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诗话（9）太阳总会升起的 一 为汉诗赢得世界声誉的，是我国诗歌黄金时代的唐诗宋词，在诗歌爱好者的眼里，她是灿烂的太阳。追本溯源，是周代的“诗经体”和《诗经·木瓜》《诗经·伐檀》为我国格律诗开辟了先河，奠定了民族诗歌的基础、风格和传统，开凿了誉满全球的文明。今天的学龄前幼儿在诵读诗词之余，有的油然问道：唐诗真好，好读好背，新诗为什么不这样呢？ 是啊，新诗为什么不这样呢？鲁迅在致蔡斐君、窦隐夫的信里早就说过：“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新诗直到现在，还是在交倒霉运”。——这真是科学的预言，不幸言中了！ “五四”时被打倒的旧体诗词，继1957年毛泽东诗词发表和1976年天安门诗抄的洛阳纸贵之后，特别是近年诵读和创作诗词之风蔚然兴起，大大小小的诗词学会此呼彼应，离退休老人你唱我和；家家诵读诗词之声琅琅，户户以教小儿背诗诵词为荣，煌煌然已成了新时代的时尚、家风、世风。如今新旧诗社会效应反差之大，不能不令人多想，逼人深思！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诗歌。作为舶来品的新诗，始终没有解决好与民族诗歌脱节的问题；没有重视人民的美学传统、艺术品味与审美需求，一统天下的自由诗，正所谓“白话诗可惜掉了底下一个字”，多数流为分行的散文，失去了品牌，于是大批地失去了读者乃至作者，被挤到了边缘地带。 今天，“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倒找我三百大洋也不读新诗”之类的话，真的又是不幸言中了！真是具有远见卓识的直话、真话、大实话！有见识的诗人大都在探索新路。郭沫若、臧克家、公木、贺敬之、范光陵等许多老诗人带头写旧体诗词，身体力行地使新诗与旧诗接通血脉；刘征、刘章坚持实验“仿七律八行诗”，梁上泉实验“六行诗”，张万舒实验“十行诗”，黄润苏等人倡导新声体诗；屠岸写“十四行诗”，公木、蓝曼、晓帆等倡导俳句…… 吕进《论新诗的诗体重建》（《诗刊》97·10）说得好：“新时期以来，新诗遇到了从历史反思转向自身反思的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历史契机。讨论诗体重建的时机来临！”“摆脱多年困扰的新诗体式危机、重建诗体的出路有三：一是完善自由诗；二是倡导格律诗；三是增多诗体。”“无论那种民族的诗歌，格律体总是主流诗体，何况在中国。中国新诗极需倡导、壮大现代格律诗，争取在现有基础上将现代格律诗建设迅速推向成熟。严格地说自由诗只能充当一种变体，成熟的格律诗才是诗坛的主要诗体。” 二 早在白话新诗开始出现之后，陆志韦、刘半农、刘大白、俞平伯等人就已经各自开始探索过新格律诗问题了。而正式打起新格律诗大旗的，是1926年“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杨世恩、刘梦苇、蹇先艾、于赓虞诸氏主办”的《晨报·诗镌》。“这是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来诚心诚意的试验作新诗。”“他们真研究，真试验；每周有诗会，或讨论，或诵读。”“那时候大家都做格律诗；有些从前极不顾形式的，也上起规矩来了。”（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接着，“1928年３月《新月》月刊在上海出版，培养了一批青年诗人，如方玮德、陈梦家、朱大楠等”；“1931年‘新月社’又创办了《诗刊》，卞之琳、沈从文、方令孺等新人出现”；“到《新月诗选》（同年９月）出版，新月诗派已接近尾声了”（许霆、鲁德俊《新格律诗研究》）。 五十年代的何其芳，看到了新诗语言基础及其格律条件的一些根本性变化，针对单纯限字说提出了“限顿说”，这是个重要的进步；同时，他敏锐地感到在：“有些外国的格律诗，它们的节奏的构成除了讲究行的音组的整齐以外，还讲究轻重音或长短音的有规律的间杂，这样读起来节奏感很强。我们的格律诗如果只讲究顿数的整齐，好像节奏感就不够。我在写《关于现代格律诗》的时候反复考虑过，却又想不出还有什么可以加重节奏感的办法。”（《再谈诗歌形式问题》），同时又说，用限顿说写出的诗 “又好像读起来有些参差不齐，节奏不大鲜明。是不是在这两种办法（一个是以字为节奏的单位，一个是以顿为节奏的单位。我是肯定后一个办法的）以外，还有别的构成节奏的办法呢？” 何其芳的为人是不仅明智、坦率，其感悟的前瞻性令人敬佩！他的《我要》在格律上的成功，某些方面比《死水》明显地又进了一步。人们更忘不了他敢于顶着压力地大声疾呼，组织讨论，发表专刊。像闻一多、何其芳这样创作与理论兼备、胸怀与胆魄照人的领军人物，实在是令人怀念的！ 三 九十年代，黄淮、丁元等倡导和组织的深圳现代格律诗学会，曾召开雅园诗会、办《现代格律诗坛》，对新格律诗的发展是个有力的推动。黄淮、丁元又身体力行，为新格律诗的发展做出贡献。 新世纪以来，不仅新格律诗创作和理论研究的成果，不断问世，而且还有《东方诗风论坛》这样格律体新诗的专门网站出现了。万龙生、齐云等为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网站办创作版又办理论版，年年开诗会，出诗集；团结了一批新老诗人，培养着一批有热情、有才华的青年才俊；在做格律体新诗同时，并研究新格律诗的理论问题；触角正伸向整个诗歌的网络，影响在逐步扩大。 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提出了新诗的第二次革命、诗体重建，已经产生一定影响。继两次“华人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之后，由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深圳现代格律诗学会和常熟理工学院主办的“格律体新诗理论研讨会”拟在十月于常熟理工学院举行。民间与地方的热情以及连续行动，颇为感人，感动诗歌爱好者，也会感动官方的诗歌管理者。相信他们会学习何其芳的榜样，为新诗的发展、成熟和振兴而行动起来。 胡适和郭沫若“五四”是提倡过“作诗如作文”；“形式的绝对自由”和“裸体的美人”，但是他们的自由体诗集里，不也都有新格律诗吗？《尝试集》里的《蝴蝶》不是首成熟的“五五体”四步十言诗吗？《诗与梦》不是首成熟的用三种长短诗行配合重章叠句构成的全诗一式参差体格律诗吗？《女神》里的《Venus》不是首成熟的两种长短诗行配合规范的句法、韵律以及重章叠句构成的全诗一式参差体格律诗吗？《女神之再生》不也是首成熟的用三种长短诗行配合规范的句法、韵律以及重章叠句构成的全诗一式参差体格律诗吗？（《中国新诗格律大观——现代格律诗鉴赏创作辞典》）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新格律诗发展成熟的大趋势，是历史的 必然！ 在拙著《中国新诗格律大观》里，为了反映“五四”以来已经成熟的各种新格律诗的例证，我和儿女竭尽全力搜集诗例，还是挂一漏万，连何其芳的《我要》都漏下了，后悔不迭。此书举出了154位诗人的格律成熟之作多达357首。由此可见，“五四”以来在自由诗君临诗坛的时代，新格律诗是香烟不绝如缕的，还可以说是自有传统的。 我们没有理由不寄希望于百花齐放，我们没有理由不寄希望于格律体新诗在与自由诗、旧体诗词的竞相开放中成长，真正成为受到人民喜闻乐见的新体诗歌。那时，我们将无愧于古人，无愧于闻一多、何其芳！ 200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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