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诗词的伟大传统及百年回顾 （完整版）

诗酒自娱

中华诗词的伟大传统及百年回顾                     

                  

                         一

“从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屈原、王羲之、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关汉卿、曹雪芹，到“鲁郭茅巴老曹”，到聂耳、冼星海、梅兰芳、齐白石、徐悲鸿，从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从《格萨尔王传》、《玛纳斯》到《江格尔》史诗，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产生了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

以上是习近平在去年召开的全国文艺座谈会上的报告中的一段话。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提到的中国伟大文化大师中，古代的除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几位先秦思想家、哲学家外，全部是诗人。当然，王羲之、关汉卿、曹雪芹的主要身份是书法家、戏剧家、小说家，但是毫无例外同时也是诗人，关汉卿所写的的杂剧就是诗剧！而现代人物的列名中居然只有郭沫若一位诗人。而且，郭氏的诗歌创作成就得到公认的也就是他早年的新诗；同时他也是一位诗词家。

下面是习近平谈到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段话：

“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

当然谈得很好。我觉得如果把中心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换成“中华诗词”亦无不可。这就充分表明中华诗词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所占的地位之高，是其他品类所难以企及的，中国做为伟大的诗国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其核心或主体内容无疑就是一部诗歌史。这部诗歌史产生了许多伟大的和优秀的诗人，形成了灿烂辉煌的诗的星空。他们留下的浩如烟海的精美诗歌，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精神财富博大精深的宝库，世代相传，具有永恒的价值。中华诗词在记载历史、传承文化，启迪思想、陶冶情操，交流情感、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提升民族凝聚力、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等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如果不止于阅读欣赏的层面，那么，对于个人而言，则更赐予你抒发的快感，创造的欢乐，追求的力量，奉献的满足。

                           二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说过：不学诗，无以言。古典诗词的营养已经化为汉语的血肉，许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运用了诗词的妙语嘉言。比如谈天气说“雨雪霏霏”，谈风景说“杨柳依依”，谈处境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些都源自古老的《诗经》，我们往往习焉不察。至于“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横看成岭侧成峰”“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之类富于哲理的名句也往往冲口而出。甚至在横扫一切旧传统的“文革”非常时期，“山雨欲来风满楼”，“病树前头万木春”之类诗句人们都耳熟能详。至于中华诗词中那些精品的思想、历史、美学价值，就无需一一论列了。

习近平在讲话中喜欢引用诗词名句，早已尽人皆知。试举几例：

2012年2月14日，他和美国副总统拜登共同出席中美企业家座谈会，希望企业家们“不畏浮云遮望眼”，出自宋代政治家王安石《登飞来峰》：“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当选总书记，与中外记者见面时，用了“夙夜在公”，就是日夜都为国家谋利益的意思，出自《诗经·召南·采蘩》。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大型展览时说，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这句诗出自唐代李白《行路难》“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纪委全会上，连用了唐代诗人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四句诗，“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来比喻腐败懒政；“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来形容天下大乱，终于打破歌舞升平。他又引用了唐代李商隐《咏史》：“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唐代诗人刘禹锡《金陵五题·台城》：“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说明腐败就会亡国。

2013年3月25日，习近平同志在坦桑尼亚演讲时说，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人生乐在相知心”，出自宋代政治家王安石《明妃曲》。

古典诗词并没有随着时间流逝、消亡，永远和中华民族在一起，和我们在一起。不但如上所言，一些经典的诗句人们经常有意识引用，使语言增光添彩，而且更有许多诗句已经化为成语，人们不知不觉就得到了古典诗词的恩泽。

                     三                                       

人们还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应邀与会的全国各方面一流文艺家中，属于文学界的竟没有一个当前走红的诗人（只有少数作家从前写过诗）！这就与中国古代诗人在报告中所受到的“礼遇”适成鲜明的对比。须知，近百年来，“五四”文学革命就倡白话废文言，诗词成为打倒对象，贬入冷宫了啊！而以白话为载体的新诗早已成为诗坛的主流新体，堂而皇之，登堂入室。为什么到今天竟没有一个人能够代表诗界出席这次盛会呢？这只能证明毛泽东早在1950年代谈论新诗时那句名言“迄无成功”并没有过时。在上世纪末，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又语惊学界，似乎是一种有意无意的呼应，也说新诗“是一个失败”，新诗界衮衮诸公恨得咬牙切齿。殊不知余波未尽，早两年新诗界又跳出来一个“叛徒”，以新诗出名的流沙河公然宣称“我不相信，中国的诗歌能把传统抛开，另外形成一种诗。最大的可能是把传统的东西继承过来，然后把现代的一些观念、一些文学、各种认识结合起来才有前途。”这实际上也是对时下那种远远背离传统的新诗进行了委婉的否定。那么这就引出了一个那些在新诗百岁之际为其大唱赞歌的人们怎么也不肯承认的结论：新诗至今没有站稳脚跟，更谈不上脱胎换骨，实际上还没有取得民族身份的“认证”。

那么，诚然如前所述，不可否认，中华诗词有着辉煌历史，在今天还有着巨大的艺术魅力，可是这种古老的形式还能够用于反映今人的思想感情、今天的社会生活吗？有人未免心存疑虑。

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五四”文学革命以后，虽然诗词一直处于被打压的地位，生态环境极其恶劣，但是却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事实上压而不垮，打而不倒。其顽强的生机活力令人叹为观止！

经过长期的发展，中国诗歌的形式不断变化发展，由《诗经》的四言、楚辞的六言（虚词略去不计），演变到五七言古风、乐府，进而发展为五七言近体诗，以至宋词、元曲的“长短句“。这一过程，是形式适应内容表现的需要不断发展丰富的过程，也是诗的格律由简到繁、由宽到严的过程，各种形式不是后者取代前者，而是后者丰富了诗的形式，各种形式共存并荣，最终形成一个包括诗、词、曲的各种体式的诗歌体系。可以这样说，中华诗歌史又是一部格律发展史。诗人们可以根据表达的需要去选择最合适的样式。这样的格局在世界各国诗歌中是都是少有的。这种成熟、系统的格律体系和前人丰富、高超的艺术经验为我们今天继续运用和发扬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自宋代以来，举凡重要的诗人都是诗词兼用的“两栖诗人”，无非有所侧重而已。众所周知，温庭筠是晚唐“花间派”重要词人，他不是也留下了《商山早行》这样的杰作吗？其中“茅店鸡声月，人迹板桥霜”一联成为世代相传的名句。李清照不是以词名世吗？可她也写过这样的千古绝唱：“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借此机会，我要澄清一个观念，希望能解除一种误会：一些人（包括爱好诗词、支持诗词事业发展的马凯先生）总是爱把近体诗迳称“格律诗“，这是不妥当的。因为按照逻辑学的原则，概念具有排他性，这样一来就把中华诗词中其他的诗体都排斥在格律诗之外了，这是完全违背事实的。因为近体诗形成之前的多种诗体，无非格律不那么严格，并不是不讲格律；而其后的词、曲别看诗句长短不齐，其实每一种词牌、曲牌都有一定之规，其严格程度绝不亚于近体诗。中华诗词的这一特色也是优势，是值得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有的人甚至荒唐地认为中国在近体诗之前的诗歌都是自由诗，这与只承认近体诗是格律诗不无关系。其实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自由诗！从欧美引进的自由诗，其自身的历史从惠特曼开始，至今也不足200年！

不仅如此，我们的前辈对诗歌美学还有其他的重要贡献，试举其要者言之：

首先，对诗的起源讲得很清楚，最初是与音乐共生的：《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既然简单说话有不足那么就感叹，如果感叹也不足以表达那么就歌咏，歌咏也有不足，不能表达出身体形态所具有的感染力。这样就是鲁迅所说的“杭育派”。诗是从生活中来，从劳动中来，从人心中来，是为适应表达、倾诉的需要而产生的，是与音乐为一体的。音乐性是单独以文字形式呈现的诗的无法摆脱的优良基因。

促进中华诗词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民歌的影响几乎贯彻始终，这是音乐性的后天沾溉。《诗经》《楚辞》与民歌的渊源自不待言，汉乐府不但对五言诗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其自身也包含许多五言诗精品。著名的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位诗人旗亭画壁的故事充分证明七绝也是普遍入乐可唱的。敦煌曲子词是宋词的滥觞。元曲与音乐的关系更为密切，似乎又回到诗与音乐彼此难分难舍的地步。

其次，对诗的性质也阐述得很清楚：《诗经》的作者关于作诗目的的叙述中就有“诗言志”这种观念的萌芽。作为一个理论术语提出来，最早大约是在《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诗以言志”。《尚书·尧典》中记舜的话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篇云：“《诗》言其志也。”这“志”就是情志，言志就意味着主情，为诗的抒情性定下了铁则。尽管前些年新诗界怪论迭出，什么“反抒情”、“反语言”之类胡言乱语甚嚣尘上，诗的这种本质的规定性是不容动摇的。

再次，对于诗的社会功能，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孔夫子所说的“兴观群怨”四个字就说得一清二楚，不容置疑。如今新诗界一些狂妄之徒口口声声自诩“贵族”，声称诗只能供“小众”创作、欣赏，与大众无关。其结果是把诗引上一条越来越窄的道路。如不迷途知返，势必把诗拖进死胡同，而成为诗歌之敌。

事实已经证明，中华诗词几千年来以其丰富的内容、精湛的艺术、多样的风格、纷逞的流派形成了一个无比璀璨、无比丰赡的宝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不容弃置的优秀传统，具有永恒的价值。反观中国新诗百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提供的主要不是经验而是教训。而百年来诗词的发展历程则证明了中华诗词的生命力并没有也不会因为社会生活的变化而丧失，相反不断被“激活”，被强化，从而得到新的动力，处于发展之中，因而拥有光明的前景。

                       四

现在我们可以分几个时期来谈谈近百年中诗词创作的概略：

一、1919——1931年间：这是文学革命的发轫期、盛行期，以白话为载体的新诗诞生了，大有取代诗词之势。但是诗词并没有消亡，存在着两个营垒：

南社是清末一个革命团体，也是一个文学团体，而文学以诗词为主。南社建立期间﹐国粹主义思潮正在革命派内部流行﹐南社作家大都不同程度地接受过影响。他们要求光大民族文化﹐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号召保存国学。“五四”时期以后﹐其中不少人还在坚持诗词创作。南社的主要诗人有柳亚子﹑陈去病﹑高旭﹑苏曼殊﹑马君武﹑宁调元﹑周实﹑吴梅﹑黄节等。

还有一个就是“学衡派”。这是一个因《学衡》杂志而得名的文化流派。1922年1月，梅光迪、吴宓、胡先骕、刘伯明、柳诒徵等七人，在当时国立东南大学，发起创办了《学衡》杂志。《学衡》创办于1922年1月，历经曲折1933年7月终刊。学衡派对于新文化运动持批判态度，其中许多人坚守诗词阵地，坚持诗词创作，成为“五四”后诗词创作的大本营。

我们还要注意到，从事新文学创作的许多大将巨擘，都有着深厚的旧学根底，积习难改，不少也以诗词吟咏为余事，写下不少诗词作品，甚至蔚为大观。鲁迅和郁达夫是公认的两的位新文学骁将，同时又都是出色的诗词家。其他我们熟知的早期新文学知名人物，包括一些新诗名家，许多也没有放弃诗词创作，留下了不少优秀篇章。这些人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而学者、政要，甚至武将中擅长诗词者也不乏其人。诗词的创作在“五四”之后从来就不曾终止过。近年来，学界开始注意到这一事实，出版了一些学术专著，但是比起这一期间诗词创作的实际成就还远远不足。

这一时期，坚守诗词阵地的都是饱学之士，文化精英，留下了不少优秀诗作。就举几首新文学代表人物的诗作供各位欣赏吧：

《七律·无题》鲁迅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似水照缁衣.

《无题》郁达夫

平居无计可消愁，万里烽烟黯素秋。

北望中原多胡骑，夕阳红上海边楼。

《咏西子湖》郁达夫

楼外楼头雨似酥，淡妆西子比西湖。

江山也要文人捧，堤柳今日尚姓苏。

《无题》刘大白

粉面含娇一笑匆，翻衫回袖入花丛。

断霞双颊微微露，知是羞红是酒红。

二、1931——1945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痛失东三省算起，到1945年抗战胜利，这14年是中国遭受日寇侵略，中国军民奋起反抗，最终胜利的14年，也是诗词创作复兴，佳作累累的时期。对此我有粗略的涉及，10年前就写过《抗战诗词略论》一文，今年借抗战胜利70周年之机，我又为重庆市文史馆《重庆艺苑》杂志夏季号编选了《抗战诗词选粹》，精选抗战诗词数百首，展示其巨大成就。我在其前言中说：

当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新诗人们奋发踔厉，以诗为枪，投入这场殊死的搏斗的同时，旧体诗词也焕发青春，重登大雅之堂，发出正义的怒吼。

抗战诗词的内容主要是正面歌颂民族抗战图存，揭露日寇滔天罪行，鼓舞士气，坚定信心；与此相呼应的则是反映中国百姓的苦难生活，艰苦历程，战争带来的深巨创伤：离乡背井，颠沛流离，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从事抗战诗词创作的诗人队伍是相当庞大而精锐的。我们可以开列出一长串耀眼的名字。“兵气每于文字见”（卢前句），他们创作的抗战诗词，谱写了中国20世纪文学史的光辉篇章，形成了恢宏翔实的抗战诗史。抗战诗词是中国诗史上有一座峭拔的高峰！

值得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是，作为陪都，重庆这个政治文化中心，当然成为抗战诗词创作的重镇。这在里有名留青史的饮河诗社，有专门发表诗词的刊物《民族诗坛》，还有许多发表诗词的报刊。既有组织推动，又有发表园地，更有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的浓厚氛围，诗词的繁荣就顺理成章，风生水起。

这里就选录《抗战诗词选粹》中的几首佳作，作为上文的论据吧：

《五月四日敌机炸渝》 杨  述敌寇凶残甚，渝州继火焚。举家随国毁，烈焰逐人奔。一响皆趋死，齐乎不共生。愿栖碎瓦上，重建汉家春。作者是一位职业革命家，当时是八路军渝办的工作人员，文革初期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任上被迫害致死。他并非知名诗人，却为重庆大轰炸留下了诗的铁证。

《水龙吟》 叶圣陶

举头黯黯群山，秋心飞越云山外。风陵渡口，洞庭湖畔，捷音迟至。战士无衣，哀鸿遍地，西风寒厉。听连番烽警，惊传飞寇，又几处，教摧毁。

怅恨良朋悠邈，理舟车，愿言难遂。西窗剪烛，春盘荐韭，谈何容易。江水汤汤，写愁莫去，够尝滋味。更何心，怀土悲秋，点点洒，无聊泪。

此词高度凝练地表现了抗战期间民族灾难和个人命运，被朱自清誉为“抗战词史”。                     

《由延安到冀鲁边》牟宜之

月明却照汉秦关，回首微茫九点烟。

事业尽抛封豕尾，河山犹待伏龙肩。

行间骑坐戎衣窄，酒畔谈兵战血鲜。

鹤唳风声惊日夜，扬鞭策马驰幽燕。

作者是一位命途多舛的传奇性共产党人，优秀诗人。《人民日报海外版》载文称此诗“堪列于抗战8年中最优秀的古体诗之一”。

三、1946——1976年。抗战胜利后直至1949年之后，形势大变。在中国大陆，只有毛泽东等少数头面人物有资格创作、发表诗词，毛泽东一方面自己喜爱诗词，并且对新诗采取蔑视的态度，一方面又说诗词“束缚思想，又不易学，不宜在青年中提倡”。这样，诗词创作成为禁区，产生断层、断代的现象便是必然的结果了。到了史无前例的文革时期，诗词成为“四旧”遭到横扫自然不足为奇。

然而，就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民间生长的诗词并没有被斩尽杀绝，只不过是处于“地下”状态罢了。那时文字狱盛行国中，诗词的写作是要甘冒极大风险的，念及此，我们不能不感叹诗词的魅力和这些诗人的勇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出版的《二十世纪诗词评注》一共收录诗人300余家，诗词600多首，可以从中摘取一点标本：

《河清》黄海章

久绝风雷响，宁闻骏马嘶。

河清唯有颂，补阙竟无诗。

叶密光难度，霜寒花发迟。

扶桑看晓日，照彻凤凰枝。

作者黄海章（1897-1989）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国内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老专家。此诗写于1971年，诗人满怀忧愤，对那个时代啧有烦言，敢于以诗责之，实在难得。

《红娘子·咏番茄》陈瘦愚

品种如茄子，又唤西红柿。色似杨梅，形同苹果，祖家南美。在明清之际，入中华，来自英吉利。

果实真佳丽，采摘盈筐篚。既作佳肴，又堪制酒，别饶风味。我小园栽种百千株，恃伊饱和醉。

作者陈瘦愚（1897——1990）是福建南平人，南社社员，曾任福建省文史馆馆员。此诗作于1961年，堪称关于番茄的科学小品，而以词的形式写得妙趣横生。考虑到1961年那个特殊年代，作者盛赞番茄也许“别有用心”亦未可知。

到了这个时期的最后一年即 1976年，出现了“四五”事件，英雄的首都人民以革命大无畏的精神，冲破“四人帮”的重重禁令，写下成千上万的革命诗词，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万恶的“四人帮”。 天安门诗歌在斗争中发挥了广泛深远的影响，是矗立在我国诗歌发展史和革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这些作品绝大多数是以诗词形式写成的，由于上述“断层”的存在，不可否认这些诗词在格律上是存在缺失的，但是诗词这种古已有之的形式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及其表现新的社会生活、表达今人的思想感情的适应能力却由此得到了雄辩的证明。

四、1977年平地起风雷，中国开始出现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诗词的复兴呈燎原之势，遍及全国。诗词组织、报刊不胜枚举，“诗词人口”大量增长，诗词活动如征文、评奖频繁开展，还在社会与学校有计划地开展诗教工作。尤其是网络的盛行无异乎另诗词如虎添翼，各种论坛、博客、QQ群、微信都成为诗词的载体。每天产生的诗词谁也无法统计。就数量而言，这就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就说重庆吧，市诗词学会成立已近30年，各区县大都建立了诗词组织，办有诗词刊物，开展多种诗词活动。重庆市彭水县被评为全国诗词之乡，江津八中是全国先进诗教单位。

备受打压的诗词咸鱼翻身，几可与长期居于诗坛“霸主”地位的新诗叫板，大有一较雌雄之概。面临挑战，新诗这个“老大”也感到了威胁，坐不住了。可不，《诗刊》早就为诗词开辟了专页，现在又到处招兵买马，成立了“子曰”诗社，办起了《子曰》诗刊。而《星星》也办起了诗词专刊呢。最近收到一本已经出到237期的沈阳的《诗潮》，打开不由大吃一惊：曾几何时，这家老牌新诗刊物竟然摇身一变，成为新诗与诗词平分秋色的诗歌刊物（而不是单一的新诗刊物）了。以自费订阅为主的《中华诗词》的印数早已超过了以单位订阅为主的《诗刊》：这个某些新诗界人士讳莫如深的事实，已无任何秘密可言。还有一个令人鼓舞的事实是，人为地把诗词排斥在“正统”之外，如今这个禁区已经开始突破。鲁迅文学奖的诗歌奖已经涵盖了诗词，诗词也开始进入一若干现当代文学史著作。例如重庆出版的“断代体”史著《大后方抗战诗歌研究》中，诗词就登堂入室，列为专章。

目前，中华诗词继续保持着强劲的上升势头，仅就国家级层面而言，不但作为群众组织的中华诗词学会依旧办得红红火火，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还于2011年9月成立了中华诗词研究院，隶属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管理，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这对于当今中华诗词发展起到的推动作用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至于全国各地、各级诗词组织、报刊等等就灿如繁星，难以统计了。

                     四

百年来，中华诗词的概貌已经简略地做了介绍。毋庸讳言，在这个时段，诗词创作大多数时候都是僻处边缘，连其生存的合法性都不具备。尽管如此，其成就仍然不可小觑。如上所言，事实证明，以诗词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表现现代人的生活、思想、感情，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其艺术表现力和艺术魅力是别种艺术形式所不可替代的。《20世纪诗词评注》就收有300余位诗家的600多首作品，其中不乏佳篇。然而这样的工作还仅仅是开始。20世纪丰富的诗词宝藏还有待进一步发掘、研究，使之上升为民族的文化、精神遗产，泽被百世。

目前，20世纪前期诗词界代表人物俱已作古。然而，又涌现出一些新的骨干力量，不可小觑。30年前，一些前辈眼中的“青年诗人”而今已经成为吟坛的中坚力量。这种态势，与新诗的日薄西山形成鲜明的对照。

具有大家风范，曾被埋没，其成就却足以沾溉来者的诗人，在这里介绍两位：早已闻名的聂绀弩与发现未久的牟宜之。胡乔木在聂绀弩《散宜生诗》序言中这样评价：“希望一切旧体诗新体诗的爱好者不要忽略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而李锐在《牟宜之诗》序言里则这样写道：“他的诗有如一座尚待开发的富矿，其艺术性、人民性、正义性品位极高。”虽然二位的主要作品并非写于20世纪后期，但是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成为难以估价的“出土文物则是不争的事实。

牟氏作品前已介绍一首，下面再看聂绀弩的作品吧：文史学家程千帆这样评价聂诗，说它“敢于将人参肉桂、牛溲马勃一锅煮，初读使人感到滑稽，再读使人感到辛酸，三读使人感到振奋”。可谓是揭示了聂诗的特点。像作者在文革中遭受批判所写下的自身遭遇，“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曾引发多少过来人的悲凉回忆。写在农场放牛，“苏武牧羊牛我放，共怜芳草各天涯。”轻轻一句，将古今两千年的个人不幸，溶为一体。写自己厕所淘粪，“高低深浅两双手，香臭稠稀一把瓢。”一个垂垂老者的凄凉处境跃然笔下，泪中带笑。写他去大田拾穗，“一丘田有几遗穗，五斗米须几折腰。”真实地反映出当年劳动队的生活艰辛。

我们还可以举出两位杰出的女性诗人：被公认为“现代李清照”、不幸英年早逝的女诗人沈祖棻，她的《涉江词》和《涉江诗》是不可多得的诗词精品。在《大后方抗战诗歌研究》一书中对她的抗战词（存于《涉江词》中）做了专节介绍，给予很高的评价。已故诗词家孔凡章先生晚年所做《涉江曲》有句云“易安一去无消息，碧城箫管应难再。”这就寓有绝后之意。

而年届耄耋，多年在海外传授中国古典诗歌，桃李满天下的华裔女学者、女诗人叶嘉莹，晚年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这一事业，硕果累累。她教学、创作不忘研究，结合西方文论中的阐释学、符号学和接受美学等理论对中国传统词学不断深化，将词划分为歌词之词、诗化之词及赋化之词，对其不同风格、影响和作用予以论述，推源溯流，达到了新的高度。在刚刚结束的“2015-2016影响世界的华人”评选中， 她与屠呦呦位列10位当选者之首，并列终身成就奖。

不可忽视，当前从事诗词创作的队伍虽然浩大，但是问题尚多，在繁荣的表象背后，不乏泡沫庸品，现状不容乐观。断层的负面影响还远未消除，创作优秀诗词所必须的多方面素质，即便一些热衷于诗词创作的人们也尚不具备。正因为如此，那种堪称伟大的诗人和广为传诵、一纸风行的佳作尚未出现。与中华诗词的历史成就相比，今人诗词简直微不足观。不过即便如此，倘与与新诗相比，毋庸置疑，诗词到底处于复兴、上升的态势。正是新诗愈演愈烈的“去音乐化”，极端“自由化”，以至“非诗化”趋势，远离了民族传统诗文化的基因，这种自戕行径为丛驱雀、为渊驱鱼，迫使越来越多的诗爱者投入诗词的怀抱。可以断言，21世纪将是中国诗词全面走向复兴，重塑辉煌的新时代。

我们对此坚信不疑，期待这样的时期早日到来！

说到这里，我以为还需解答一个疑虑，那就是新诗的前途和命运如何，它会不会随着诗词的进一步发展而走向消亡呢？答案是不会。新诗有其自救之途。打从1920年代，以闻一多为代表的先知先觉者们就开始从无到有，白手起家，建设新诗的格律。到本世纪初这一事业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一支以创建格律体新诗为己任的诗人队伍正在集结，正在壮大。可以预期，当新诗格律建设完成，格律体新诗站稳脚跟之时，就是中国新诗浴火重生之日。不过那是另一篇文章的题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