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人本就是一个会写点儿诗的人，和生活中所有有一技之长的人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说会写诗就和会杀猪一样，对这种说法人们还难以接受的话，那么，说会写诗就和会写电脑程序一样各有所能，总该可以了吧？可不知道为什么，在世俗的观念中，就因为诗人们会写那么一点儿诗，人们就不把他们看成凡人。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人们对诗人自杀的看法。本来，诗人自杀也就是一个会写诗的人自杀了，和许多不会写诗也自杀了的人一样，他们往往因为心理脆弱和精神疾病，走不出现实和情感的困境。可好多人就是不愿意这样看，他们总是要在诗人的自杀中，硬找出些微言大义来。有人竟说，海子自杀前神志混乱不堪的遗书，说明他已经处于精神崩溃状态；法医的鉴定，也说海子之死和精神分裂相关。可好多评论家们就是不愿意这样理解，总是要从神秘化和圣洁化的角度来阐释海子之死，将海子之死看成“形而上死”，以为海子是窥破了存在奥秘的“文化先知”，海子之死，是启迪人们思考生存意义的“特殊功业”。崔卫平编辑的《不死的海子》那本纪念文集中，好多人都是这样来曲解海子之死的。只是对他们的这番“好意”，海子的挚友也是海子诗稿的编辑者西川并不认同，专门作了情况说明。看看《不死的海子》中对海子之死的拔高，再看看西川在《海子诗全编》前言和后记中的说明，就知道前者是多么荒唐了。
更极端的一个例子，是人们对待诗人顾城的态度。单看表象，顾城是杀人后畏罪自杀。但随着顾城遗书的披露，事情还不是这样简单。在《顾城的诗》的附录中，可以看到这些遗书。从顾城的那四封遗书中可以看出，顾城早就蓄意要自杀甚至杀人。他竟然在信中说，他不能再忍了，要父母不要为他悲伤。甚至恬不知耻地对他的孩子说，他这么做，是因为孩子的妈妈跟了别的男人，要拆了这个家。顾城最终杀人而后自杀，从他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在道德上，他是一个自私、猥琐而卑劣的男子;在法律上，是一个手段残忍、情节恶劣的罪犯。可顾城死去这么多年了，总是不断地听到一些人在为他的卑劣行径辩解。
朝着神秘化和圣洁化的方向误解诗人，往往也就在误导着诗人。在我看来，顾城的所作所为，就是被人们朝着神秘化和圣洁化的方向的误解而“宠坏”了。这种宠爱式的误解使他自以为不是凡人，因而外在举止上放荡不拘。如他到上海去向女孩求爱时，送的礼物就是一把匕首。一把年纪了，因为人家说他是童话诗人，就时时戴着个小冬帽装嫩。宠爱式的误解使他的私欲极度膨胀，幻想着到国外的荒岛上去过一妻一妾的生活。宠爱式的误解在促使诗人私欲膨胀的同时，也使他失去了基本的生活能力和面对挫折时的心理承受能力。所以，当顾城看到他不仅在情感上依恋也在生活上依赖的女人即将弃他而去时，他就发狂了。
对诗人的神秘化和圣洁化的误解，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对诗人的误导，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还颇有市场，这是很让人遗憾的。去年底北京的一些“诗人们”开新闻发布会，声援“梨花体”诗歌，“保卫诗歌的尊严”，一个所谓“诗人”就在会上裸体朗诵诗歌，受到谴责后，他死活就是不认错。似乎别人在公开场合裸体就是耍流氓，而他因为是一个“诗人”（恐怕还是自封的），裸体也就成了“行为艺术”了。前不久，某市的诗人们也搞了一次“行为艺术”，到人民会堂、火车站、天桥、轮渡码头、菜市场等热闹地方去朗读诗歌，报纸对此报道的标题是：面朝肉铺，大声读诗。把卖肉的、买菜的都弄懵了。幸好他们撤得快，等市场管理员赶来时，诗人们已经排队准备到下一个地方去“行为艺术”了。可管理员还是对他们说：以后要事先通知，不然会把公共场所的秩序搞乱。
诗人们爱诗、爱读诗，当然是不错的。是不是可以学学退休后在公园僻静处唱京戏、练太极剑的老头、老太太？你唱（练）得好了，自会有人驻足、倾听、观看，甚至给你喝彩；没人喝彩，你也可自娱自乐，并不妨碍他人。诗人们干什么就要急着到热闹地方去，急着用不寻常的方式招惹大家注意自己？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凡人了呢？
海子在昌平穷愁潦倒时，曾经走进一家小酒馆对老板说：我给你们读诗，你给我酒喝。老板说：我可以给你酒喝，但你不要在这里读诗。好多人听了这件事，都感慨诗人生不逢时，老板糟蹋斯文。可我倒挺欣赏老板的态度，能够以平常心来看待诗人。这样可以提醒诗人不要自视高傲，免得进一步衍生出怪癖，甚至酿成人间悲剧。
厦门大学中文系 高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