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真知灼见

诗酒自娱

80年前的真知灼见

——读梁宗岱《诗与真》有感

梁宗岱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学者、翻译家，但是他的成就曾被长期遮蔽。新时期以来，他的著作再版，广获好评。他在1935、1936年出版的《诗与真》、《诗与真二集》是重要的诗学著作，提出了许多掷地有声、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是金子总会发光，在他身上也体现了这一真理。

他曾经把陶潜的诗译为法语的《陶潜诗选》，大诗人瓦雷里为之作序，给予很高的评价。瓦雷里心目中，对于一首诗来说，“音乐的条件是绝对的”，诗人应该“感到需要而歌唱”。而梁宗岱的译文“已经在两国文字的大差异所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将原作传达给我们了”。

这就实际上说到了诗的翻译的标准。一是承认两种文字差异很大；二是尽管如此，翻译家也要克服这个客观存在的差异，“尽量将原作传达”出来。这“尽量”二字，则是既传达其诗意，也要传达其诗律所体现的音乐性。由评论梁宗岱的译作，里尔克对诗歌翻译提出了十分精到的论述，实际上是提出了标准。在他心目中，翻译应该是怎样的呢？他认为：“翻译，一个不独传达原作的神韵并且在可能内按照原作的韵律和格调的翻译，正是移植外国诗体的最可靠的办法。”（《新诗的纷歧路口》）

遗憾的是，我们如今大多的外国诗歌汉译，仅仅做到了前一半，即把别人的格律诗译成了散文（哪怕有分行的外衣，还只是散文而已），而不讲格律，抛弃了音乐性。

可能有人会说，是的，我们也想那样做，但是现代汉语是否有相应的诗歌格律呢？回答是肯定的：有！现代汉语诗歌的格律经过几代诗人、翻译家近百年的探索已经逐渐成熟，有规可循，有法可依了。事实上，一些有责任感、事业心、高水平的翻译家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不可小觑的成绩，格律体新诗与格律体译诗并驾齐驱的局面正在形成，只不过一些“睁眼瞎”对此视而不见罢了！

正是把这种翻译观运用到创作上来，梁宗岱主张写诗也要讲究格律。他特别强调形式的重要性，“无声的呼息必定要流过狭隘的箫管才能够奏出和谐的音乐。”一言以蔽之，他说：“除了发见新音节和创造新格律，我们看不见可以引我们实现或接近我们的理想的方法。”（同上）

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这些80年前的声音，对于那些天天做分行涂鸦游戏的人们，竟然如同“鸟语”，全然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