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第二十一届（湖南衡阳）中华诗词研讨会论文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除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外，还要“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我们中华诗词学会成立20年来，一直在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作着不懈的努力。孙轶青会长《开创诗词新纪元》一书的出版和我们出到100期的《中华诗词》的发行就是很好的证明。
20年来的诗词创作，是从“复苏走向复兴”。复兴的标志是什么？窃以为，无非四个字：“数量”和“质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数量是诗词的基础，质量是诗词的生命，二者不可或缺。就“数量”而言，中华诗词学会拥有会员15000人；全国诗词创作人员保守估计在百万人以上；全国诗词刊物约在600种上下，每年大约生产诗词二三十万首。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是我们出精品的基础，是我们讴歌和谐社会的基础。一般来说，当今创作诗词的人，也是阅读欣赏诗词的人，它至少可以说明，在全国范围内有一百万人的诗词读者群。我想，在全国范围内，以文字形成的艺术门类而言，其他形式的读者超过诗词者盖寡。
诗词的广大读者群要求的是诗词的质量，也就是我们多次研讨会所说的“精品”。中华学会成立20年来，会员们的诗词创作在质量上有大幅度的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这样大的“数量”，要求每位作者写的每首诗都是精品，是根本不可能的。漫说我们今天，就是古代，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位作者，不可能都是精品。在科举时代，由生员而举人而进士，考试的科目之一就是要考试贴诗，应该说凡是参加科举考试的人都能熟练掌握平仄、对仗、用韵。《全明诗》《全清诗》未见全豹，《全唐诗》《全宋诗》，相对“全”字号的数量而言，有多少又是精品呢？就大诗人李白的《李太白全集》而言，有几首又是精品呢？启功先生就说过：“江河水挟泥沙下，太白遗章读莫全”（《启功韵语•论诗绝句二十五首》）。就现当代而言，鲁迅、毛泽东的诗词作品，应说是精品居多，但说每首都是精品，未免自欺欺人，那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者应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笔者也在作诗填词，几十年来也有一定的数量，我实在不敢说我的诗词那一首是精品。我曾经开玩笑也是认真地说过：到了共产主义，国家消亡了，有人在编《全中华人民共和国诗》诗的时候，上面这样写着：“星汉，生平爵里不详，存诗一首”。于愿足矣！星汉以为，如果要求古人每一首诗都是精品，那是苛求古人；如果这样要求名人，那是苛求名人；如果这样要求自己，那是苛求自己。
精品在时间上看具有时代性，当时认为的精品，后世未必这么去看。《唐诗三百首》所选，应当说是乾隆间选编者孙洙认为的精品，但现在看来未必每首都是如此。如“五言律诗卷”的第一首就是唐玄宗的《经邹鲁祭孔子而叹之》：“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地犹鄹氏邑，宅即鲁王宫。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今看两楹奠，当与梦时同。”这首诗，唐玄宗的本意是在政治上维护封建统治，今天看来，很难称为精品。再如“五言绝句卷”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今天的交通发达，通讯发达，距离变近了，地球变小了，人们的故乡观念也就随之越来越淡，假如这首诗出现在今天，人们也未必把它算成精品。
就空间上看，同时代的诗词读者因为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出身，不同的地位，不同的修养，不同的年龄，甚至不同的性别，对一首诗词会有不同的感受。在古今诗词创作中，“拔尖人才”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是“一般作者”。要出“拔尖人才”，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一般作者”群。犹如过去人们常说的，某地出秀才，某地出师爷，那这个地方必定有这方面人才培养的积淀，“硬地拔葱”是不能奏效的。无可挑剔的“精品”是根本不存在的，就主观而言，古今中外，不想出精品的作者，也是根本不存在的。犹如男子取媳妇，谁都想娶一位“美而贤”的妻子；犹如女子找婆家，谁都想找一位“雄姿英发”的丈夫。但是，结婚后总会发现这样那样的缺憾，我们总不能设想婚后的缺憾就不去结婚。同样，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写出来的不是精品，就不去创作！诗坛的“一般作者”不能因为有“拔尖人才”的存在，就在创作上畏葸不前。每位作者，应该尽自己的才智去做，做到什么份儿上就到什么份儿上。
文学创作对于作者来说是“各尽所能”，对于读者来说是“各取所需”。不同的读者，需要不同的诗词作品；犹如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食品一样，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一首好的诗词，不但要求作者精心创作，同时要求读者要有一定的欣赏能力。培养作者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培养读者就比较困难。当前我们中华诗词学会提倡并在推行的“诗教”是最好，也是最有效的办法。诗词的作者和读者在整个国民中只能是也永远是一部分，一小部分。不能要求人们都去喜欢诗词，就像不能要求人们都去喜欢京剧一样。
各种当代诗词刊物、各种诗词书籍的编辑们，还有各种诗词赛事的评委们是一些特殊的读者群，他们往往是一首诗词的第一位读者，他们的欣赏水平，往往决定这首诗词是否让它见到更多的读者，也往往决定这首诗词的生死。一般来说，他们的诗词水平，决定着这个刊物、这本书、这个赛事的成败。每位诗词作者大概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寄出去的一组诗，自己认为较好的作品没有被采用，自己认为较差的作品反而发表了。这里头的原因很复杂，比如政治上需要，栏目上的需要等等，但是也不排除编辑水平的低下。
在赛事当中，笔者就有这样的体会。我的一首《水调歌头•谒包公祠》是这样写的：“西域不辞远，万里拜包公。天山五月飞雪，凛凛与君同。来往廉泉台畔，留恋流芳亭上，处处尽清风。环望四周水，直欲洗苍穹。 百姓口，史家笔，总难封。蝇营狗苟人物，也坐大堂中。且看官场今日，每对愚氓呼喊，未必耳皆聋。纵摆龙头铡，不是旧时铜。”这首词曾经参加了两次有关“廉政”的赛事，第一次在一个地区级的赛事中没有入围，第二次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纪委和宁夏诗词学会主办的“首届全国廉政诗词大赛”中获得一等奖。我参赛的第一次赛事的评委们未必不是“公心、铁面、法眼”，也许是缺少“斗胆”，以致两次参赛的结果不同。我这里没有谴责第一次赛事的评委们的意思，只是由此来说明问题而已。再举个例子，也属“自我表扬”的范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红金龙杯诗词楹联大奖赛”中，星汉歪诗《游卢沟桥感赋》侥幸夺魁，全诗是：“石狮依旧对苍苍，亲见八年烽火狂。此地夕阳西下后，朝朝带血起扶桑。”后来组织者要我写一下创作经过，我用这样几句来自我吹嘘的：“星汉以为，诗作不能重复古人，不能重复他人，不能重复自己。不能重复自己，我自己心里有数；不能重复他人，我未见他人有此类诗作；不能重复古人，古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自然写不出这样的诗来。”浙江海盐的王留芳先生编一本《今四声十人诗词集》，其中收了这首诗。前些日子他在信中说：“这次因编审在您的七绝《游卢沟桥感赋》下注了‘烽火’怎么会‘狂’？在‘朝朝带血起扶桑’下问‘什么意思？’我考虑了一下，不作解释。所以我临时撤掉了这首诗。”在这样的编审面前，我们会感到很无奈！
诗词作品的优劣，不像运动场上的比赛那么有‘硬件’可依，要排出个甲乙是比较困难的。诗词能在刊物上发表，能在大赛中获奖，一般来说是较为成功的作品，但未必能得到世界每位诗友的认可，这和运动场上竞技可大不一样！这就要求我们诗词编辑和赛事评委读书要多，经历要广，见识要深。否则，就是再有“公心、铁面、法眼”，甚至再加上“斗胆”，也会把一首较好的作品埋没。诗词编辑和赛事评委可以有所偏爱，有所偏重，但是不能偏废。一个刊物要照顾各种风格的作品，这就要求编辑的欣赏水平更高些！但咱们还得把话说回来，一个刊物上全是好诗，那是不可能的，那是对刊物的苛求。
这样说来，是不是诗词作者就可以对自己放任自流，就可以粗制滥造呢？那当然不行。怎样才能作好一首诗词，努力使其成为精品？《中华诗词》和全国各地的诗词刊物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很多，或长或短，所言对于今日诗坛创作皆有裨益。笔者以为，把诗作好，要具备三个条件，就是古人常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要有悟性。
读书未必能写好诗，但是要写好诗必须读书。“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嘛！古人的一卷书，并没有多少字，今天再读一万卷书，就显得不够了。这个读书，不单单是诗词之类的书，也不单单是文科方面的书，要博览群书，涉及面越广越好，知识面越广越好。但是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把所有的书读完，怎样选择，那就要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了。我在学校是教《中国文学史》的，最明白历朝历代的诗人词人，漫说在文学史中列专章、列专节，就是想在文学史上留个名字，也是极不容易的事儿。文学作品这东西，淘汰率极高。在每个朝代浩如烟海诗词作品中，文学史上讲到的诗人词人，都是三流以上的作者。我建议当今的诗词作者，要必读一套当前通行的《中国文学史》，这样你就会对“独创性是诗的生命”的提法体会更深切！也会对现当代诗坛泰斗臧克家先生说的作诗要思想新、感情新、语言新的“三新”的说法体会更深切！
而今诗词作者的读书情况无非三种。一是读书少，或是不读书的一批作者。这类作者也有一定的悟性，偶尔也会有上一两首出自天籁的好诗，但是由于欠缺文学功底，很难持续写出较为满意的作品。二是读书多，文人气和书卷气很浓的一类作者。这类作者中不少人以书本为创作的源头，且喜用典故。诗词的语言要高度浓缩，力求精炼，有时候用典可以加大诗词的容量，这本非坏事儿。但是，如果滥用生典、僻典，以此来炫耀自己知识的渊博，就难免有“掉书袋”之嫌。这类作者纵然有一些好作品，但是有些诗词总是与读者之间产生一种隔膜，有些作品往往与“当代诗词”的“当代”二字相去甚远。三是读书多，且能活学活用，走进书本，也能走出书本。即便用典，也能运化无迹，不见斧凿痕。这才是诗词创作的真正高手。
行万里路，实际上强调的是社会的实践，强调的是要注重生活。古人在路上行走，充其量是车船代步，那要是走一万里，会见很多世面，增长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如果是今天坐飞机，只是到大城市逛逛，就是走百万里，增长的知识也很有限。这个行万里路，还要看每位作者的经济条件和工作条件，也许由于条件的限制，终生“出远门儿”也很有限。但是，我们今天有电脑、电视等媒体条件，真正做到了“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见识，见识，不但要有“见”，还要有“识”。如果对一个事物的认识不到位，是写不出好诗来的。写诗要有一定的前识，要做到“春江水暖鸭先知”，不能人云亦云，不能只是把报纸上、电视上所说的事物，简单地把散文变成韵文。诗人对社会的责任无非“美”“刺”二字。当前有些诗人，对我们伟大祖国的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取得的辉煌成就视而不见，以偏概全。在他们的眼中，到处一片漆黑，他们只是一味的挑刺谩骂，以期扬名留名，这不是一位诗人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反过来，如果我们对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视而不见，对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和不良行为，不敢口诛笔伐，只知阿谀执政，阿谀领导，也不是诗人对我们伟大事业关心和爱护的应有态度。以上两种情况，都是对整个社会认识不到位，都和我们当前的和谐社会不合拍。无论“美’和“刺”，都不能听风就是雨，都不能不作深入思考就下笔胡写。我们要写就写自己熟悉的题材，对自己不熟悉的题材，要想写好是不容易的。举个例子，蒲松龄的文言短篇小说《聊斋志异》所写的故事，大都是秀才眼中的世界，其《梦黄粱》一篇在艺术上终落下乘，究其原因，是他对宫廷生活的不熟悉。也许有人会问，你自己对整个社会认识到位了吗？我只能说，我正在多读书，多实践，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要有悟性，是说在认识和实践上下功夫后，要有所感悟，对其中的精髓有所领略。宋代严羽主张“妙悟”，过去人们把“妙悟”说得很神秘，其实这个“妙悟”必须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基础上看到事物的深层，才能写出较好的诗词作品。我们有些诗人写风景诗只是一种表层的描绘，各地风景大同小异，缺少个性，就是缺少对所见风景的“悟”。这样的诗人写一辈子诗，也只是写成风景的韵文，犹如有些写毛笔字的人，因为只知模仿，缺少“悟性”和个性，写一辈子也只是一位写字匠，成不了书法家。
诗是给人看的，看到的人越多越好。最好是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情感交流，这就要求语言自然平淡。要做到这一点，诗人除了要多读书，吸收其中活着的思绪、活着的词汇外，还要注意搜集我们周围人们生动鲜活语言，只要运用得当，都会给诗作增色。我说诗的语言要清新平淡，但不等于枯槁，不能平的没劲，淡的没味。读书多、有生活的诗人的语言，犹如薛宝钗服饰的朴素，美观大方；反之，就是刘姥姥服饰的朴素，总露寒俭。
发表诗词，最好是精品，出版诗词，当然最好也是精品。要求每本诗词集都是精品，当然也是不可能的。每位诗词作者都有发表作诗词的欲望，这无可指责。随着科技的发展，今天的排版非常容易，每位诗词作者都有出版诗词的欲望，这也无可厚非。不能说你出版诗集是应该的，出版的是精品，别人就不该出版，出版的是垃圾。现在看来，出书较为积极的是一批老年人，他们用自己的平生积蓄，或是由儿女赞助出一本诗集，广赠亲友，以期流传，这有什么不好呢？至于能不能流传开来，那就看所出版的诗集的质量高低了！
随着诗词热的兴起，它的“副产品”也就随之而来。这就是某某评奖、出版某某“大典”“经典”“名家录”之类的东西。这里面有的是为了诗词事业的发展，为了诗词的传播作出贡献的编撰者们，组织者们，也有把黑手伸进诗词界，以诗词为赚钱平台的文化掮客。对于前者，我们当然也感谢他们，对于后者，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能让他们糟蹋诗词这块圣土。但是这些人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势，很难根除。我们外地的诗词作者对于这类活动很难弄清真假。窃以为要堵住这股黑水，全靠我们诗词作者自己。谁来征稿，我们不妨应征。他让你买奖杯，买大部头书的时候，你不买就是了。对方弄不来钱，也就自生自灭。
之所以有人花几百元钱去买这些无聊得东西，是虚荣心在作怪。诗词作者要耐住寂寞，不能急功近利，不能为猎取名声而创作诗词。诗词不但是写给当代人看的，还是写给后人看的。欧阳修有这样一个故事：“欧公晚年，尝自窜定平生所为文，用思甚苦，其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尚畏先生嗔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8引《寓简》）欧阳修的写作，是对千千万万当代和后代的读者——“后生”负责，这种对“后生”负责的态度，很值得我们深思。如果我们有欧阳修这种精神，还怕我们的作品不能流传后世，还愁文化掮客不自生自灭吗？
促进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促进人和人之间的团结协作，是诗词的任务，也是诗词的本能。真正的诗人会对社会有高度的责任感，会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添砖加瓦。只要社会给诗人活动的空间，诗人们会自觉地泼墨豪吟；只要诗人有一代一代延续的生命，诗人们会自觉的服务于延续的人类。所谓“不待扬鞭自奋蹄”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