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方敬先生百年诞辰作
方敬（1914——1996）出生于重庆万州，是中国20世纪重要诗人、作家、文学翻译家。他的文学活动从1930年代起步，起点很高，影响甚大，成绩斐然。我认为，迄今为止，学界对方敬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今年适逢方敬诞生100周年， 理应隆重纪念 ，深情缅怀。以此为契机，加强对他的研究，是完全必要的。本文试就方敬在改革开放以后重拾诗笔，在诗创作中形成的第二个高潮做一番介绍。
一
“十七年”中，方敬就职于西南师范学院（即今西南大学）由教务长直至副院长，“一直坚守在教育岗位上”“忘我地工作”，算是在历次运动中得以过关。然而却无暇他顾，“几乎忘掉了诗”，即便“偶尔写一点”，也因为囿于“适应政治需要，为政治服务”的戒律，“多系粗糙浅薄之作”，以至到后来“事过境迁”，其中“有不少已不能作为诗存在了”（1）。这是诗人在1984年回顾自己创作历程时对于他“十七年”诗作的自我审视，自我评价。其结果是在1980年编选《拾穗集》时，只留下了二十来首，不到全部作品的1/5。这种严格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非常难得，令人肃然起敬。
在随后到来的“文革”那灾难的十年里，方敬未能幸免于难，更给他留下了“一个诗的空白”（2），这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方敬的诗歌创作无疑跌入了低谷。
二
说起改革开放之后这个新时期的新诗，人们津津乐道的往往是“朦胧派”和“归来者”两个诗人群体。吕进先生后来确立了“新来者”概念及其重要地位（3），使原来的“二分天下”成为“鼎足而三”。
然而，在“归来者”之中，人们往往偏重于、甚至只看到平反后复出的“右派”诗人和“胡风派”诗人，而忽视了另一些“归来者”，即这两路人马之外，也曾被剥夺了歌唱的权利，而今重新焕发艺术青春的那些诗人。他们也激发了诗情，舒展开歌喉，为新时期的新诗宝库增添了珠玉。而方敬正是这样的“归来者”中的出类拔萃者。他奉献的两本诗集《拾穗集》和《飞鸟的影子》就是弥足珍贵的诗歌遗产。他在《竖琴》（4）中写道：
夺回了被抢走的竖琴，
感到节日的欢畅，
重理琴弦，弹起新歌，
千万个声音在合唱。
方敬正是以自己独特的新歌，加入了新时期中国新诗气势恢宏的大合唱，成为一位优秀的歌者。
不惟如此，他还在1980年代大力推动了中国最早的新诗研究机构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的组建、成立，参与重庆市新诗学会的创建及其主办的《银河系》诗刊的创办，支持重庆诗歌研究会及其《银杏》诗报的工作，以他的威望、学识对重庆新时期新诗的发展做出创作以外的不应忽略的贡献。
三
一位诗人诗歌创作的成就，往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在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大合唱中是不是加入了某一个“声部”，二是他是不是提供了自己独特的、甚至不可替代的精品力作。对此，让我们分别予以论述。
首先，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在文学上一个弃旧图新的时代，一个欣欣向荣、蓬勃向上的时代，就文学而言，是她的青春期。
要说那个伟大时代的历史最强音，我们首先会想到白桦大义凛然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艾青充满热情与智慧的《光的赞歌》，以及邵燕祥对于现代化的深情呼唤：“中国的汽车呼唤高速公路！”那么，方敬发出了什么声音呢？
除了那时诗歌大潮的共性之外，他还有自己的特色。
“你的诗写得年轻，你的诗心并没有老。”一位青年诗人在写给方敬的诗中如是说。这是很准确的感觉，也符合方敬自己的心态。他在回信中对此表示了认同：“看来诗可以使童心回归，青春重返。”（5）而且，他由衷地感到欣慰：
磨不掉青春的光辉，
玫瑰永不会枯萎，
青春与玫瑰酿成的美酒，
让别人为幸福而干杯（6）。
方敬正是以一颗未老的诗心在作品中散发出强烈的青春气息、胜利的喜悦和不可抑制的幸福感，成为时代大合唱中配合主旋律的优美和声。他与窗前的芙蓉花合为一体：
芙蓉树的根株，我心灵深处，
浸着胜利的欢乐与幸福。
——《芙蓉开花》（7）
过去，他和“别人”一样，“心里唱着一支歌，但一到口边歌声便沉默。”而现在不必再沉默，可以同声高歌“那只真理的歌”了：
欢唱坚持对真理的忠贞，
欢唱正义终于战胜邪恶。
——《一只歌》（8）
1980年代，方敬已进入耄耋之年，然而春风化雨，春雨润心，使方敬的诗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不仅如此，他竟老夫聊发少年狂，写下了情歌。作品不多，却是难得的珍品。例如《一吻》，就把爱情浓缩为“一吻”，由感官的愉悦进而升华为心灵的契合、灵感的源泉，化短暂为永恒，以一吻熔铸一生，把忠贞推向极致：
一吻吻到遐龄，
一吻吻回青春。（9）
无独有偶，方敬晚年应聘为重庆诗歌研究会顾问，为支持其创办的《银杏》诗报，也寄去1985年所写的《去我之日》（10），竟也是一首爱情诗。其第四节为：
爱情用眼睛和吻说话
是不用破译的密码
没有距离的窃窃私语
厌听长途电话的对答
同样写到吻，却别开生面，幽默风趣，令人读之忍俊不禁。此诗竟涵盖了爱情的本质——灵与肉的融合：既不是“柏拉图”，也不是“登徒子”。
四
方敬作为那个时代出色的歌手，拥有属于自己而不与人雷同的曲目。
值得注意的是献给祖国的百余行的长诗《经验与希望的歌》（11）。这是赤子向祖国母亲的倾诉，爱恨交织，黑白分明，沉痛与欢乐交响，教训与希望并存。神足气酣，厚重凝练。“十多年炫目的猩红”记忆犹新，对那“陷阱”、“囚室”、“刑场”、“网罗”的控诉、批判力度之大、火力之猛、分量之重，达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在那一时期的同题材诗作中非常突出。与此同时，诗人对浴火重生的祖国热爱之深挚，情绪之高涨，歌声之激越，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欢欣鼓舞的老诗人形象简直呼之欲出。诗人不忘刻骨铭心的教训，深知前路的艰难，却高扬希望的旗帜，充满必胜的信心：
艰苦与光荣，孪生姐妹，
斗争与胜利，难弟难兄，
让我们前进，让我们攀登，
前面山岭重重，一峰高过一峰。
方敬的“四赋”是这一时期新诗创作的宝贵收获。四赋依次是《高楼赋》、《祝愿赋》、《生命赋》和《季候赋》（12），成于1986-88年，属于方敬创作时间最晚的一批作品，也是他思想、艺术最成熟的作品，在同期中国新诗里也算风貌独异，出类拔萃之作。其共同特点是意境宏阔，气势不凡，又富于哲理，发人深省。
《高楼赋》起笔就不同凡响，全篇利用“高楼”的意象弘扬高昂的时代精神和以人为本的主导思想，神游八表，思接天外，超越时空，放眼未来：
人同爱和智慧是一体，
那真理的火炬接力传递，
献身、胜利和未来在一起。
这高楼已经不仅仅是物质的“向晓天仰吻”的高楼了！
《祝愿赋》是诗人又一首希望之歌，诗人浮想联翩，一系列的意象接踵而来，让你目不暇接：首日封，首映式，红日出海，燕子报春······然而诗人并非盲目的乐观，他的慧眼看得见花枝、奇遇与胜局，也看得见荆条、历险与败局。但是他坚定不移地相信历史前进的规律——
没有能吹灭火的风，
没有能打湿光的雨，
水扑向大海的怀抱，
根生死热恋着土地。
于是诗人有充分的理由把古人的慨叹改为“后有来着，前有古人”，信心百倍地唱出“一个美好的祝愿”：给老人奉一杯羹，把蜜饴留给孩子，让世界充满爱，让生活永向前！
《生命赋》与《季候赋》显得抽象一些，更多哲理与思辩。诗人也成为哲人，在追问人生与世界的真谛。锦句嘉言，在在多有。富于启发性，能引起联想，经得起咀嚼，耐得住玩味。这是诗人智慧的结晶，慷慨无私的馈赠。我们应该真诚地对他奉上敬意与谢意。
这“四赋”“一歌”让我们想到中国诗歌史上气吞山河的盛唐气象，想到梁启超倡导的“少年中国”精神。黄钟大吕，铿锵激越，澎湃激荡，无疑是时代的强音。在纪念方敬百年诞辰之际，我们应该庆幸他为中国留下了这样珍贵的足以传世的诗文化遗产。
方敬这一时期，还写下关于一些关乎诗人的篇章。这是因为他阅历丰富，交游广泛，对他们怀有深厚的感情。这些作品大致分为两种：一是写给自己熟悉的诗友，首先是他的同乡、同学、姻亲何其芳，他如徐迟、李广田、（蒋）锡金，还有算是晚辈的傅天琳；一是称颂对自己产生过很大影响的诗人，包括鲁迅、郭沫若、戴望舒、朱自清。前一类作品对于友谊的吟咏是很动人的，那种关切、怀念之情萦绕于字里行间。他把何其芳称为“最初的知音”，把他誉为“飞过三峡的无畏的雏鹰”；他把徐迟目为“拾穗”的同道，在春天里“高举彩色的笔支”，大展宏图；而傅天琳这位刚刚崭露头角的女诗人则是“一只溢香的新果”，欣悦之情溢于言表。在整个新诗中，友谊的题材相当薄弱，较之古人，差之远矣。惟其如此，这些篇章就显得更值得珍惜了。再考虑到刚刚逝去的那种亲友暌隔的时期，这样的诗篇就蕴含了时代的内容。后面几位多为“五四”文学前辈，对方敬的创作产生过重要影响，方敬对他们十分敬重，歌颂他们的成就与精神自然成为诗的主旨。尤其对郭沫若可以说得上崇拜，径直把他尊为“诗神”。 这些诗多以隐括手法巧妙地融入讴歌对象的代表作，真如王渔阳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溶盐于水，臻于化境。以上引诗皆见于《方敬选集》，就不注明了。
方敬在新时期还有许多值得称道、珍惜的作品，例如《访英诗帖》和《北戴河诗笺》两个组诗就都是不可多得的精品，有不少过人之处，不再一一论列。
五
在上述《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中，曾经把方敬诗歌的基本特色概括为“精巧，委婉，朴素”，有“基本”二字，比较恰当，但是要识得方敬诗的全貌，尚需进一步深入考察。这应该是一个重要课题，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完成的任务。
最后我还想就方敬新诗的形式问题谈一点意见。
方敬自言：“好多年写新诗我都用无韵自由体。后来写的仍然是自由诗，押一点大致相同的韵，形式比较整齐，每行不讲音步或顿。”（13）他把这种作品归于“半自由体或半格律体”。他说的这种转变发生在1950年代之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我看主要受时代诗风的影响（那时诗需要押韵还是常识），可能他的挚友何其芳的现代格律诗理论也会起到一定作用吧。
方敬不像有的诗人那样反对新诗格律建设，只是认为“严格的格律体还有待创作实验，一时还很难得出公认而又可以共用的成熟完美的诗式”。他主张“不拘一格，在形式上多花多放，也更好在创作实践中去创造新的形式”。（14）这就包含了对于“新的形式”的期待。在诗的形式问题上，他是一位智者，持一种开明、豁达的立场，远远胜于那些唯我独尊的极端“自由”派。
其实，珍重“内在诗情”的方敬，在适合表达的情形，也会写出很格律的作品来，例如前面提到的《一吻》。至于完全合乎现今格律体新诗规范的诗节，在他的作品里更不难发现。如前引《祝愿赋》中那个诗节不就是标准的八言三步体吗？再看《朗诵》（15）的末节，不是标准的十言四步体吗：
你的朗诵是美梦的眼睛，
你的朗诵是黎明的足音。
不妨再举《花一般的感情》（16）中两个完全对称的诗节：
让歌儿像一只鸟，
向着美梦飞，
飞过月夜去邀请朝晖。
让歌儿像一只鸟，
向着美梦飞，
飞进花丛去催开新蕾。
这就是说，方敬所采用的半格律体中确实有很多格律因素，这是诗情表达的需要，也是诗人自觉意识所起的作用。联想到艾青和戴望舒这两位“散文化”和“去音乐化”的始作俑者后期诗作向韵律的回归，与现今诗坛上“妖魔化”韵律的积弊，不能不感慨系之。
总之，方敬以其丰赡的诗作，奠定了自己在中国新时期诗坛的崇高地位。可惜目前对他的诗歌遗产还不曾充分研究、消化、传承。希望这次纪念活动只是一个好的开端，我们应该以此为契机，把方敬研究深入下去。我在此呼吁把出版方敬全集一事提上议事日程，为这一工作创造条件，打下基础。
注释
（1）（2）（13）（14）引文均见于《我与诗》，《方敬选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394页。
(3)吕进《向“新来者”致意》：所谓“新来者”，是指新时期开始写诗或者虽然写诗较早、但在新时期才成名的青年诗人。公平地说，这是新时期最大的一个诗群。（见2013年10月20日《重庆晚报》）
（4）《方敬选集》217页，写于1977年10月17日。
（5）（6）《飞鸟的影子·后记》，《方敬选集》392页。
（7）《方敬选集》219页。
（8）《方敬选集》221页。
（9）《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202页，吕进主编，重庆出版社，2004。
（10）《【银杏】诗刊与重庆诗歌研究会》，《银河系》诗刊2012年冬季号57页。
（11）《方敬选集》231页。
（12）《方敬选集》335-347页。
（15）《方敬选集》325页。
（16）《方敬选集》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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