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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翻藏书，看到一本《沙鸥谈诗》，这是由沙鸥先生公子、学者止庵为亡父编订的。大概寄赠其父生前友人吧，我也有幸得到一本。睹书忆人，想起了多年前与沙鸥先生的交往，怀念之情油然而生，许多尘封已久的往事又兜上心头。
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期吧，得知名诗人沙鸥从哈尔滨退休回到重庆，住在两路口，就不揣冒昧，以“粉丝”身份前去拜访，受到先生热情接待。从此，就不时打扰，遂成忘年之交。蹭上顿把饭的时候也是有的，先生亦颇好饮，那就会陪他喝上两杯。后来知道，沙鸥夫人邓芝兰女士也是重庆一是毕业的，班次比我低，算我“师妹”了，增加了这一层关系，我也就更加随便了。
与沙鸥先生谈话，说是如坐春风，决不夸张。他见多识广，博闻强记，海阔天空，谈兴总是那么浓，当然听起来也是津津有味。最喜欢听他讲在北京工作时亲历的文学界逸闻趣事。那时当然觉得新鲜得很。印象最深的是沙鸥先生的反思精神、忏悔意识。谈起极左路线对文艺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他总是深恶痛绝，义愤填膺。他从不讳言自己春风得意的时候，曾经在政治运动中冲锋陷阵，写过批判文章，伤害了一些朋友、同志，感到非常痛心。如今对照起来，某些人的嘴脸是多么丑陋哟！
他的接触面是很广泛的。记得我在他那里有时候会碰到一些陌生的同好。在他的门前，总会有一叠纸条，他不在家会留话：我到哪里去了，什么时候回来。从他那里得益的文学青年不知几多。
1982年，我调到江北区文化馆担任文学辅导干部以后，凡是邀请他参加什么活动，只要时间不冲突，他总是乐意参加，丝毫没有“名家”的架子，与业余作者打成一片，深得我们的拥戴。记得有一次，专门请他谈诗，根本谈不上什么“出场费” ，他也照样眉飞色舞，口若悬河，畅谈不已，令听者聚精会神，饱啖一次精神大餐。难忘的是，会后，我叫了少数骨干作陪，请他喝了一顿“豆花酒” ，在一个桐荫覆盖的坝坝头。事后，我还胡诌了一首五言古风呢。
在许多次交谈中，我见证了沙鸥先生“衰年变法”的过程：早年，他好写八行的短诗，享有“沙八行”之美誉；然而，到晚年，虽然还是好写八行诗，却自觉地对旧作进行审视，又在新的创作中尝试、探索，走出了一条崭新的路子，有了质的飞跃。以至其新作与旧作判若两人所为。
沙鸥先生是一位终身祀奉缪斯的真正的诗人。1993年6月，不幸在重庆发现身患肝癌，7月赴京治疗，此后我就与先生永诀。从他的《寻人记》后记可知，就是在医治过程中，他也没有放下诗笔。这最后的诗集中，就收入病后所作44首。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啊！就在他逝世前两个月，1994年10月，还拟定了《写诗论》一书的目录。大著未成身先死，又为我们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沙鸥先生离开我们已经15年了。他是一位不应该被遗忘的诗人。但是，如今对他的重视远未到位，他的作品，他的经验，他的理论，他的精神，都应该研究，有许多值得继承之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