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滨读书笔记（四）害诗四“论”，流毒必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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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诞生即将百年，是该做一番回顾、总结了。在我看来，作为中国的一种诗体，他还不够入户资格，即尚未取得民族身份认证。不像马铃薯、玉蜀黍什么的，早已适合中华水土，业已移植成功。就连名字都变成土豆、包谷了。

这个问题，概而言之，是存在“致命”的危机。我在《海滨读书笔记·一》就题为《“危机”二字，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对此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不再罗唣。

新诗现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极端或绝对“自由化”，丧失了诗歌固有的文体特征,亦即失去了自立于文学之林的基本条件。新诗初生面临的困境本来情有可原：语言载体必须随整个文学由文言变为白话，但是没有现成的形式可供使用，必须再造或重建。这无疑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问题在于一些始作俑者及其继承者不但回避了艰苦的开创新路的工作，而是采取了偷懒、敷衍的办法，而且还振振有词，为自己的无能寻找理论依据，遂使后来者盲目跟从，为害匪浅，流毒至今。所以，为解决新诗的问题，使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最终取得中华诗国的“身份证”，就必须从头开始，在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使其回到中华传统的正道上来。

自新诗草创始，我以为几个影响最深、为害最大的观点就是：

一、胡适：“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

    直至今日，还有人提倡“口语诗”。追根溯源，这正是“梨花体”、“乌青体”的源头。

二、艾青进一步把“口语美”改头换面，标榜为“散文美”。

以上两种论调实际上是以分行为掩护中放逐诗，使之被散文同化而丧失自我。追求“散文美”的必然结果是导致诗的散文化。

三、戴望舒:“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

这是公然“数典忘祖”，从根源上瓦解了诗之为诗的基础，使之背离音韵、节律，与散文混同无异。

四、废名：“新诗应该是自由诗。”这是他写于1940年代的那篇名文的题目。其结尾则宣称：“只要有诗的内容，然后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怕别人说我们不是诗了。”

这与上面几条如出一辙，也是诗的“取消”论，而且更加明目张胆，肆无忌惮。霸道嘴脸，可鄙可恶。既然如此，要诗何用？

以上四“论”，我认为都是新诗严重脱离诗的传统，离开诗的本质，堕入“非诗”泥沼的原动力，也是阻扰新诗回归“诗途”的巨大障碍。

需要指出的是，艾青、戴望舒二位，并未将自己这一主张贯彻到底，他们晚期的作品走的是相反的路数，实行了自我“救赎”（我分别有专文论述），但是其对诗的误导却远未终止。这与碍于二人的声望 ，对他们的错误观点及其严重后果批评不足关系极大。

现在，我愿无所忌讳，大声疾呼——

百年新诗，迷途知返，悬崖勒马，此其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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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可与死水吧新作对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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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预约发《短歌行》第三期卷首。具体按实际情况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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