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文学家的悲哀
-------从王兆山的“做鬼幸福”论说开去
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在汶川大地震之后，写了一首词，言道有党的关怀，“纵做鬼也幸福”。简言之“做鬼幸福”论，引起了网上一片哗然。批评谩骂之声不绝于耳。的确，王的这首词，且不论是否符合平仄，但就其反映出来的内容，着实让人不敢恭维。不过，我相信，王兆山一定并非是一个善于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之无耻文人，他能身居一省作协主席之职，也一定并非滥竽充数之辈。“做鬼幸福”论反映了当下文学被扭曲的一种病态。
中国的文学历来有政治工具之说。文学本来是崇高神圣的事业，却被无情的绑在政治这辆战车之上。文学为政治服务成为一种信条。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宣传虽然有所收敛，但其内在宗旨，坚持不变。因此，中国的文学大多就成了“时代精神的传声筒”，缺少独立的个性，缺少深刻的人文关怀，缺少对人性的深刻反思。而且，这种所谓的“时代精神”，也是对社会变革的一种简单化、表面化的解读。我们看到当前舞台上、荧屏上的文学作品，到处充斥着的是除了歌功颂德歌舞升平，就是概念化干巴巴的宣传。在“弘扬主旋律”、“**工程”的推动下，此风愈演愈烈。几乎垄断了所有的文学阵地。那种能对社会深刻剖析、反映社会本质变迁、反映人的命运的好作品少之又少。文学大师久呼不出。现代文学三十年出现了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等一大批文学大家，而建国六十年能与之比肩的又有几人？文学被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世俗化，文学的独立功用被逐渐消融。这不能不说文学的悲哀。
那么，中国的文学家呢？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一定社会阶段的产物。文学家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他的思想言行写作，就无不打上这些时代的烙印。文学家在这样的时代中，天天被洗脑，被同化，自觉不自觉的被改造成为一种生产特定产品的工具。文学家不必有自己的思想，不必有自己独立的思维，只需按照报纸文件的既定主题，依样码文字就完成了文学创作。主动或被动的接受了这种固化的思维模式和创作方式。他的创作自然就也跟着时代走了。我们看就连郭沫若这样的大文人，也难免这种世俗。建国后，其作品随着时代变来变去，除了阿谀奉承遵命文学之外，毫无独立个性可言。著名的文学家巴金，晚年对此作了深刻忏悔。大作家尚且如此，何况王兆山之类？当然，头脑清醒能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者也时有人在，令人十分敬佩。但毕竟少之又少，也不容于社会。解放以来，文艺战线的思想运动此起彼伏，稍有异端便大加挞伐，就此销声匿迹的作家多矣。最终导致思想的大一统，文学的大一统。这不能不说是文学家的悲哀。
改革开放，新风日渐。文艺政策有所调整，网络媒体的兴起，对打破大一统，起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王兆山“做鬼幸福”论甫一提出，就遭到网络的批评，便是一明证。但愿，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文学的独立功用能回归于它的本体。能够跳出政治的桎棝，跳出世俗化、功利化、浅薄化的怪圈，对历史和现实做出本质的反思。为人们提供愈来愈多的丰富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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