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的白话的文学创作诗歌，不能说很发达。这句话，我不是从微观方面，而是从宏观方面说的。也就是说，我不是说的十年二十年，而是指五四以来白话诗歌的整体，并且是把它放在中国诗歌和世界诗歌的历史长河中来看的。对于中国诗歌的状况，一直有争论，这争论时断时续。不论是微观地看也好，宏观地看也好，有争论，就说明至今没有达到统一的认识。而且我以为，光是微观地研究，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两千多年的中国诗歌史，现代白话的新诗只占了不到一百年。光就这一点而言，说白话新诗还是相当不成熟，恐怕并不过分吧？ 自从五四文体突变（正式的书面语言由文言改为白话）以来，中国诗歌不是没有出过一些好作品，但理论上的许多根本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我在下面提到的，也并不是对有关问题的全面概括。 比如说，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在这个方面，别的文学艺术部门行得通的原则，似乎一到诗歌部门就行不通。我这里说的当然包括格律问题，但首先是指处理内容与形式关系的总的原则。 又比如说，中国的新诗界在诗歌的基本理论方面，显得相当地薄弱。许多基本概念，相当多的人不甚了了。举例来说，对“新诗”这样一个重要术语，在我们新诗界就似乎至今还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明确的定义。（我这里是假定“诗歌”的定义已经明确，用不着再加解释。）类似的大量问题，不仅相当多的人不甚了了，而且有的人甚至以为不甚了了是理所当然的。何其芳先生在《关于现代格律诗》一文中提到：有个德国诗人告诉他说，在他们那儿，写自由诗的诗人都有格律诗的素养。我想那是由于他们没有经历现代中国这种文体突变和诗歌传统的中断。在中国，情况完全相反，一些有关诗歌的基本常识，不仅普通人不熟悉，许多诗人也并不熟悉。这既不同于中国古代，也不同于西方古代，也不同于西方当代。 又比如说，我们新诗界很多人以为西方已经“先进”到什么什么“派”的地步了，中国不紧跟就不行。他们看不到，中国过去也有自己的“派”，并不是离开了西方就没有中国的文学史和文化史了。至于“先进”，总还是有个判断的原则吧？到底什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个问题已经严肃地摆在我们面前了。 当然我们也不能复古或自我封闭。在开放的时代，各国文化，包括各国文学，彼此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必然互相影响。但影响只是外因，不通过内因还是起不了作用的。那么，中国诗歌，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和西洋究竟有些什么不同呢？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不明白什么叫做“先进”；或者说，不明白什么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当然应该向西方学习；但全盘接受是不行的，只能学习其中好的东西和我们能够接受的东西。（即使是好东西，有的我们也接受不了。像建基于西方语言的一些诗歌技巧，在汉语中就是无法实现的。）这些已经讲了多年的老话，在新的形势下又有重新研究的必要了。 又比如说，我国的古典诗歌研究，这些年来很少针对当前中国诗歌界（新诗界）的实际问题。古典诗歌研究和新诗界的实际问题相结合，过去是有过的，闻一多先生就是突出的代表。可是这种情况，近来就少见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作为一个历史任务摆在我们面前。除了政治上已经站起来、经济上正在复兴之外，不是也要包括文化的复兴吗？不是也要包括诗歌的复兴吗？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如果真想推动我国诗歌的发展，真想解决我国诗歌多年积攒下来的大量问题，就必须从宏观方面对中国诗歌和世界诗歌的历史作纵向观察，对当前我国和世界政治、经济条件下文化的发展、特别是诗歌的发展作横向观察，才能据以进行讨论，并制定相应的政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思想解放运动主要是向旧传统作战，所以面对外来的影响，五四以来的诗歌理论常常缺乏分析，而以他人之是非为是非。在早期，人们思想较为解放，发表不同看法还没有什么顾虑；时至今日，由于各种可知的原因，学术界刮起各种不正之风，盲目迷信的风气深入诗歌界、包括诗歌理论界；对于如何提出有中国特色的诗歌理论，写出有中国特色的诗歌作品，不少人不是嗤之以鼻，就是视为畏途。 现在是该跳出各种权威迷信，跳出各种人事纠纷，说点早该说的话了！ 返回目录 返回前页 返回主页 一、 历史顺序的颠倒 中国的白话新诗是五四时期产生的。孕育了新诗的这个时期，必然在它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而观察中西诗歌的不同历史背景，也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深刻差异以及它们的发展道路是何等不同。因此在进入我们的议题之前，不能不首先对新诗诞生的时代背景作一番必要的回顾。 五四是一场政治运动，也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如果用西方历史作为参照物，五四这场思想文化运动，就最容易让人联想到欧洲的启蒙运动。 欧洲的封建社会，是一个极为黑暗蒙昧的时代。后来新兴资产阶级借着对古代文明的重新发现，在文艺复兴的旗号下发动了对封建统治阶级最初的进攻。但那时资产阶级力量还弱，第一个攻势过去，后劲就不足了，不能不依附某种政治力量作为后盾。当时的宗教势力、王权和地方封建势力三者中，宗教势力是主要的统治力量，也是发展生产力的主要阻力和黑暗愚昧的根源，资产阶级的斗争矛头主要应该指向它，当然不能去依附；地方封建势力要求割据，反对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也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有王权要求统一，较为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资产阶级依附于王权，而文化上也不能不迎合宫廷趣味，表现为各种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只有莫里哀这样的天才，才能在这些教条的束缚下（有时是冲破它们的束缚）写出他出色的作品。所以，西方古典主义精神真正的代表人物，其实并不是它最出色的作家莫里哀，而是高乃依和布瓦洛。 后来的启蒙运动，是资产阶级对封建主义的又一次进攻，攻势就更猛烈了。这个运动在法国开展得最为轰轰烈烈。启蒙主义者强调民主（天赋人权）和科学（知识），激烈地反对旧传统。在文学上，他们往往以议论和分析说理代替对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的描写，不重视文学的特性。因此法国启蒙主义的重要作家像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等人，主要都是以思想家著称；只有卢梭在创作上有较多成果。当时的德国在政治上是最落后的；但正因为如此，文学传统却没有受到多大冲击，因此文学反而发达。特别是歌德，站在远离启蒙运动中心的地方，用自己的代表作《浮士德》对启蒙运动作出了深刻的总结。 中西的文化及其发展史是这样地不同，往往人家在干那个，我们在干这个。——不是吗，在西方封建社会长期沦于黑暗蒙昧的时候，中国封建社会却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可是在欧洲工业革命的同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反而陷于长期停顿。封建阶级及其统治集团日益腐败而无所作为，没有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进行改革。于是从康乾盛世急转直下，直到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打破“中央帝国”的迷梦。这以后，维新派也好，洋务派也好，都敌不过守旧派的势力；而我们的老大帝国也就成为列强瓜分的目标。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政治运动和思想文化运动，其导火线就是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因此，五四时期的中国人并不需要像中世纪的西方人那样重新发现自己的文明；恰恰相反，他们正背着封建文明的沉重包袱。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使中国人引为骄傲的文明脸面扫地。这个蒙羞受辱的文明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当时的中国人选择了激烈的批判，就是经过痛苦思索的结果。 强烈的反封建，是中国五四文化运动和西方启蒙运动的共性。但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中国的启蒙运动，也是一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条件下的启蒙运动；而它的领导力量，也已经不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而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了。至于类似西方文艺复兴那样的历史阶段，在现代中国就始终没有单独出现过。直到五四运动八十多年之后，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文艺复兴的任务才开始摆到中国人民前面；而且由于经济问题还没有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文化问题还不可能真正提上议事日程。和西方相比，这不是一种历史顺序的颠倒吗？ 在五四时期，中国人也提出了西方启蒙运动曾经提出的两个口号——民主和科学（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并且同样对传统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也同样存在某种对传统的绝对否定。与此同时，洋务运动以来一直存在的全盘学习西方的思潮在这种启蒙运动中有所表现，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对于五四运动，毛泽东早已作出科学总结，指出许多人用的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其中特别是对全盘西化倾向作出了深刻批评。到了新时期，五四启蒙运动中绝对否定传统的偏向也进一步被提了出来。 中国白话新诗正是五四时期的产物，带着这个时期明显的胎记。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诗歌形式传统的中断。 返回目录 返回前页 返回主页 二、 新诗“自由、格律两腿一长一短”的原因 产生于五四时期的中国新诗，最明显的特点之一是自由诗、格律诗“两腿一长一短”。（这里说的格律诗，指的是现代白话的、文学创作的格律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人们对它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而且大都伴有某种评价诗歌的标准。其中有两种说法最为典型： 有的人认为，既然新诗产生于五四时期，而五四又是一场政治思想解放运动，新诗当然是“越解放越好”（即形式上越自由越好）。 另外一些人认为新诗是在西洋诗影响下产生的；既然如此，西洋诗走什么路子，中国的白话新诗也应该走什么路子。 ——这两种说法，都没有接触到问题的实质；而“捆绑”在它们身上的诗歌评价标准，也值得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中国的白话新诗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 不错，新诗的确产生于五四时期。但它却并不是五四运动的直接产物，只是它的间接产物，即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的产物。五四思想政治运动要求开化民智，普及教育，推动了文体的改革，使法定的书面语言由文言改为现代白话（现代汉语）；而在白话文运动的潮流推动下，白话新诗迅速从无到有，进入文学创作的主流，从而一举取代了文言诗歌的地位。 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汉字是立过大功的；但书面语言和口语的长期严重脱节，又不能说和使用汉字没有关系。到了五四，就发为书面语言的突变。这种突变打乱了诗歌发展的正常顺序。所以，中国新诗的产生，成了违反文学发展一般规律的一个特例。 短期内形成的白话新诗，在诗歌形式方面并没有做好准备。文言诗的格律在白话诗里大部分用不上了，立即形成白话的诗律又不可能。于是人们顺理成章地采用自由诗体来写作，而西洋自由诗的影响也就乘虚而入了。 由此可见，认为五四既然是一场政治思想解放运动，新诗就“越解放越好”（即形式上越自由越好），是不对的。因为诗歌作品虽然有思想性，但作为文体和文学样式的诗歌及其诗体，本身却没有思想性，只是思想的载体。思想解放虽然有时与思想载体的解放有关，却并不总是等同于思想载体的解放。从历史上看，在社会变动时期，一种新思想、新制度采用人们熟悉和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作为宣传工具者，比比皆是。所谓“旧瓶装新酒”之类说法的提出，就证明这种现象并不是罕见的。如果说巴黎公社的诗歌运动时间太短，那么俄国十月革命至今已有八十余年，时间不短了，中间还经历过各种社会动乱和文艺流派的斗争，出过马雅可夫斯基这样在艺术上极为标新立异的诗人，却没有见过类似中国诗歌的突变。近年来自由诗在俄国的抬头，自然与社会思潮有关；但传统的格律诗体在俄罗斯仍旧实力雄厚。这些都说明各国文学的发展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不是简单的社会分析可以说明的。 至于认为白话新诗完全在西洋诗歌影响下产生，所以西洋诗走什么路子，中国的白话新诗也应该走什么路子，则同样只看到了一些表面的现象。 的确，中国白话新诗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受到西洋诗歌很大的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白话新诗自由诗发达、格律诗不发达的现状，主要是文体突变和诗歌传统中断所带来的。文体变了，老的诗律用不上了，诗却还得写，用什么形式去写？于是就不拘形式地写了起来，也就是只好采用自由诗体。值得注意的是：西洋的格律诗也已经大量介绍进来，甚至可能比西洋自由诗介绍得更多、更早；而这些西洋格律诗在形式上对中国白话新诗的影响，却常跟自由诗没多大差别；因为它们译成中文之后，形式方面往往变得和自由诗差不多。至于中国白话新诗今后是否应该走西洋诗的路子，我们将在下面进行讨论。 由此可见，以上的两种答案，都不能说明新诗产生的原因，更不能为新诗的发展指明方向。 因此我以为：只有文体突变，才是中国白话新诗产生的根源；只有诗歌形式传统的中断，才是新诗为什么“两腿一长一短”的答案。至于评价诗歌作品的标准，自然同样既不能光强调革命性，也不能光强调学习西方。只有立足于本民族诗歌传统，又吸收世界各民族诗歌的养料，才能建设好我们的白话新诗——这是我们探讨新诗产生根源必然会要得出的结论。 返回目录 返回前页 返回主页 三、 艰难的探索历程 正是有鉴于新诗“两腿一长一短”，五四以来一直有诗人、学者想接上格律这条线。胡适虽然大力倡导自由诗体，但其《尝试集》中的部分作品，却恰恰包含了试验格律的意图，这是丝毫也不奇怪的。 《尝试集》这本集子形式很杂，有不少纯用文言写的旧体诗，还有使用文言或白话翻译的外国诗。其他创作作品则可分两类：一类结构相当自由，只是大体押了韵，语言都用白话，可以归入半格律诗；一类结构整齐，或者套用古典诗歌形式，语言基本上用白话或文言、白话夹用。囿于诗歌形式，后一类作品没能彻底采用现代白话作为诗歌语言，后来被戏称为“解放体”。所谓“解放体”，实际上倒是说他解放不够，就像民国初年妇女放脚一样，放了的小脚还是半大不大。但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对他的尝试还是应该给以肯定的。 到闻一多、饶孟侃等人正式提出白话诗歌的格律问题，注意这件事情的人就多起来了。饶孟侃提出格律问题比闻一多早，但闻一多影响更大。他的《死水》一诗，成了白话格律诗的典范作品。 可是，白话格律诗虽然在少数人手里、在有的体例和有的作品中取得了成功，却还没能形成指导全局的理论。因此白话格律诗和白话诗的格律还难以为诗人掌握，也难以为群众理解。 格律诗的成长需要创作实践和诗律研究的长时间。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没有为它提供安定的社会条件，反而促使诗人采用自由诗作为工具，因为它能更自由、更迅速地表达思想感情。闻一多由探索格律到重新转向自由诗并大力肯定艾青和田间，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于是格律诗的研究和实践退居次要地位，而且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在理论方面，也至今没有建立一套完整而科学的诗律规范。除了许多作品还保持着押韵的习惯之外，坚持格律试验的，就只有部分的诗人和诗歌翻译家了。（至于民歌，那是有格律的；歌词创作虽然没有正式提出格律要求，实际上也很注意诗歌形式。但在这两个领域，格律形式的研究和试验都还没有取得很大突破。） 建国以来，五八年那场大论战受到非文学因素的严重干扰，不仅混淆了政治和文艺的界线，而且把许多概念搞乱了套，副作用至今可见。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白话格律诗之所以不见起色，还在于它的成长既需要诗律的探索，又需要大量作品的支持。因此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既不能忽视白话格律诗短暂的历史（和古典诗歌比），也不能忽视它成长的难度（和自由诗比）。 文革后期，在和四人帮斗争的天安门事件中，出现了一个短暂的诗歌高潮，作品被收集在《天安门诗抄》里。这个高潮并没有出现十分有分量的作品；但它是重大政治事件中的一个很具特色的文化现象和诗歌现象。它的主要特色之一，就是其中的作品几乎都是采用传统诗歌形式，就像是不约而同地和五四的白话诗运动唱反调似的。 用传统形式写诗的人，现在相当多（虽然质量并不整齐）。这不仅证明了“旧诗不旧”，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诗的困境。 打倒四人帮之后，许多文化禁锢被冲破，诗歌形式的禁锢自然也不在话下。过去有的人口头上主张自由写，实际上主张的却只是自由诗；现在这种说法听不见了。不仅如此，在一段时间里，提倡格律似乎成了一种时髦。也有些人是真心真意想做这件事的，不过这件事做起来并不容易。除了像前面说的既要探索诗律又要有创作实践的积累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靠语言学界鼎力相助。新诗界未必愿意求助于语言学界，因而语言学界也未必肯插手。 类似诗歌形式这样的问题，目前还在自生自灭的状态中。中国的经济建设正处于关键时期，文化建设晚一步，是正常现象。对文化中最“尖端”的诗歌暂时还顾不上管，更不足怪。 由于这一切，中国的白话新诗就变得像现在这样，自由、格律两腿一长一短。又由于一些论者对“韵是一种格律因素”的常理视而不见，把许多有韵的作品都算做自由诗，因而格律诗这条腿就显得更短了。 返回目录 返回前页 返回主页 四、 内容真能“决定”诗歌形式吗？ 一部分要求注意诗歌语音美的人被扣上“形式主义”的帽子，这已经是一种长期现象。我说“一部分”人，指的是那些提倡格律形式的人。另一些人同样提倡诗歌的语音美，却从来没有被扣过“形式主义”的帽子，因为他们提倡的是诗歌的“散文美”。但所谓诗歌的“散文美”，其实也是一种诗歌的语音美，不过它是另外一种诗歌语音美，即自由诗的语音美。有的人自己提倡自由诗的语音美，却用“反形式主义”去反对别人提倡格律诗的语音美。这种双重标准，本身就不科学，叫人难以信服。 文学艺术的各个部门都有形式问题。许多技术问题，都和文艺的形式有关。各行各业都在研究形式，在中国，像电影研究蒙太奇之类，舞台艺术研究三个体系之类，小说研究意识流之类，都没有人批判；唯独诗歌这个最重视艺术性的部门却偏偏不断地批判“形式主义”。这岂非怪事？ 为了反“形式主义”，中国新诗界一些人长期在诗歌理论中大力宣传所谓“内容决定形式”的机械论公式。恰恰就是这种“理论”，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现代诗歌艺术的发展，但至今未能得到有效的澄清。 内容真的能够决定形式吗？这本是辩证法早已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早有说法。我们这里还是看看文学艺术中常见的一些事实吧。比如同样一件事情，诗人看了写成诗，小说家看了写成小说。内容在这里为什么不能决定形式呢？又比如小说《红楼梦》可以改编为影视，形式在这里为什么没有受到内容的决定呢？——所谓“内容决定形式”的理论，回答不了这类简单的问题。 应该说，决定作品形式的其实并不是内容，而是作家的“头脑”，或者说是作家的创作习惯，也就是他惯于采用什么文学艺术样式；当然有时也会有社会的客观要求。 因此，诗歌部门和其他艺术部门一样，需要研究的并不是什么“内容决定形式”，而是“形式怎样更好地表现作品的内容”。这么说，把内容也摆到了合适的位置上，对它并没有亏待。 内容真的能决定形式吗？——这不光是一个文学命题，首先也是一个哲学命题。 内容和形式，作为矛盾中的两个方面，是相互依存的；作为主要矛盾方面和次要矛盾方面，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人们往往容易强调内容代表事物的本质，而忽视了形式的作用。 从哲学上说，每个概念要和其他概念区别，就都有它自己涵盖的范围。这表现为事物的外部形式。在一定意义上，没有形式，就没有事物本身。没有两腿直立行走的外形，人怎么能区别于其他动物？拿格律诗来说，没有格律形式，和自由诗又有什么区别？自由诗刚好相反，如果不是绝对排除任何格律形式，它又怎么有别于格律诗和半格律诗呢？因此，如果没有一定的形式，事物本身就没有了外部形态，变得不可捉摸；它的内容也就没有了载体。 内容和形式二者，又是无法分开的。形式并不是内容的“衣服”，可以一会儿穿上，一会儿脱下。因此，诗歌形式也不是诗歌的“衣服”，而是它的“皮肤”，它的“骨骼”。把一首优秀的自由诗改为格律诗，或者把一首优秀的格律诗改为自由诗，看看效果如何，就知道了。 在一定的条件下，形式并非没有可能成为主要的矛盾方面。如果诗还没有和乐、舞分家，或者还是像《诗经·周颂》中某些连韵脚也没有的类似金石铭文的短句，我们难道能在内容上对它提出多少要求吗？可见当一种事物正在转变为另一种事物、或者分化为两种或多种事物的时候，对于还没有定型的新事物来说，确定其外部形态，就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时主要的矛盾方面，很可能就是它的形式。 拿中国的白话诗歌的发展来说，我以为目前的突破口，恰恰就是诗歌形式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