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一个“军统特务”的交往

我和一个“军统特务”的交往

                        陈仁德
这些年来，有关民国的大量影视作品总是离不开国民党军统特务，仿佛离开军统特务就没戏了。其中绝大多数作品已经远离军统的真实，演义成十分恶俗的套路，除了赚取那些对历史所知甚少的观众眼球外，并无什么意义可言。真正的军统特务，怕是没有几个人见过。而我却很荣幸，曾经与一个资深的军统特务交往二十多年，而且交情颇深。
这要从1990年说起。

1990年秋天，四川人民出版社《龙门阵》杂志在成都举行创刊10周年庆祝大会，我作为骨干作者应邀出席，有幸与许多在杂志上慕名已久而从未识面的作者欢聚一堂。来自重庆市政府参事室的陈兰荪先生就是其中之一。那时的陈兰荪大约70左右，器宇轩昂，仪表堂堂，嘴唇略厚，说话带着浓浓的湖北口音，身穿一件米黄色长风衣，戴一顶方格纹的鸭舌帽，偶尔脱帽便露出虽然花白却仍然茂密的头发。从重庆去的还有一位作者叫陈宛茵，是巴南区民盟主委，七十有馀却谈锋极健，所讲人生经历起伏跌宕引人入胜。陈兰荪陈宛茵和我，就被《龙门阵》编辑部主任詹静尘雅称为“川东三陈”。从那时起，“三陈”就成了忘年交。

陈兰荪就是老牌国民党军统特务，他不仅是一般特务，还是军统渝特区党政小组长，专门负责跟踪追捕共产党人。不过，他这一身份我当时还不清楚。

出版社将与会人员安排在位于成都一环路南三段的玉林宾馆。我正巧和陈兰荪先生同住一个房间，这样我们就有了许多交谈的机会。那天我闲谈起重庆著名书法家、诗人许老伯建先生，可能是并不熟悉许先生的缘故，他淡淡地说“许伯建就是那个书法家吧？已经去世了。”令我极为悲哀。想到许老多年的关爱，我当晚写了一首《石州慢》悼念许老。词如下：

石州慢
草木摇落，秋气骤生，锦水呜咽。悄然客栈灯前，猛听苍松倾折。向隅悲泣，几回欲信还疑，起望巴郡云千叠。风寂夜三更，正伤心时节。凄切，不堪回首，盈尺阶前，几番拜谒。一自归来，梦绕石桥烟月。人间依旧，讵料星殒长空，恶诗犹待先生阅。遗墨耀西南，问谁能磨减。

这首词寄给多人，泸州胡希渊惠溥先生收到后痛哭流涕，也写诗哀悼。万想不到许老尚在人间，陈兰荪先生是误传噩耗。我深感对不起许老，曾到重庆当面向许老道歉。许老却笑着说，这正是佳话，何歉之有。

知道陈兰荪先生的军统特务身份，是在稍后几天。

会议结束后，詹静尘邀请杨启宇、铁波乐、陈兰荪、陈宛茵和我去他家做客。酒酣耳热，就谈起一年前发生的那场学潮风波。我慷慨陈词：“许多事实发生在我眼前，我是历史见证人！”陈兰荪听到这话，悄然坐在一旁默不作声。本来一直很健谈的他，怎么忽然如此小心了？

原来，陈兰荪先生是国民党军统特务——詹静尘告诉我。陈兰荪先生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关了二十多年，漫长的牢狱生活，已经将他改造成谨小慎微的新人，当涉及敏感话题时，他会立即沉默。后来他亲口对我说：“你说你是历史的见证人，我就不说话了。”

陈兰荪先生作为国民党军统渝特区党政小组长，公开身份是《人民周报》编辑、《新华时报》编辑部主任，同时还是袍哥大爷。这几个身份尤其是军统特务的身份是很吓人的，他曾经长期指挥和带领手下的特务对共产党人进行监控、追捕、审讯。用共产党的标准来衡量，他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1949年后，他和大名鼎鼎的沈醉、徐远举等人一起被投进黑牢，先关在白公馆监狱，后转到位于南岸的四川省第二监狱。和他关在一起的都是国民党要人，其中很多是将级战犯。如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上将王陵基，原国民党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中将宋希濂，原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原国民党军统西南特区副区长、重庆卫戍总部保防处处长周养浩，原国民党第14兵团中将司令官、广州第4编练司令钟彬，原国民党中常委、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曾扩情。关押人员编成学习小组，每天用九个半小时学习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论》、《矛盾论》、《实践论》以及《土地改革法》、《婚姻法》等。他所在的学习组由宋希濂和徐远举任组长，由他负责记录。关押20多年后他才被释放出来，安排在市政府参事室做参事。从此他处处如履薄冰，除了表态外，不谈政治话题。

我出于好奇，查找了一些陈兰荪先生的资料，竟然意外发现他的名字出现在堂堂中央文件上。

这是中发[1975]25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决议》的通知。文件顶上用大号红字标明：“毛主席已圈阅”。文如下：

……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并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审查报告》。鉴于陆定一是一个长期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且有重大内奸嫌疑，按照党章的规定，将其永远清除出党。

文件全文转发了《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审查报告》，其中包括如下内容：“……陆定一1937年在南京、1946年在重庆两次秘密会晤吴开先，向敌人提供情报，出谋献策。……军统渝特区党政小组长陈兰荪1968年年6月5日交代：1946年在重庆旧政协谈判期间，派特务跟踪发现，陆定一密访过CC特务头子吴开先。”

中共中央政治局依据陈兰荪的口供，认定陆定一有重大内奸嫌疑，做出了将其永远清除出党的决定。于此可见，陆定一被问成铁案，陈兰荪先生起了重要作用。

文革后为陆定一平反时，推到一切不实之词，当然也推到了陈兰荪的证词。据沈国凡在《百年潮》发表的相关文章解释是，陈兰荪这个特务分子极不老实，为了谋害共产党的干部，经常会提供一些假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对造反派说陆定一是军统特务，造成陆定一受到四人帮的无辜迫害。

这种说法把已经被关押改造了18年的陈兰荪说成经常提供假情况，好像就些说不过去。关押18年了，直到1968年还想谋害共产党的干部？不是白改造了吗？把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说成是造反派，说陆定一是受到四人帮的迫害，也有点可笑。因为对陆定一的审查和处理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1968年根本就还没有“四人帮”。毛泽东明白无误地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直接宣判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政治死刑，跟几年后才出现的“四人帮”有什么关系？当然，这些都用不着我来操心，我感兴趣的是，不管怎样，陈兰荪先生都被牵扯上了一件非常重大的政治事件。

由于陈兰荪先生提供的材料，把另外一个无辜的人也害惨了。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的秘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社长尚丁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被抓起来，周恩来亲自安排对他的审讯，前后关押了一年。原因之一就是，陈兰荪先生在一份材料上说尚丁是军统的“运用员”，即军统特务的外围组织成员。这可让尚丁吃不消。后来，上海“胡风专案”办公室审讯员王文正（1982年担任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专程到重庆监狱提审陈兰荪，才还了尚丁的清白。

沈国凡文章对提审陈兰荪先生有详细描写。

“第一次提审陈兰荪是在一个早晨。这是一个年约35岁的中年人，中等个子，一张圆圆的胖脸，整个身子显得胖墩墩的，他坐下后，用狡猾的目光不停地打量着王文正。王文正发现，他那一双眼睛里含着一种无法掩饰的阴险。”这种脸谱化的语言一般用于那些年代的“阶级敌人”，读来很有趣。

陈兰荪先生还有很多故事，比如任《新华时报》编辑部主任，专门与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作对等等，这里就略去不讲了。

由于陈兰荪先生身份特殊，对民国年间的许多轶闻了如指掌，只要把握好分寸，写成文章是很有可读性的，这就是他成为《龙门阵》骨干作者的原因。他署名“岚声”发表的大量文章，受到读者，特别是老年读者的普遍欢迎。那时正是沈醉的自传体回忆录《我这三十年》走红海内外的时候，而沈醉正是陈兰荪先生当年在军统的把兄弟。为了写作需要，沈醉曾派女儿沈美娟来重庆看望过陈兰荪，请他提供帮助。他曾向我出示过多封沈醉的手书，沈醉在信上都是称他为“兰荪弟”。他还说过有机会要代我向沈醉索字，后来不了了之。

陈兰荪先生的传奇人生尤其是他的袍哥身份引起了四川出版社的兴趣。詹静尘和杨启宇（此时已调至《龙门阵》编辑部）便鼓励他撰写一部帮会题材的专著，书名暂定《四川帮会》。他欣然应诺。当他把一大包完稿的《四川帮会》稿纸交到出版社时，詹静尘和杨启宇才发现他的写作过于粗疏草率，零乱杂芜，离出版标准相差太远。詹杨和他商定，书稿全部从头写过，但他年事已高，不能应此重任，必须另找人合作，共同署名，稿费平分。在物色合作者时，他们一致觉得我最合适。于是我便有了一段和陈兰荪先生合作著书的经历。

詹静尘将厚达半尺的文稿挂号邮寄来，打开一看，我眼睛都花了。严格地说，这根本不是书稿，而是些杂乱不堪的资料，其中手抄稿语句不通，错讹比比皆是，完全不能采用，复印件很多模糊不清且零乱无序。整个资料不成体系，纸张也大小不一，形形色色。文稿中完全成型的只有一篇，就是谢直先生应邀撰写的《序》。谢直先生是重庆江津人，国民政府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独立第366师师长、起义将领，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主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早年也是袍哥中人，对帮会知之甚深，与陈兰荪先生也是故交，所以应邀撰写了《序》。

我得承认，我对帮会，包括青帮洪帮袍哥等都所知甚少，通过整理书稿，让我大致了解了中国的帮会，这一点应该感谢陈兰荪先生。

我又专程去重庆和陈兰荪面商有关事宜，下榻他家——枣子岚垭99号重庆市文史馆和参事室大院里一栋宿舍楼的8楼上。他非常热情，吩咐夫人多做几道菜，拿出他出访香港带回的洋酒招待我。他夫人年龄约50多岁，看样子是乡下人，我不便打听，估计是陈兰荪出狱后才成亲的吧。

为了帮助我写作，陈兰荪把台湾故旧寄来的厚厚一叠《洪门》杂志借给我参考。我这才知道，洪帮在台湾是合法组织，一直在公开活动，《洪门》就是洪帮的杂志。陈兰荪先生还带我去南岸上新街拜访有“长江大侠”美誉的著名武术家吕紫剑。吕紫剑是民国年间重庆袍哥忠义社社长，和陈兰荪是金兰之交，1949年后也坐牢多年。在“紫剑武术馆”里，我们三人谈了几个小时。吕紫剑白须飘洒，红光满面，精神矍铄，自称已经108岁。陈兰荪请吕为我表演袍哥“拉歪子”，吕立起身来站稳马步，两手握拳置于胸前，大拇指向上伸出，左手低，右手高，大叫一声“嘿”，便分开往两边拉开，好像中间有一道看不见的绳子似的。陈兰荪举着相机咔嚓咔嚓直拍照，说：“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吕紫剑一口气做了十多个，说：“嘿，还要来呀？”据说袍哥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到当地袍哥堂口去拜码头，见面礼就是“拉歪子”。“拉歪子”时左右手向上向下的高低分寸，要根据双方身份来掌握，不能随便。

在和吕紫剑交谈时，吕的夫人来叫他去打牌。吕夫人约60岁，很朴实的样子。吕挥手叫夫人退下。一会夫人又来叫他打牌，三缺一。吕就有些生气了，沉下脸说：“没有看见我的兄弟伙在这里吗？”夫人就不再说话了。

我将所见所闻写了一篇4000字左右的《吕紫剑采访记》，陈兰荪寄到台湾发表在《洪门》杂志上。我将稿子缩写后，又发表在《万州日报》《河南画报》等报刊上。

陈兰荪是受过严格训练的特务，自然是武功高强的，这也是他和长江大侠称兄道弟的原因之一。我见到他时，他已经七十高龄，依然精神矍铄身板硬朗，大概是得力于武功的修养吧。一次，我带一个老乡去他家，戏称是我带的保镖。他听说保镖二字，便目光略微扫视。出门时他轻轻对我说：“我怎么看不出你这位保镖有功夫？”可见他真的是眼中有毒，一眼看得出真假。

我知道自己责任的重大，不敢丝毫马虎，经过细心整理分析排列资料，拟出了《四川帮会》的框架，开始全身心投入写作。按照陈兰荪先生的思路，要写100万字，分四册，写作量够大的。这期间我出差到外地，都随身带着书稿，在宾馆里也抽时间写作。那时还没有电脑，完全靠手写，每页300字的稿笺纸，一写就是一大摞，够累人的。写好部分就寄给陈兰荪先生，请他审阅。前后断断续续写了一年，才只写了很少部分。他总是迫不及待的来信催稿，把我催得发慌。最后，我只好把后面的大部分按照我的框架，将资料分类编排，制作好篇章节目的标题，做一些必要的文字调整——实在来不及重新撰写，就寄给了陈兰荪先生。平心而论，前面部分我是认真细致逐字逐句撰写的，后面就只是粗疏整理编排，质量明显欠缺。

陈兰荪先生收到书稿后，又请了重庆的老作家陈嘉祥先生重新整理，作者增为三人，但后来书稿在出版社仍然没有通过。为此，陈兰荪先生和我之间还有那么一点小小的不愉快。后来我几次向陈兰荪先生打听书稿的下落，他都说搁在出版社里。最后我就不便再打听，时至今日，书稿在哪里，我都不知道。可惜我白白花费了多少心血呀。

上世纪末，我来重庆谋职，又恢复了同陈兰荪先生的联系，时有聚会。我们都不再提那部书稿的事。

2005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重庆各家媒体都在推出有关抗战的系列报道。我当时在《重庆青年报》主持时政新闻部工作，也做了一个系列报道，其中一篇就是陈兰荪先生谈抗战往事，包括谈明星胡蝶，谈童子军杨惠敏等。报道面世后，市委宣传部在当天的新闻评议会上对《重庆青年报》提出了批评。评议会在上清寺重庆广播电台会议室举行。那天我正好与会。印象极深的是，宣传部新闻处一个官员宣读一份材料，反复说到“板坦征四郎”，我听了半天才明白他说的是“板垣征四郎”，他把垣认成了坦。宣传部张某在讲话时很严肃地说：“我们有的报纸政治上很幼稚，采访报道陈兰荪。陈兰荪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怎么能报道！是的，我承认国民党抗日，但是，不报道！”我听到后感到很寒心。陈兰荪先生现在的身份是市政府参事室参事，宣传部的官员见到陈兰荪都是恭恭敬敬叫“陈老”，怎么在骨子里还是把人家当成敌人呢？陈兰荪可能根本不知道，几十年过去了，虽然表面上他有了几分风光，可是风光的背后，他还是敌人一个。

经陈兰荪先生介绍，我采访了重庆市参事室抗日英雄李宗岱老先生。李宗岱先生在台儿庄大战时是敢死队队长，手执大刀与日寇搏杀，战功累累，他在战斗中失去了一只眼睛，有独目虎将之誉。我在《重庆文学》杂志上发表了报告文学《血战台儿庄》，在《诗刊》等刊物发表了长诗《大刀行》，后者获全国抗战胜利60周年诗词大赛第二名，成为我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我非常感谢陈兰荪先生的引荐，要不是他，我就不会有这些重要的作品。李宗岱先生也成了我的好朋友，直至他去世。

我家乡有几个练武的后生得知我和吕紫剑先生有过交道，都想有机会一瞻尊容。其实我哪有面子找吕紫剑，只能请陈兰荪先生帮忙。我说明此意后，他立马和吕紫剑约定，叫我把几个后生带来，吕大侠愿意一见。因为种种原因，几位后生总是凑不到一起，过了两年，吕紫剑先生就仙逝了，留下一桩遗憾。

2009年，成都杨启宇和詹静尘应我邀请来到重庆，我们三人一起去看望了陈兰荪先生。他此时已经移居位于冉家坝的市政府住宅区。这是1990年后我们四人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团聚。此时的陈兰荪先生已经九十高龄，垂垂老矣，他身穿睡衣头戴睡帽，脸有些浮肿。我们三人一起出现，他颇为惊讶，张着嘴不知说什么好。除了请我们坐，吩咐家人上茶，就赶紧安排去外面酒馆叫菜。我们再三婉拒，他都有些急了。告辞出门时，他握着手久久不愿松开，叫我们今后一定再去。

之后很久没有了陈兰荪先生的音讯，我偶尔会莫名其妙想起他。我手机上存有他的号码，有几次想拨打，又觉得没有什么话说。2014年春节后，我到大田湾金牌茶楼参加例行的文化沙龙活动。邻座有人发给我一张重庆市民俗学会的小报，我随意浏览一过。忽然，一则“陈兰荪先生去世”的消息映入眼帘，一下刺痛了我的眼睛，才知道他已于今年1月19日去世了，享年95岁。

于是便回忆起与陈兰荪先生这位“军统特务”20多年的交往，许多往事涌上心头，信笔写下这篇文字，作为对他的怀念。

2014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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