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新诗为何总是闹笑话？

柳渡

转一篇凤凰网的文章（有删节）：

  
  
        一位朋友编选2014新诗年选，感叹“许多总在眼前晃的著名诗人竟无一诗可选”；再联想到一些前辈诗人弃新图旧，“改宗”唐诗宋词，推敲起平仄对仗、起承转合（可谓“半截子新诗人”），凡此种种，令人很想一问的是：新诗创作这么容易未老先衰，全无古典诗人的“老来渐于诗律细”、“暮年诗赋动江关”，这是为什么？

       新诗是一杆没有准星的枪。

       脱去一切形式约束，如押韵、格律，只留下了分行这一体貌特征。门槛低到只需敲几下回车键，不可谓不自由了。就像手里抓着一杆没有准星的枪，无需瞄准，只管打就是，打到哪儿算哪儿（有准星那是要瞄准的，拘束）。然而，既自由，何必诗？新诗的悖论就在这里：一杆没有准星的枪，却要带到靶场上去较量！近几年诗界叶公们苦心孤诣研制诗歌标准，而诗坛乱象如故。倒是网民深得自由诗之旨趣，在车先生和赵小姐的着弹点（也许脱靶十万八千里），分别画上涡状圆圈，命曰“羊羔体”、“梨花体”，打的都是靶外10环。

       从汉诗的基因上补课

       应该是新诗的基因图谱存在问题，需要修复。试回溯一下新诗鼻祖胡适先生定下的基调：“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四、不用套语烂调；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七、不摹仿古人；八、不避俗话俗字。”（《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这著名的“八不主义”有八不（不做什么）而无一是（该做什么），依此制造出来的岂不就是一杆没有准星的枪？把旧诗积习来了个大扫除之后，新诗的起点是一穷二白。如今，新诗已抵近百年，而诚如止庵先生所言，仍深一脚浅一脚在诗与非诗之间游走。

       旧体诗的形式格律，力行就能尽美。不仅如此，其游戏规则实即诗意炼金术，又仿佛预先校好了准星的枪，能够锁定预期。比如古人欲学作诗先作对子（即对偶，茅盾先生即如此这般指导孩子入手习诗），作对子有许多讲究，尤以险远浑成为上，当艺术功力到了，那上下联既对偶又浑然不觉，纯然幻成一片清新的艺术境界，其实已臻上佳诗作，“铁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即一例。这里准确的意象、阔大的境界和高朗的格调，很难说不是拜对偶的格律要求所赐。旧体诗的形式格律既装饰了诗的声韵、意态美，又穷形尽态反逼诗人交出内心、交出体验，从而催生和幻构了汉诗特有的艺术意趣与意境。“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这天然清新的意境不是旅游照，是诗人制造。技术上设定格律矫形口语以求陌生，而审美上崇尚天然反对矫饰，这就是经过千百年亿万人的艺术探索，形成的汉语诗歌的艺术趣味与规范。胡适先生“不用典”、“诗须废律”、“不重对偶”的诸般主张，割断的就是这样一种汉诗龙脉。“救亡”压倒启蒙，“革命”压倒审美，“八不主义”的这种删繁就简，把诗歌变成了人尽可挥的打狗棒。

       “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孙中山语）“文学革命”的发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寻扯旧诗说事我无意于推倒重来，而是建言：盛世兴文，应该从汉诗基因上为新诗补补课（不妨看看台湾诗人在这方面的课业）。

                                                                                                                                                       原文作者：朱子庆

诗酒至娱

此文大好，吾道不孤也！

我思无邪

是啊，越来越没兴趣看诗歌类刊物和网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