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皮菜

十二岁那年，我失了学一个人呆在家里。正逢大饥荒，一日三餐吃公共食堂。一个月的饭票无论怎么计划都用不到月底那一天去，总是二十五、六号就没有了。没有饭票的日子开饭时也得瓜兮兮地去排队，打一碗飘着几片菜叶子的清水汤来哄肚子。那时候便常常听到别的大人对孩子说：“等两天牛皮菜长起来就好了！”
城里的人个个都关心起稼穑之事来，碰在一起议论的都是公社大田里苗出得齐不齐，浆灌得满不满，雨下得是不是时候之类的问题；还有就是种菜尤其是种牛皮菜的问题。种菜其实不需要多少技术，种牛皮菜尤其如此，人一饿就全会了。墙角屋后，辟出半平米一平米三角形长方形甚或不成形的零星菜地，河岸保坎、公路路肩甚至学校的操场都被开垦出来，到处都在种菜，到处都在种牛皮菜！我也在妈妈的督促下，接手了哥姐离家前在开中篱笆墙下开出的一小溜菜地，种上了牛皮菜。
说起来难以置信，牛皮菜的生命力实在太强了，种牛皮菜实在太容易了。一个如我这样从未有过农事经历的孩童，身受冻饿煎熬勉强打起精神栽下了菜秧，哪里还会认真去关照它们？可这群蔫搭搭的小苗儿没几天便自己挺起了身，再没几天居然就长得绿油油的了。一个多月功夫，又肥又厚的叶片就能剥下来吃了。更为神奇的是，剥去外层的叶片一点不影响它的生长，没隔几天，它又奉献出新的肥厚的叶片了。
家里的锅早已被居民小组收去填了炼钢炉，这却难不倒我，不是还有洗脸盆吗。柴草所需不多，随手捡一把回来就可以烧水煮菜了。吃食堂饭的孩子们兜里都揣着两件宝贝——一把自己铸造的铜调羹（有空就用捡来的砂纸擦，见面时摸出来比谁的更铮亮）；一瓶炒过并撒有辣椒面、花椒面和几滴菜油的盐巴（既可佐餐，又可在饥肠辘辘时用指头蘸几粒解馋）。这样就已万事俱备，只待把半盆子热腾腾香喷喷的水煮牛皮菜往嘴里送了。
有了牛皮菜壮胆，“计划用粮”执行得更差了，月底的缺口长达七八天，七八天里二十几餐，餐餐都得吃水煮牛皮菜。
初夏，牛皮菜抽苔开花了，我把它们拔掉准备种四季豆。住在隔壁的雍国侠老师跑来，要我把这些菜疙兜一元钱卖给她。万没想到，一堆我都不吃的菜疙兜，身为开江中学教师的她还要捡回去吃。
后来去养路工区放牛，炊事员蒋妈在路边种了大片的牛皮菜。蒋妈这人对厨艺有着执著的追求，在那样的条件下，还设法找来殷红的霉豆腐汁淋在水煮牛皮菜上，有色有香有味，吃起来简直胜过山珍海味了。
牛皮菜，它救了好多人的命。它深深留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成了那个不堪回首的时代的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但不知为什么，从勉强能吃饱饭开始，我就不愿再去尝它，甚至不愿再去仔细看它一眼了。几天前上餐馆，朋友点了个价格不菲的“八仙翡翠白”，端上来一看，竟然就是久违的牛皮菜，煮得嫩绿雪白，周围簇拥着刀工考究搭配得当的辣椒、芹菜、大葱、蒜泥、虾仁、豆腐丝之类，有款有型地装在一个玲珑剔透的大瓷盘里，还起了这么个雅名儿。远不是当年洗脸盆煮熟的或蒋妈那道浇上霉豆腐汁的水煮牛皮菜可比的了。
虽然如此，我还是只尝了一片就不再理会它了。脑子里本能地浮现出洗脸盆里突突煮着的那些牛皮菜，还有连续七八天餐餐吃它那种想呕呕不出的感觉，一点食欲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