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杏》诗报与重庆诗歌研究会

诗酒自娱

《银杏》诗报与重庆诗歌研究会

(2012-04-11 )

   翻找资料，一下看到纸色已经泛黄的一摞《银杏》诗报。于是，如遇故人，急忙翻阅。那些日子，那些事情，便忽又复活。我想，这也是重庆诗歌历史的一页，如果我不写出来，怕是会永远埋没了。受责任感的驱使，我坐到了电脑桌前。

一  重庆诗歌研究会

1986年，我调任江北区文化局副局长（一年后，由区人大正式任命为局长）。这年秋天，由区委书记方家良同志倡导，成立了跨区的重庆香国诗书画会，全市许多诗书画名家都应邀加入，经常开展笔会、展览等活动。由于那个“诗”字只包括传统诗词，颇觉遗憾。但是我受到启发，便利用工作之便，经过一番联络，也把市里一些新诗界的朋友们组织起来，仿照“香国”组建了同样是跨区的重庆诗歌研究会，开展一些活动。一年以后，亦即1987年，这个研究会与“香国”同时作为团体会员加入了新成立的江北区文联。1989年10月，由重庆诗歌研究会创办了《银杏》诗刊。这是一张四开8-12版的小报，在当时也够“奢侈”了。也许这是新时期以来重庆出现的第一张民间的诗报吧。而这个研究会恐怕算是1949年以后最早的诗歌组织吧？稳妥起见，加上“之一”好了。

《银杏》第一期（1989年10月）刊登的研究会组织机构和成员名单如下：

顾  问  方  敬  沙  鸥

理事长  林  彦

副理事长  邹雨林  杜承南  马立鞭  万龙生

秘书长  万龙生（兼）

副秘书长  冉  庄  关世才  黄湘雄  雷宗荣

会  员（以上略）王光池  王致铨  刘祖益  江  日  张修文  陈淑宽

何吉明  赵发魁  彭斯远  郭久麟  曹  开  周冠群  董味甘  杜  虹

董世琳  朱一平  李仁红  黄世惠  邓芝兰  李元胜  翟鹏举  魏良才

李树模  帅希倩  周邦宁  安西蜀  何夕报  陈天祥  杨  萍  王曼琳

蒋人初  王泽中  熊雅柳  李华飞  姚益强  张庆豹  刘泽安  李  茜

何国利  周纪文  郑远彬  甘健安  陈显福  许文兰  敖学周  王耀强

罗  九  重大蓝星诗社

    以上共60人，团体会员一个。

《银杏》为半年刊，1990年上半年出版的第二期又公布了一批新会员名单，一共9位：罗  泅  黄竹英  陈德斌  吴凤楼  徐西东  刘世福

刘  友  师运山  袁心贵

到第三期（1990年10月）又增加了一个5人名单，称为“补遗”：

王端诚  刘江生  薛继洲  胡天寿  唐晓林

这样，重庆诗歌研究会的成员实际上就是74人。这些当年的诗人，大部分我都认识，也有些因为时过境迁，早已失去联系。据我所知，已经离开人世的有两位顾问，鼎鼎大名的老诗人方敬、沙鸥，以及冉庄、刘祖益、江日（郑洪模）、陈淑宽、魏良才、帅希倩、熊雅柳、李华飞、罗泅、唐晓林。让我为这12位仙逝的诗人点燃一炷心香，祝他们诗魂无忧，在天国自由飞翔吧。

二、成员述略

重庆诗歌研究会74位成员，在当时肯定不能囊括整个重庆新诗界的力量，比如梁上泉、陆棨、邹绛、吕进、杨山、余薇野、张继楼、野谷以及已经成名的傅天琳、李钢就不在其中。但是其代表性还是较强的。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这支队伍是老中青三结合的：两位顾问方敬、沙鸥声名赫赫自不待言，就是林彦，还有罗泅，也是1940年代的老资格了。更有李华飞，饱经患难的巴县籍身居成都的老诗人，竟也乐于加入我们的阵营。姚益强是老干部离休后从文而成绩斐然者。至于中青年，就不一一列举了，只提那时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李元胜吧，如今已经是重庆市作协副主席了。

这支队伍是专业与各行各业的业余诗人相结合的：有大学教授，群众文化工作者，编辑（张修文为雁翼、梁上泉出版过早期诗集），军旅诗人（关世才、师运山），教师，职工，等等。

就诗歌业务而言，这支队伍也算得全面：创作，理论，翻译，都不乏高手。创作部分，固以新诗为主，也有歌诗诗人（如王光池、王致铨），诗词家（如董味甘教授）。他们大多是真正热爱诗歌的，健在者不少至今不离诗国，且各有成就。举例说，86岁高龄的董味甘教授就仍然记忆力超强，才思敏捷，不辍咏事，去年曾与我们一道赴台湾访问、交流呢。就是这支队伍，撑持着《银杏》，使其办出了水平，办出了影响，其生命虽短，至今犹有史料的价值（下文详述）。

已经辞世的诗友，我特别怀念帅希倩和熊雅柳。就稍稍多费一点笔墨吧。

我曾专文悼念帅希倩。他古典文学修养很高，对于文字可谓驾轻就熟。正气凛然，特别擅长讽刺诗；童心犹在，故尔亦好儿童诗。此君嗜酒如命，又好诗如酒，为人坦荡，心无芥蒂，为我今生难忘之至交也。

熊雅柳是一位才高而命苦的女诗人，温文尔雅，兰心蕙质，其小诗深得业界赞赏。眼见其生活得现曙光，却又陡生变故，一时难以排解，竟至轻生，成为诗友心中之大恸！算来此为上个世纪末之往事了，思之仍难免神伤（1）。

想当年我也算年富力强吧，倏忽间20余年逝矣！我亦步入老境，能不慨叹乎！

三、诗研会的一项工作：出版《银杏诗丛》

重庆诗歌研究会成立后，记得借江北区文化局和重大的地盘儿开过会，其他就没有什么活动了。主要的工作就是出版《银杏》诗报，于1989年10月-1991年7月一共出版了4期。记不得这刊名是谁的主意了。各期诗报出版以后，不但散发给会员，还寄给外地有联系的诗人，所以后来也收到一些外稿，产生了一定影响。关于诗报，后文详述。本节主要介绍以研究会名义出版的《银杏诗丛》。据第一期诗报发布的消息，第一辑一共6本，分别是：

    邹雨林：《白发和绿叶》

    江  日：《无花果》

    蒋人初：《微型诗集》

    李华飞：《一株海草》

    熊雅柳：《柳叶的沉思》

    周纪文  郑远彬   甘健安：《闲吟三叠》

既然标明“第一辑”，那就意味着还有继续编辑出版的计划，但是现在回忆，并没有后继之举。这几本诗集，倒是大部分见过，却不大好找了。都有定价，但是出版单位也记不起了。估计是“内部”出版吧。因为下面又特地为林彦的《窗口》和冉庄的《山河恋》做了广告，说明是西南师大出版社出版的。

重庆是公认的“微型诗”发祥地，而谁是最早的“发明人”后来有过争议。而蒋人初当是最早的提倡者人选之一。这个消息倒是提供了一个物证：至迟在1989年10月，他就采用了“微型诗”的概念。此外，熊雅柳也是以微型诗见长，她的那本《柳叶的沉思》正是微型诗的结集。江日是重要的儿童诗人，不知道《无花果》是不是儿童诗。邹雨林和李华飞的肯定是抒情诗，但是印象已经不深了。

只有《闲吟三叠》因为由我做了一篇长序，收入了我的《诗路之思》，倒是可以一谈。

周纪文、郑远彬、甘健安三位诗人都是我的好友，写诗都是凭着兴趣，所以称为“闲吟”。我在序文就此着重指出，这些“出自倾吐积愫的需要”，槪以本来面目出现而并非一意谋求发表的作品，在当时特别“显得宝贵”。顾此言彼，旁敲侧击，我也对当时种种旗号“在诗坛上空狂飘乱舞”，“分行天书”大行其时的现象表示了不满。

因为是友情的一种“集合”，所以作品的入选皆取决于各人的写作习性，其形式显得芜杂：周是新诗、散文诗，郑是新诗与诗词，而甘则纯是诗词。

我在该文最后说是在酷暑中“赤膊短裤，以汗为墨，写下这篇文字”，后来他们几位颇为感动。还有一段后话呢：著名书法家、诗词家魏宇平先生在得到赠书后，曾经写了三幅对联分别答谢作者，请我转交，结果却被我闲置，多年以后，才交到他们手中，那时已成遗墨了。

四、《银杏》诗报：诗研会的主要成果（一）

《银杏》每一期刊头下都印着负责人名单：

主编  林  彦  邹雨林

编委  马立鞭  万龙生  何国利  邹雨林  林  彦

实际上，编委就是研究会正副理事长，而何国利当时是江北区文联的专职干部，把他列入，当是为了便于工作。

《银杏》诗报一共出版四期：

第一期  1989年10月出刊，刊头标明“特大号”，重庆诗歌研究会主办。本期共12版，小五号字排印，各版下方列出本版作品中的警句，11版则明确1-4版、5-8版、9-12版的发稿编辑、版面设计和校对分别为邹雨林、张庆豹、陈显涪。12版下方则标示：本会会址设于江北区文化局内，本报由四川省委二党校印刷厂印刷，工本费8角。

第二期  出版时间为1990年5月；报头除列出主办单位和五人编委名单外，标明执行编辑为何国利，组版编辑为张庆豹。各版下方不再印出要目，而是各自选印有关诗歌的名言二条。如“艺术的空白是对读者心智的尊重”（2版），“诗歌妙处，只可意会，无法言传”（3版），均未注明出处。8版下方则增加了准印证号：重庆市报刊临时准印证89139号，说明是一创刊就办理了准印手续。

第三期  出版时间为1990年10月，刊头标明执行编辑为万龙生，组版编辑为张庆豹。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本期刊头题字是著名诗人流沙河先生，记得是我写信约请的，他欣然同意，很快寄来了样字。可惜不知珍惜，原件已经散失不存。栏目纂刻、题字则是会员郑远彬，他也是书画家。当然，这些都是义务。从本期起，版面下方不再有什么文字。

    第四期  1991年7月出版，乃是终刊号，“天鹅的绝唱”。这时我已经调任重庆日报副刊部主任，再也无力维持她的生命。从此，诗研会也寿终正寝，不宣而散。本期的执行编委是马立鞭，组版编辑还是张庆豹。而这期的刊头题字又换成了臧克家先生，也是我去信约请的，很快就寄来二式供选。大概没有意识到终刊的结局，所以也就没有《终刊词》之类。好在此前出版了3期，已经有了反响，乃于第8版以《八面来风》为题集中刊登了一些外地诗家的“表扬稿”（详后），也算一个上佳的总结。

就这样，《银杏》存活了两年，就从这个世上消失了。多年以后的今天，我在这电脑桌前，才来为她唱这曲挽歌。

五、《银杏》诗报（二）

诗报从一期起就设立了若干栏目，不定期轮换出现。其中大的版块有：《创作之页》，《创作与评论》，《山城词家》，《重庆诗人》，《现代诗·探索诗》，《女作者专页》，《我的诗观我的诗》，《散文诗之窗》，《理论之页》（《论坛》）等；小的栏目则有《神州大地》（山水诗），《诗品》（诗话式短论），《人生咏叹》，《吟笺》（诗词），《信息窗》，《情海一勺》（爱情诗），《客座》（非会员作品）等等。

仅从这些栏目的设置可以看出，当时的办刊方针体现了以下的指导思想：创作与理论相结合；注意题材的多样性，如山水诗、爱情诗、哲理诗、儿童诗都有其用武之地；作者既要有广泛性，也得考虑重点（《我的诗观我的诗》是成组推出）；既以发表会员作品为主，也顾及会外诗友（《客座》）；既尊重诗歌的传统，也不排斥探索创新，不拒绝现代性。

具体到所发作品，则可以看出我们十分注意诗歌形式的多样性。这表现在：

把歌词、散文诗都包括进来，特辟栏目，而且重点推出了后来以“二王”著称的重庆歌词名家王光池、王致铨。

注意到为儿童提供精神食粮，集中刊发了《江日儿童诗选》，并随后发表了著名儿童诗人张继楼的对此的评论《耐得寂寞》。

注意到诗词的复兴趋势，开辟了诗词园地《吟笺》，多次发稿。

又以《怪味豆》命名讽刺诗栏目，已故诗人帅希倩针砭时弊的作品《芟蒿集》等就在这里落户。

重庆是公认的微型诗（规定每首在3行以内）发源地，应该说《银杏》就是她的一个源头：曾在第一期第二版以大半版篇幅刊载了熊雅柳的微型诗32首，第四期又发表她的《柳絮集》一组以及著名诗人方敬为她的微型诗集《柳叶的沉思》所作的序言、王尔碑为她所写的评论《致雅柳》，还发表了微型诗倡导者之一的蒋人初的《微型诗20首》。这些无疑为微型诗的推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那时《银杏》对现代格律诗青眼以顾，分别发表了《邹绛现代格律诗四首》、《万龙生现代格律诗选》、《王端诚现代格律诗试作》（2）和薛继洲、邹雨林等具有明显格律倾向的作品，成为当时一个国内少有的现代格律诗园地。邹绛先生是推动新时期现代格律诗再起（3）的一个重要诗人，曾经编选《中国现代格律诗选》（4），可惜于1996年不幸逝世。新世纪之初，我与王端诚凭借网络平台，团结一大批志同道合的诗友创建了“东方诗风”论坛和同名纸刊，继续从事格律体新诗（这是如今采用的新概念，因为“现代格律诗”在诗词复兴的态势下容易引起误解）的研究与创作，已经取得一定成效（5），这与当时的基础是分不开的。还有，当时我已经从事十四行诗的尝试，在第四期发表了一组“试吟”，并在“诗观”的表述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追求“诗之格律美”的主张和对外来格律形式移植的兴趣。我还与著名翻译家钱春绮先生取得了联系，首次发表了他的十四行诗创作《小雁塔》和《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此前，外界还不知道他也是一位诗人。如今，鉴于移植的成功，我们已经把十四行诗纳入中国格律体新诗的大家族了。

《银杏》为一大批诗人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有的老诗人如今还在与诗同行，如评论家马立鞭，翻译家杜承南，诗人师运山、姚益强、关岛（关世才）、邹雨林等，有的已经远行，却在这里留下了辛勤笔耕的成果，成为珍贵的纪念。如魏良才的大量作品就是在这里面世的。

特别要提到我们的两位顾问，都曾给予我们热情的支持：沙鸥先生，这位早年以方言诗登上诗坛，后来担任过《诗刊》编委的老诗人，在这里发表了不少诗作，计有组诗《寄远方》、《给你》（占去大半版，剩下的篇幅则全部给了他夫人邓芝兰的《女教师日记》，这该算诗坛佳话了），以及应约特为邹雨林十行抒情诗选《暖暖的海南风》撰写的评论《重要的是发现自己》（这题目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富有启发性）和几乎占据整版的长文《小诗的创作》，其诗例几乎全是熊雅柳、蒋人初的作品。当时正处于沙鸥一个新的喷发期，《银杏》很荣幸地成为他的一个展示的窗口。

方敬先生是1930年代便已驰骋诗坛，以《雨天的风景》名世。当时他是西南师范学院副院长，公务繁忙，也赐予新作《去我之日》（稿末注明写作时间为1985年5月，可谓新鲜出炉），想不到这是一首爱情诗，非常精彩，非常青春，不似老人所为。不妨引用其第四节以见其风趣：

    爱情用眼睛和吻说话

    是不用破译的密码

    没有距离的窃窃私语

    厌听长途电话的对答

还有李华飞先生，当年在《星星》诗刊发表的《弹筝的老人》就曾留给我深刻的印象，没想到这时会成为我们的作者。后来才知道他1937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1939年回国，曾任《春云文艺》、《诗报》、《新蜀报》副刊主编，资格那么老。他在《银杏》两次发表作品：《往事篇》二首（竟也是爱情诗）和《怀一多先生》（外二首）。

作为研究会主办的诗报，我们不忘“研究”本色，经常配合所发重点作品及时给予评论。除已经提到的，还可以列举：王端诚以《动人之心  娱人之情》评论我的长诗《深情怀念的歌》，翟鹏举以“灵趣美”为主旨评论魏良才的作品，余见以《执着而寂寞地走自己的路》为题评论冉庄的诗集《山河恋》，镜之对李元胜诗《他们》的赏析等。同时，还提出一些鲜明的观点。如发表张修文《密切诗与人民的关系》，不惮当时可能遭致“老生常谈”之讥，马立鞭也敢于批评矫枉过正产生的弊端，对于当时过分强调“表现自我”而导致与现实生活脱节的问题从理论上予以辨析。马立鞭甚至有一篇《名家败笔举例》，直呼其名，径指其弊。无论是作者还是编者，写作和采用都是需要勇气的。

我们的理论文字既不避厚重的长文，也讲究短小精悍，生动活泼，每以“诗话”、“随笔”方式出之。第三期以“北京书简”名义加按语发表了时任《诗刊》副主编的丁国成先生致马立鞭的信，对“诗话”方式给予充分肯定（那时《诗刊》也经常刊登这种短论，马立鞭就是“座上客”）。

六、《银杏》诗报（三）

“每期《银杏》出版后，我们都给外地一些知名诗人、评论家寄去，逐渐有了回音，产生反响。他们的好评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

检点这四期诗报，第一期在报眼刊登了《编者的话》相当于发刊词；第三期也是在报眼刊登了《编者寄语》，则可视为对前两期的一个小结。前者表现了我们的自信和希望，后者表现了我们的喜悦与感谢。为节省篇幅，就摘其要点好了。

先看《编者的话》。我们把诗刊说成“一个小小的诗园”，把自己比作园丁，在从事诚实而辛勤的劳动，“浇灌出美的花朵”供人欣赏；游人们可以有不同的爱好，随意品评，但是希望得到尊重和爱护。并且表示将继续努力，“去培育更加鲜艳的花朵献给我们美丽的山城，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应该说，这样真诚的态度是“把心交给读者”。

再看一年后的《编者寄语》。这才说到了取名“银杏”的命意是“希望我们的作品像银杏一样富有生命力，不但美丽而且于人有益”。接着谈到前两期产生的影响：“《银杏》前两期出版以后，颇受市内外诗歌界注目，一些知名诗人、诗评家来函表示赞许，直至以其文稿、诗作给予实际支持，故本期特辟‘客座’专栏，以示对贵宾们的感谢、欢迎与尊重。”还谈了增设《信息窗》以符合研究会特点和增设《吟笺》以适应诗词复兴形势的考虑。并谈到“《银杏》已与外地的《山魂》、《美美》、《红土》等兄弟诗刊建立了交流关系”，拟以“撷英小集”名义转载其作品，“略表友好的心意”。还对流沙河先生题写刊头和《华夏诗报》转载我们的作品表示感谢。显然，作为编者是感到高兴的，因为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果然，第四期在《八面来风》中刊发了两篇来信全文和8位外地诗人来信摘录。这些应该说都是客观真实的评价，弥足珍贵。

冈夫（1907-1998）是左联时期的老作家、老诗人了，一生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他在得到《银杏》后给我来信，全文如下：

万龙生先生：

前后两次惠寄《银杏》，深感关照。接读之后，觉得持论纯正，作风朴实，栏目活泼多样，有各种风格不同的诗创作，还有诗论、诗赏析、新诗话以至儿童诗等等。新老作家同台献艺献策，兄弟刊物互相交流经验···这样创办下去，无疑会诗运做出可观的贡献。

你的几首大作我都拜读了，尤其是那首《深情怀念的歌》，浓墨重彩，放声高唱，情绪饱满，读来饶有韵味。王端诚君于热情的赏析之余，谈到现代格律诗能否确立的话，在我看，这只是创作实践问题。我自己有过一次实验，早年间也用过这一类似的形式，即长句、多节、又恰为每节十行，当时颇得到称赞，被认为于音乐美绘画美之外还有一种端庄宏伟殿堂式建筑美的效果。所以我认为这样的探讨是应予热情支持的。并且格律又可创为多种多样，主要在于其能贴近时代与人民，内涵与形式又能相应相符。这样，运用得纯熟了，写的人多了，接受的人也多了，便也就确立了。总之，由于读得喜了，趁着便多赘了几句，就正与你和王君，并祝你们取得更多更进一步的成就！遵嘱附寄拙作数首（6），希于便中不吝指正。

顺祝编创双健！

                                       冈夫

                                           90年12月5日

这封信很有价值，今后应该成为格律体新诗的历史文献的。当时冈夫先生已经83岁高龄，还这样热情，对“诗运”这样关心，现在读来都不能不令我心怀敬意。好在这些年来，我和王端诚诗友都在为格律体新诗殚精竭虑，并且这个事业已有所拓展，算是没有辜负老人家当年的的殷切希望，可以告慰先生英灵于九泉了。

还有一封女诗人王尔碑致马立鞭的信也刊登了全文。她生于1926年，1946年开始发表诗作，深受读者喜爱。她又曾长期担任报纸副刊编辑，眼光甚高，对《银杏》也是评价不低，尤其看好诗评，认为“增加了重量并活跃了气氛”。她还提出使形式更加多样化的意见，并提供了评论熊雅柳的文章。

其他8位诗人的来信因为篇幅的考虑，就只能摘编在《诗人寄语》中。看得出来，他们的意见是真诚的，因为素不相识，没有必要吹捧我们。文字照录如下（括号内身份是现在查找后加上的）：

阿红（著名诗人、评论家、编辑家）：

《银杏》很漂亮！很有水平！为朋友们的奉献精神感动！

杨光治（著名诗歌评论家、编辑家）：

《银杏》收到了。初步浏览了一下，觉得它诗、论并茂，很好。

诗是艰难的事业，但是它与人生息息相关，所以爱诗者大有人在。《银杏》的出版有利于诗坛的繁荣。

祝它长寿！

郑清为（1934年生，福建省莆田市作协副主席）：

我读过很多民间的诗刊，像贵刊这样的水平，尚属屈指可数。这并非过分的夸赞！我愿做贵刊东海之滨的一个忠实的读者。

晏明（1920年生，著名诗人、编辑家）：

《银杏》以轻武器式的诗刊出现，是很好的。诗刊所发之诗，大部分很有诗味，耐读。

高平（著名诗人，曾任甘肃省作协主席）：

赐寄之《银杏》诗刊已收到并拜读了。我作为一个爱诗的人和在重庆住过多年的人，为山城有这样一个研究会和诗刊而感奋不已；敬爱，自豪，亲切，欣慰之情兼而有之。

古远清（著名诗歌理论家）：

很高兴寄来的诗报。虽不是大报，但是我收到的内部小报中办得质量最高的一种。有理论专版，更属创举。

丁国成（《诗刊》副主编，著名诗评家）：

诗报办得不错，诗文水平都很高。我是诗评编辑，故对评论格外留意。不但对评论重视，。而且大都写得不错。

蔡其矫（著名诗人）：

与其求量，不如求质。质上不如意，就不如不办。《银杏》如果精简些，成为小册，它也许能流行。

综观以上意见，我觉得都是出自诗人们阅读的真实感觉。蔡其矫先生也是在肯定基础上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已。

以上诗人当时从未谋面，而今据知有的已经过世。现在抄录他们的意见，不能不打心眼里感谢他们曾经的鼓励和支持。只是这些意见一刊载面世，《银杏》也就曲终人散，言何“长寿”？只能辜负他们的希望。如今想来，颇觉感伤呢。

抄完这些文字，还有一件“文物”，不能不借此机会展示一下，免得埋没。这就是流沙河先生的墨宝。

我在约请他题写刊名的同时，也向他约稿。同时在信中谈到了他编选的《余光中一百首》。他以蝇头小楷回信，我们在第三期影印了。这实在是一件书法精品，弥足珍贵：只用了一张稿笺，上部横写，是给我的复信；下部则是竖写，抄录他的《现代庄子》的片段。全文如下：

龙生先生：信悉。蒙青睐港版《余光中一百首》，非常感谢。我自去年八月埋头《庄子现代版》书稿以来，等于改了行。目前已完成五分之三，正在日日爬行。约稿恐难应招。说个故事吧。

一只虫正在打洞，愈打愈深。洞外有人呼叫：“虫啊，你出来玩玩吧。”虫说：“我正忙呀。”人说：“出来三分钟也好。”虫说：“洞深，爬出去要三小时，爬回来要六小时。”

流沙河六月十二日，一九九零年

这个故事有意思，以幽默婉拒约稿。但是他却用心题写了刊头，使我们大喜。二十多年过去了，流沙河先生已到了耄耋之年，还记得这小小的插曲吗？

这稿子够长了，下面的庄子现代篇就不抄了吧。

关于重庆诗歌研究会和《银杏》诗报的回忆就到此为止，希望这一段史料能有一点价值。

（1）熊雅柳微型诗《石》入选《中国微型诗300首》，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女作家邢秀玲对熊雅柳的描述：“那是1992年作协迎春联欢会，老诗人沙鸥将他介绍给我。她身材矮小，五官生动，身穿一件猩红的大衣，很是青春。”

（2）这些作品后来都收入三位三作者各自的选本。

（3）作为一个诗歌现象，“现代格律诗的再起”列入《20世纪中国现代诗学手册》（巴蜀书社，2010）。

（4）重庆出版社，1985年出版。

（5）许霆在《趋向现代的步履——百年中国现代诗体流变综论》专著中对此有充分论述（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6）这组诗题为《思絮》，共4首，分别是《距离》、《挖掘》、《摘》、《呼唤》，于第四期发表。这些哲理小诗应该归入现代格律诗的范畴。例如《距离》就十分规范：

    近距离而能挖掘得深，

      它就有了远距离；

    远距离而能挖掘得密，

      它就有了近距离。

【附录】

一、梁志宏跟帖

拜读长文，感佩之至！这是重庆诗界一份珍贵史料。尤其读了山西冈夫老师给您的信，仿佛又目睹我敬重的冈夫老人的音容笑貌，老人1920年代即写新诗，属于新诗开疆拓土的先驱之一，在山西诗界享有极高威望。

二、郑成功跟帖

“银杏”读来感人至深，是万老师诗路历程的珍贵记录。可见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了格律新诗的探索实践，至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新诗得到空前的发展，创作者前赴后继，读者广泛，优秀作品也如雨后春笋，与改革开放前比，新诗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和成绩，就拿“三分法”来讲，万老师就称得上是格律新诗的举火者。目前虽然新诗还有待加强和完善，但是前途是光明的，因为，民族的复兴之路，不仅是科技，工业，国防等的复兴，也包括了文学的复兴，自然也就包括了文学最高形式的诗歌复兴，所以，新诗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人民大众精神生活的需要，新诗一定会自有后来人。《银杏》诗刋虽然成为过去，但是它踏出了一条新诗的荆棘之路，一条康庄之路。万老师更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诗消得人憔悴。而缪斯也容纳了你的苦难和悲欢。无论从社会和个人角度来说，《银杏》都是具有积极意义和价值的，万老师可以毫无遗憾地对《银杏》讲，你是自家有女初长成，如今早巳嫁了出去，四海为家。

【附记】今早忽然兴起，翻阅《重庆文学志》（新年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在其第二编《诗歌》第三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诗歌社团及诗歌刊物》的第二条就是《重庆市诗歌研究会》，全文如下：“1986年成立，宗旨是繁荣诗歌创作和诗歌研究。出版有丛书《银河诗丛》，会址设在重庆市文联内。顾问方敬、沙鸥，理事长林彥，副理事长杜承南、万龙生、马立鞭、邹雨林、冉庄，秘书长冉庄（兼）。”下面是副秘书长、常务理事名单，略。经核对，其中有三点差错：1、会名没有“市”字，有不有区别很大；2、冉庄是副理事长，秘书长是由万龙生兼任；3、会址是设在江北区文化局内，而不是在市文联。“其二”我犹豫再三，还是写出，因为必须尊重事实。再则，遗憾的是，研究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即出版颇具影响的《银杏》诗刊，竟被遗漏了。不过，成为史实，在《重庆市文学志》中占了一点篇幅，也值得所有重庆诗歌研究会工作是参与者感到欣慰了。

                                 2019年1月4日补记

桃园郎

无论从社会和个人角度来说，《银杏》都是具有积极意义和价值的，万老师可以毫无遗憾地对《银杏》讲，你是自家有女初长成，如今早巳嫁了出去，四海为家。:handshake

诗酒自娱

桃园郎 发表于 2019-1-10 11:51
无论从社会和个人角度来说，《银杏》都是具有积极意义和价值的，万老师可以毫无遗憾地对《银杏》讲，你是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