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鲁先生这篇文章应当是注脚吧？
丁鲁：我看“雅园诗会”和“雅园诗派”
近来读到雅园出版公司出版的《雅园诗论选》，感想很多。
“雅园诗会”和“雅园诗派”，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话题。
对“雅园诗会”如何评价，包括对有关人士在会上的作用如何评价，知情人总是多一点发言权吧？我的朋友周仲器先生没有参加过这次会，对这次会的看法就不见得准确；而年轻朋友赵青山先生写的序又根据周先生的总结来作出再总结，就同样值得研究了。我作为会议的参加者，说点当时的经历和想法，我想还是有必要的。我说的虽然带有个人的主观见解，但至少可以提供给会议的其他当事人来印证和批评吧？所以我就在这里说上几句了。
北京的雅园宾馆本来是一个部队招待所，位置偏僻；但后面是一湖好水。当时这个招待所基本建设的投入还不多。挑选它来开这次会，恐怕主要还是由于费用比较低廉。但无巧不成书，这个宾馆起了这么一个好名字，诗歌界人士又有以开会地点命名会议的传统，于是“雅园诗会”之名应运而生，又产生了所谓“雅园诗派”。
由于长期用非所学，我过去很少参加学术会议，对诗歌界的情况也很少了解。我参加这次会，是受了西南师范学院（现在的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副所长邹绛先生的鼓励，认为应该去支持。
这是一次民间的学术会议，发起者是诗人黄淮先生，资金也是他设法搞来的，又请了一些年轻朋友来出力，连他夫人也在帮助做后援工作。他还请了他的老师公木先生夫妇光临指导，并注册了“深圳市现代格律诗学会”（后改“深圳市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作为主办单位。黄淮先生发起和组织这次会议，可谓得风气之先，对诗歌的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
这次会议列名的参加者虽然很多，却并非人人到会，始终坚持的人更少些。其中起重要作用的人，除黄先生和公木先生外，首推老诗人邹绛先生。邹先生长期研究新诗格律并付诸实践，是这方面的专家。这次之所以能提出“鲜明和谐的节奏，自然有序的韵式”，和邹先生的作用是分不开的。由于邹先生的去世，他的功劳就渐渐不为人知了。这是很可悲的。
至于对有没有所谓“雅园诗派”的怀疑，我也许可以说是始作俑者，因为最早是我对有的朋友说了“雅园无派”这句话。
我常犯糊涂，对一些重要问题不大在意。周仲器先生提醒我说，当年“雅园诗会”的文件上就有“雅园诗派”的说法，叫我大吃一惊。现在想起来，许多朋友为建立深圳市现代格律诗学会和举办“雅园诗会”做了大量工作，会后的工作就更多。完全不承认“雅园诗派”，是不对的。自己同意了一个文件，回头又说是“雅园无派”，说明我的糊涂毛病根深蒂固，而且越老越厉害。想当年抓“五一六”之后痛下决心不随意填表格，可是时间一久，情况一变，却又把它忘啦，真是！
不过，“雅园诗派”的有无，也确有仔细研究的必要。
一般来说，一个学派，总得有几个志同道合者聚在一起，有它的纲领和组织，还有其他一些我说不清的东西（请原谅，我不是搞政治的，说不明白）。诗派也该如此吧？过去所谓“新月派”呀，“九叶派”呀等等，似乎都是这样？——这么说来，“雅园诗派”显得又有点不一样。邀请了一百多人来开会，其中许多是已经成名的诗人和理论家，把他们都归到“雅园诗派”的大旗下，人家同意么？承认么？好像也很难预料。
拿我自己来说，我是搞诗歌翻译的，1994年“雅园诗会”的时候，我已经出版了两本译诗集，一百多万字；探索白话诗律的那本书，1979年代末、80年代初就已经完成初稿。似乎也不好说是“雅园诗会”以后成长起来的。
至于所谓“鲜明和谐的节奏，自然有序的韵式”，当时我们都明白，这不过是一种最低纲领，等于说要注意节奏和韵。拿它作为一个学派的旗帜，是非常不够的。由于参加会议的人很多，看法很难统一，达成这种最低纲领还很费了一番力气。
从以上情况来看，把所有的这些人都叫做“雅园派”，是否合适？
尤其是书末的“附录”，标题更有技巧。这篇题为“雅园诗派成员（含少数支持者）论著要目”的资料，把臧克家、卞之琳、公木、胡乔木、林庚等许多人的论著都列了进去，而且是从1977年算起——那时离雅园诗会开幕还有十几年呢！
其中卞之琳先生的意见我是知道的。这次会议本来没有考虑向卞先生求教。是我想到卞先生是这个问题的专家，又近在北京，还是不能拉下他。我提出之后，就叫我去办这件事。见面之后，卞先生对这种会能起到多大作用持一种很实际的、两点论的看法。我说您还是说点什么吧，他就说了几句鼓励的话。我传达之后，学会刊物上登载的时候又加了工（或者说是走了样）。这就算是“雅园诗派成员”或者“支持者”了？
所以，实事求是地看，我对这个问题有三点想法：
第一、“雅园诗会”得风气之先，在推动诗潮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值得加以肯定。
第二、应该承认确实有许多朋友团结在深圳市现代格律诗学会的旗帜下，做了许多工作。如果他们认为自己属于“雅园诗派”，别人也不好否认。
第三、其他与会者，像我这样，如果觉得自己不大像“雅园诗派”的成员，也应该允许他们有自我定位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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