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人深思的诗学观念
·发人深思的诗学观念
——重读吕进先生为“东方诗风”诗集写的两篇序文
吕进先生于年前即以其新著《现代诗学：辩证反思与本体重建》（人民出版社，2016），由于多种原因，一直未能详读。此书内容博大精深，由四个部分组成 ：《三大重建与新来者》、《新诗文体研究》、《域外诗歌与汉学研究》、《新世纪序跋选粹》，达46万字，拿在手里，感觉到的不仅是物质的重量。
真想认真写一篇读后感，一时难以如愿。就从《序跋》说起吧。
数了一下，刚好40篇。所序之书皆涉诗也：不是诗集就是诗歌论著。有幸的是“东方诗风”论坛分别于2005年和2012年出版了两本合集《新世纪格律体新诗选》（中国文化出版社）和《“东方诗风”论坛10年诗选》（吉林文史出版社），皆蒙先生慨允为之作序。我就先就这两篇序文谈谈心得吧。
一
2005年7月，原“古典新诗苑”论坛十几位诗友在合肥聚会，一致议定将袭用多年的“现代格律诗”概念改称“格律体新诗”，并且确定论坛宗旨为促进新诗格律建设与格律体新诗的创建，同时决定年内出版一本格律体新诗选集。说到做到，在众多诗友的大力支持下，就在年底，《新世纪格律体新诗选》如期出版了。吕进先生序言的题目是《现代与格律》。据我的常识，序言大抵一般有两种写法：一是借此议论与此书有关的问题，二是就该书谈谈自己的意见（当然主要是肯定性评价）。这篇文章就是采用前者的路数。
关于“格律体新诗”的命名，吕进先生在文末这样交代：
“东方诗风”论坛的朋友们没有使用“现代格律诗”的术语，而是改用“格律体新诗”，原因是担心与许多人写的旧体诗相混。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是“现代格律诗”在长期使用中似乎已经有了明确的内涵，所以我在序言里仍然采取了从众的办法。
而在为7年之后出版的《“东方诗风”论坛10年诗选》撰写的序言中，吕进新诗却径直采用了“格律体新诗”的术语。在此之前，他和熊辉主编的《诗学》年刊（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主办，巴蜀书社出版）就已经开辟了《格律体新诗》栏目（由我主编）。这也就是说，一家国内权威的诗学研究机构已经认同了“格律体新诗”这一提法了。这是令人感到欣慰的。
关于“格律体新诗”，我还有话想说。一是直到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诗歌刊物、诗人、诗论家采用，例子甚多，就不列举了。不过还有些人尚未认同。这不要紧，就让它继续接受时间的考验吧。二是有朋友曾经指出，“格律体新诗”的提法早在2005年“东方诗风”论坛提出用它取代“现代格律诗”之前就有了。这是事实。不过那只是“无意”之举，并没有发挥什么影响，更没有提出“取代”的建议；而且这不是适足以证明“格律体新诗”术语的提出与使用的合理性吗？
二
吕进先生借撰写这两篇序言的机会，阐明了好些重要的诗学理念，这是值得重视的。且分述如下（不再注明出自哪篇，因为《现代与格律》主要针对诗界现状，论述的内容要多些）：
一、“关于诗如何通过诗的渠道保持与时代的联系，在与时代的呼应中寻求艺术的创新”，有人认为，“诗越离开时代就越纯”。对此，吕进没有直接发表意见，只是说：“多数人好像并不信这一套。”是因为简单的问题，不值得多花笔墨吧，就这样简单“打发”了。他自己的态度当然不言而喻：他是站在多数人一边的。
二、关于诗歌写作的“自由性与规范性”，争论“特别大”。他批评“许多诗人早就习惯了‘跑野马’”，而“野马拒绝笼头”，“对于提倡诗体建设、提倡形式感和分寸感一概反对和反感，认为这是在妨碍他的创作自由，在给他制造麻烦”。然后正面指出：“艺术总是有限制的。艺术的美、艺术家的才华正是巧妙地运用这种限制才得到发挥。”他严肃地指出，“像现在这样下去”，就很可能妨碍读者的读诗兴趣，甚至取消新诗在艺术领域的生存！这话说得够严重了，涉及到生存问题：谨防诗籍不保！
三、吕进提出：“对于诗来说，形式就是内容。没有形式，就没有了内容。”他调侃道：“没有形式感的人，可以去干别的，但绝对不能做诗人。”轻视形式的确是如今诗人们的通病！有些自命“诗人”者认为自己鼓捣的那些劳什子只要一分行就具有了诗的形式，而把诗这种文学样式应有的、有别于散文的其他不可或缺的形式特征早就抛弃到九霄云外去了！在他们头脑中，仍然为“内容第一，形式第二”，“内容决定形式”的片面、陈腐的观念所统治，丝毫也没有形式应有的重要地位。这样的诗人如果不迷途知返，就只能“干别的”去。
“对于诗来说，形式就是内容。”鞭辟入里，我是闻所未闻，觉得很新鲜，只是不知道吕进是否“言人所未言”？苟如是，则是独具只眼的创见。
四、关于自由诗。
1、吕进承认，自由诗迄今是中国新诗的主流诗体，今后也会一直存在。但是，“自由诗如果真要是诗，也得遵循诗的规范。自由无边，自由出了诗的边界，和诗也就没有关系了。”也就是说，自由诗必须具备诗的文体要素，否则便失去了诗的“身份”。就一个民族而言，如果只有自由诗，“它的艺术生态就不正常了。这也许是一个民族诗歌不成熟的标志。”这就与何其芳60年前的著名论断遥相呼应：何其芳在他的诗学文献《关于现代格律诗》中，把一种语言只有自由诗而没有格律诗称为“偏枯的现象”。
2、“自由诗作为‘破’的先锋，自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是新诗近百年的最大教训是单极发展。作为素有格律诗传统的中国诗歌，在使用白话这一新的载体后，不但一直未能建立起相应的新格律，而且上世纪末以来，兴起各种“口水体”，反而进一步放逐了传统的审美要素，“加速了单极发展的新诗与生俱来的危机”。在这种状况下，对现有自由诗进行改造，加以提升，就十分必要了。
五、关于现代格律诗（暂用2005年吕序使用的概念）的若干真知灼见：
1、现代格律诗的必要性：有些诗情只有格律诗才能完美地表达；
2、格律诗必须具有诗的质地，而不能徒具形式；
3、“格式和韵式构成格律体新诗的几何学维度”，其合乎规律的变化会产生“无穷多的样式”（我称之为“无限可操作性”）；
4、“格律体新诗寻求相对稳定的有规律的诗体。”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会出现“较多的人习惯的通行格式”，那么，这将成为“格律体新诗成熟的象征”。
5、“格律好像会给诗人带来麻烦，其实给诗人带来的更是自由。”辩证地论述格律与自由的关系，有力地破除对格律的误解。
6、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吕进先生也做了非常透彻的论述：“不是理论家来制定法则，诗人依照法则来写诗。没有这样狂妄的理论家，也没有这样愚蠢的诗人。一切在于实验。”
六、对网络诗给予高度评价：“网络给新诗带来革命性变化。”平媒诗和网络诗的共生，“形成了诗坛的新景观”。
七、中国新诗的前景描述：
回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历史，吕进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鉴于经过多年的逐步发展，中国古典诗歌到了唐宋才出现定型的格律诗体，那么，打破旧诗固有形式之后，现代诗歌就开始了一轮新的循环。因此我们正处于“律前时期”，和南北朝以前的状况相仿。
他信心满满地指出：“未来新诗大的走向是可以预期的。尽管在现代汉语条件下，建设新诗的格律有其艰巨性，但是更有其必然性。”末了，他以这种掷地做金石响的七个字结束全文：
“走向新诗的盛唐！”这句话是全文的点睛之笔，也是全文的标题。
吕进先生在短短两篇序文中表达了这样丰富的切中肯綮、发人深思的诗学观念，实在难能可贵。我在对其进行一番梳理的过程中，感到受益匪浅。
三
虽然这两篇序文没有过多地着意于两本诗集的具体评价，但是其热情还是从字里行间透露出来。他说《新世纪格律体新诗选》的出版“令人特别高兴”。“东方诗风”的诗友們“给诗坛带来了一股清风，诗体重建的清风。我愿向他们致意”。7年以后，当他从我这里得到《“东方诗风”论坛10年诗选》即将出版的消息，从诗集电子版读到“43为诗人的247首作品”后，在此书序言中开宗明义，就表示“享受到美的盛宴”，并做出这样的判断：“格律体新诗近年在艺术实践和理论概括上都有长足进步，推进格律体新诗的诗人们是值得尊敬的。”听着这样的话真有知音之感，十分温暖。
如今，距那时又是5年过去了。2008年创刊的《东方诗风》年二刊已经出版了17期；去年10月，我们的友邻“中国格律体新诗网”刚刚大张旗鼓地举行了十周年站庆。毫无疑问，格律体新诗又有了新的长进。我们应该珍惜得之不易的成果，排除一切“诗外”的因素，将方兴未艾的事业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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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记】《现代诗学：辩证反思与本体建构》第二部分《新诗文体研究》中，编入《区域文化视角下的重庆文学》一文中，谈到网络诗，指出这是“诗歌适应信息化生存的产物”。然后说：“在重庆，一大群诗人围绕在以李元胜、何房子等为中心的网络诗刊《界限》和以万龙生为中心的《东方诗风》周围，从事网络诗歌是写作。《界限》和《东方诗风》构成了重庆诗坛一道新的风景线。《东方诗风》还出版纸质诗刊，也是一种新的尝试。···网络诗歌以它向社会大众的进军，向时间和空间的进军，证明了自己强化诗歌传播的实力与发展前景。”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将“东方诗风”纳入重庆诗歌来论述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就地域而言，重庆是“东方”成员最集中的地方，《东方诗风》也一直在重庆编辑出版。不过，还得指出，网络诗歌总会是打破地域界线，不受地域限制的全国性诗歌论坛。《界限》和《东方诗风》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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