到涪陵再度起兵，为总司令。当时北洋军与护国军在川西南激战，笑沧趁机攻忠州、下石柱，势力所及，川东川北数十州县，其斗争与护国军遥相呼应。这时，北洋军陈宧部下劫川西妇女八百人至云阳，被笑沧军拦截解救。袁世凯死，北军退出四川，四川地方军阀戴勘、罗佩金等下令笑沧军解散，笑沧不服，率领部下去川西笼山牧羊掘金以食。随后，滇、黔军与川军混战，西藏军事头目在英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怂恿下，出兵袭击笼山，笑沧军遭巨大损失，后来在川、滇、黔联军的围剿下，笼山遭屠，笑沧自杀。全诗记载的就是这样一个完整的故事。李笑沧其人，历史无考。作为文学作品，姑且将他看成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也是可以的。全诗对李笑沧起兵至覆灭的记叙与描写，揭露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军阀混战给四川人民带来的灾难，对扰川的军阀（包括北洋军、川、滇、黔地方军阀）们的丑恶罪行作了无情的嘲讽和鞭挞，这才是《笼山曲》的真正主题。而这一主题是极为典型深刻的。吴芳吉的诗堪称“史诗”，《笼山曲》是当之无愧的。四、地方风物诗。为一家生计，吴芳吉四出打工，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对地方风物热情歌颂，留下许多优秀诗篇。他对家乡风物也多次描绘，表达他的热爱之情。他在长沙明德中学任教期间，写了《自湘江望岳麓》、《西园操》等诗，对明德校园、岳麓山、涝湖、君山、爱晚亭、五里堤等无不充满热爱之情。他把湘江水比喻成“毡毹一幅碧玉镶”，把岳麓山比喻成湘水之神，有湘妃般美丽（《自湘江望岳麓》）。他热爱长沙郊外的涝湖，写他在湖上泛舟之乐：“波肤一半赤裸，一半菱衣轻裹。欲揭菱衣谢湖神，夕阳波外窥我。”“天乐继起琅琅，如琴如磬如簧。乐名《百鸟奏潇湘》，我将心耳听藏。”（《涝湖泛舟》）作者已经陶醉在大自然的美景中去了，对自然界的一切都充满浓郁的深情。1924年6—7月，他到烟台度假，一共写了20首五言律诗，航海途中所见所感，烟台海滩奇异的风光，一一付于诗中：“在山常爱海，渡海苦难居。顾影成孤犬，腾波起怪鱼。水圆如绝望，云散又空虚。镇日舱中卧，相欢只友书。”这是写航行大海中的见闻与感触，中间两联写海上所见，极有特点，不能移用于其他地方，无怪乎吴宓读后特别欣赏。在海滩沐浴者，各国男女都有，可谓五彩斑斓：“海浴夕阳暖，丽人集万邦。迎风何善笑，打桨总成双。枕藉缘芳草，和歌喜异腔。前湾多旅馆，碧浪映红窗。”此诗可谓有声有色、有情有味，读之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睹其色，自然进入海滩沐浴场那令人陶醉的境界中。生于重庆、长于江津、长年漂泊于外的吴芳吉，对家乡风物特别留恋。《短歌寄蜀中友人》是1922年在长沙写给南川人刘泗英的。诗中对家乡白沙沿街父老乡亲、熟悉的燕子、蓑衣滩的暖树啼鹃、黑石山的瀑布青松、驴溪湾的毛店酒香、野塘花发等无比亲切，向回乡的老朋友一一关心询问。在一次旅湘学会上，诗人作《鹃声》十首“力陈故乡服食、游戏、人物、风土之美”，如涪陵的醃菜 、乐山的墨鱼、“素葛凉衫花萼细，湖绵锦被麝香垂”的衣服被褥，登山攀黄桷树、花鼓元宵、端午龙船、以及家乡历史上的人物典故，都是他思念的对象，都寄予了无限的深情。《渝州歌二十五首》是对故乡重庆的描写，《几水歌五首》是对家乡江津城内风物的歌颂，均能展示当地特点，又感情浓郁，读之令人心驰神往。总之，吴芳吉的诗歌内容极为丰富，上至国家民族民生疾苦，下至个人生活细节无不用诗歌表达，既深刻又细腻，既生动又准确，堪称能反映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史诗。吴芳吉的诗歌在思想内容上有重大成就，在艺术形式上也别具一格。关于这点，学术界颇多争议，我们应该作些说明。早在吴芳吉任上海《新群》杂志社编辑的1919年到1920年，他发表了《婉容词》、《两父女》等诗后，社会上即有人批评他的诗“非驴非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吴诗逐渐为人接受，说他是“以新诗的创造自任者也”，“白屋诗稿中，摹仿西洋诗格调，运用中国句法，以独创新体，既能完全脱离旧诗篇章之形态，而又不蹈欧化过深之讥者，亦复不少。”自胡适1916年提倡白话新诗以来，趋之者众。但因胡适理论的偏颇，导致新诗弊端百出。新诗断裂传统，过分散文化，形式不固定，无诗美可言，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可惜中国的新诗……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新诗发展了近一个世纪，虽不能完全说“迄无成功”，但问题很多，这是不争的事实。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吴芳吉所创新诗是比较成功的尝试。姑且不说其内容极具时代精神（已如上述），就新诗的形式讲，也是较为成功的。新诗首先应当是诗，它不同于小说散文，语言要精粹，语要期少而意要期多，要含蓄蕴藉。新诗的要件，除了语言应当是现代汉语（非文言），还应注重韵律。这韵律，不是要求写新诗也如写近体诗（格律诗）那样要讲平仄，押《平水韵》，而是指首先必须要押韵（今韵），这才铿锵。此外，新诗的要件之一是分行形式，如不分行，就是散文，顶多只能算散文诗，非正格的诗歌。那么，吴芳吉的新诗究竟在形式上有何特点？既然他也是新诗的创造者之一，其形式特点对今天新诗的写作有何借鉴意义？这就是我们要重点阐述的问题。吴芳吉的世界观受传统文化影响很深，但新思想对他影响也很大。因此，他对新文化运动的看法，对新诗的主张，与激进派胡适等人大不同，见解较为独特。这些直接影响他的诗歌创作。《白屋吴生诗稿·自序》一文是他非常重要的诗歌理论。文章说：“礼仪甲胄，忠信干橹，吾将持此以永与斯世战争！兹欲语知好者，吾诗所载，未足为诗，但吾半生战况之一报告而已。”礼仪忠信，为传统文化中非常核心的内容，即为他的重要的思想构成成分，成为他用以反对激进派的武器。但他不墨守陈规，能与时俱进：“余恋旧强烈之人，然而不得不变者，非变不通，非通无以救诗亡也。”那么，如何变呢？针对当时激进派“全盘西化”，他提出自己的看法：对于外来的西方文化，“与其畏而避之，不如狎而玩之；与其怪而异之，不如汲引而同化之。文字，中西全异者也；文艺，中西半同者也；文理，中西全同者也。舍其全异，取其全同，酌其或同或异，吾知其生气蓬勃，光辉焕射，必有异于前矣。若此之行，不迁地以凭虚，不拔根以自败，有异剪枝，乃同接木。此则余之所谓变也。”如何创造新诗呢？…读古人之诗，非欲返作古人，乃借鉴古人之诗以启发吾诗；读外人之诗，断非谄事外人，乃利用外“余所理想之新诗，依然中国之人，中国之语，中国之习惯，而处处合符新时代者。…人之诗以改良吾诗也。”这就涉及到继承与创新以及后人所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问题，强调新诗必须要继承民族传统的问题，持论较为公正。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吴芳吉的诗必然别具一格：既有传统诗论中的意境，又具时代精神，语言基本上用白话，句式既有齐言体，又有长短不一的乐府体、歌行体，也很讲究诗行的押韵，押韵方式也多样化。本书所选，除了近体诗之外，绝大多数诗歌均具此特点。如《婉容词》、《两父女》、《护国岩词》、《笼山曲》、《巴人歌》等，即为其中优秀的代表作。诗必要意境，为古今学者共识。何谓意境？简言之，意境即读者通过作品语言感受到的、凝聚着作者思想感情或见解的情（包括理）景交融的生活画面，是情与景的结晶品。吴诗中莫不具有意境。前文所引《清明》其二（落红如雨缀青苔）即为诗中有境，情景交融的好诗。写景叙事诗之有意境，自不待言。即使是他以议论为主的诗，同样形象生动，寓理于情景之中。如《论诗答湘潭女儿》，是篇诗论。诗论最易流于抽象说教，但该诗不同。请看第二章：“中古有诗人，君爱陶靖节否？荆卿一咏瑰奇，孤云落落谁偶？我曾跨马柴桑，唤取东篱菊酒。愿随带月荷锄，与君为俦为友。”“爱”、“瑰奇”、“落落”、“跨马”、“唤取”、“愿随”、“为俦为友”，意也，情也；“诗人”、“陶靖节”、“荆卿”、“孤云”、“我”、“柴桑”、“东篱菊酒”、“带月荷锄”，人也，景也，情与景水乳交融，组成一个作者与陶渊明“超凡脱俗”的境界，表达作者仰慕陶之人品诗境的强烈感情，真不知何者为陶、何者为吴矣。诗论写得如此，可谓观止矣。吴芳吉对诗的语言使用本极随便。他曾说：“文学之好坏，不在文字上之行迹，乃在其内中包涵之精神思想。”“文学惟有是与不是，而无所谓新与不新。此吾人立论之旨也。”正因如此，吴诗语言随心所欲，或用文言、或用白话，甚而一诗中“文夹白”。如《婉容词》，全诗基本上都用白话，但末尾有“野阔秋风紧，江昏落月斜”一联对句，平仄格律全合近体诗要求。这一联虽为律句但不深奥，通俗流畅，对渲染婉容跳水自杀那凄凉悲楚的环境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给人无穷的意境玩味。婉容——这美的象征被撕碎了，浓郁的悲剧色彩笼罩全篇，黎明前显得更为黑暗，更为寒冷，广阔的原野上一阵紧一阵的秋风呼呼呜咽，好象在为婉容哭泣、哀悼，昏暗的江水默默流淌，犹如在为婉容无声淌泪，而天边斜挂着的半轮残月慢慢往西边坠落，有似在向这特别黑暗的世界控诉。吴诗的句式与押韵也很有特点。句式一般分齐言句式和长短句式两种。齐言句式有四言（如《枇杷会》、《与同乡少年聚饮竹溪口》）、六言（如《壬戌正月黄鹤楼下放歌》、《送曼倩于归罗府》、《师梅寄我红叶》、《树坤寄问归期五首》）、七言（如《卖花女》、《南岳诗》、《志武死后招魂衡山绝顶》），最多的是杂言体的长短句式。少则二言，多则可达十二言一句（如《两父女》“也呜呜咽咽共小女一齐哀号”）。这与传统的乐府体、词曲体颇为相似。在分行形式方面，吴诗中有部分可称现代格律诗，也分齐言体和杂言体两类。齐言体不待言之，杂言体如《小车词》、《短歌寄蜀中友人》、《涝湖泛舟》、《鹃声》、《玉姜曲》、《冻雀诗》等，在顿数、字数、行数、段数、押韵等方面都极有规律]。吴诗很注重押韵，也规矩分明。基本上是两句一押，偶行押韵者多。句句押韵，或隔两行押韵者少，上述所引各诗，均可为例。所押之韵，近体诗遵循《平水韵》，新体诗遵循词曲韵，甚至有的诗用江津方言押韵（如《鹃声》），非常灵活。吴芳吉诗在内容上极为丰富，堪称“史诗”。在形式上无论是新诗，还是古体诗，都很具传统诗歌的特点。尤其是新诗，能古今融合，中西融合，别创一种“白屋体”：有传统诗体的意境，又具备新诗诗体自由、不拘字数、行数、自由用韵等特征。这种“白屋体”诗，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特别是新诗诗体形式还没有真正解决的今天诗界，研究和学习吴芳吉的“白屋体”新诗，无疑是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新诗不能割裂传统，必须学习传统，吸收传统诗中的一切精华，为我所用，才能创新，才能有所成就。吴芳吉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见《吴芳吉集·信·与刘宏度刘柏荣（民国十六年十月一日成都大学）》：“赶程至赤水铺，适店中一妇人枉死，棺内鲜血淋漓，县官方来检验。据云此妇与其夫口角离家，随身有银百三十圆，独宿店中，为店主窥知，因而毙之，佯言妇自缢死。”可知该段诗所写是黑店店主谋财害命。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诗话》：沈玄庐的“《十五娘》是新文学中第一首叙事诗。”此说非。《吴芳吉集·信·答刘雪耘（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十五日江津）》：“蜀人有兵四十余万，而畏葸不肯援沪。吉欲以赤手与倭寇拼之，决于下月东出。如湘军赴沪，愿兄为吉结识诸健儿。”《吴芳吉集·信·致树坤（民国十四年乙丑腊月二十八日西安）》：“彼等（按指作者朋友徐朴生等）取吾之诗，如《橘树谣》、如‘万树梅花月正圆’等短篇，皆已制为琴谱，饭罢辄奏，甚为动听。”《白屋吴生诗稿·烟台杂诗·自注》：“此诗泾阳兄（按，指吴宓）所甚赏者，为‘水圆如绝望，云散又空虚’之写海行情景，‘丁公仰药处，野老无人闻’之感慨家国盛衰，谓为浑成而不著力云云。”《白屋吴生诗稿·鹃声·序》。《白屋吴生诗稿·曹君事略》：“有新派诗人自北方来告者，曰：‘吴生诗非新非旧，非驴非马，其转语之痛改！’。”游鸿儒《白屋诗与新诗的创造》，载《成都追悼吴碧柳先生纪念刊》，1932年成都美利利印刷公司铅印本。《鲁迅书信·致蔡斐君》。毛泽东《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载《诗刊》1978年1月号。《吴芳吉集·文·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吴芳吉集·文·再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拙作《论吴芳吉的现代格律诗》，载《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2期。《吴芳吉集·信·与邓绍勤（民国十六年九月三日德感坝白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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