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律体新诗的挑战性
格律体新诗作为一种全新的诗歌体式，和其他新生事物的诞生一样，必然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僵化的挑战，二是对外来侵蚀的挑战，三是对崇低媚俗的挑战。任何挑战，都可能在此消彼长涨中发生变化，近百年的历史证明，格律体新诗也不例外，也在经历这样的消涨历程。
从格律体新诗诞生开始，在和自由体新诗共同面对传统挑战的同时，又孕育着对自由体新诗的“扬弃”。以闻一多、徐志摩及“新月派”部分诗人为群体的一大批诗人走到了高举格律体新诗大旗的前列，使自由体这种“泊来品”暗淡无光，以至于这过程不到十年，格律体新诗便占据了当时的诗歌主导地位。与此同时，推崇自由体的诗人也没有放弃坚持己见，不断地为自由体新诗寻找退路和出路。戴望舒先生走在了“弃格律”的前列，郭沫若并不科学和严谨的“内在律”的提出，使失去了中国化的自由体新诗在另一条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今天仍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此消彼涨，除了“内在律”迎合了人们的自由心理外，格律体新诗两位重要先驱的早逝，无形中也导致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格律体新诗鼎盛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徐志摩（1897-1931）逝世，四十年代闻一多（1899-1946）逝世，或许，这便注定了格律体新诗发展的曲折道路。后虽然后新月派部分诗人的继续前行和何其芳先生等的新的尝试，但都无法改变失去领军的“散沙”局面。尤其是，新中国诞生以来，崇尚自由体新诗的主要诗人，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并主持着引导文学发展的主流传煤平台，各级主要文学团体、刊物至今仍直接成为了自由体新诗的大舞台。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诗人的审美取向越来越偏移了“中国诗歌”的特质。所谓“纯诗”与“非诗”等奇异想象也在应运而生；被历史所摒弃的“垃圾”与“下半身”等崇低、媚俗写作从新抬头。尤其进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由于审美差异越来越大，格律体新诗在主流纸煤中，几乎无形地处在了被“封杀”境地，很难有抛头露面的机会。
面对如今纷繁复杂的诗歌时代，格律体新诗又面临新的挑战。在迎接各种各样的挑战中，寄望于格律体新诗先锋之旗不倒！下面从三个方面进一步说明格律体新诗的先锋挑战性。
对传统僵化的挑战
要谈对传统的挑战，得先再简单谈谈格律体新诗的诞生过程。随着上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生，西方自由思潮文化与中国古老传统文化产生了剧烈碰撞，破旧立新的思想，主导了中国文学的新的变革。面对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运动，在历史中总是起先锋作用的诗歌的革命，再一次占在了时代的前列。由于缺乏足够的准备，一种按照西方自由诗歌模式翻译而来的诗体应运而生，中国新诗从此诞生了。由于这种诗体完全背离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不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于是部分诗人开始在自由体新诗的基础上植入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这便是早期的新格律诗，格律体新诗也随之诞生了。
从格律体新诗的诞生不难看出，它是在自由体新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开始便要面对同传统的挑战。自由体新诗也是对传统的挑战，但它是对传统的全盘否定，与传统全面决裂，其合理性与科学性，这里不做探讨。格律体新诗与之不同，它是对自由与传统的双重“扬弃”，既在吸收传统的优秀成果，又在吸收自由新诗的先进性。对自由体的“扬弃”是对外来侵蚀的挑战，这里先谈谈它摒弃传统“束缚”挑战的具体表现。
首先，格律体新诗外在形式的“破”与“立”面对的挑战。它的“破”，因其伴随着体新诗的洪流而破，势如破竹，不可阻挡。它的“立”，则不是那么平坦的。由于从形式上完全打破了旧有体式，就要坚持对新的体式的丰富、发展和完善，坚持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诗体形式的多样性，而不能固守旧有体式。这便是坚守外在体式发展与完善的挑战。其次，格律体新诗内在结构的“破”与“立”面对的挑战。传统古典诗词内在结构的格律要素包括，句式、字数、音步、声调平仄、粘、对和用韵等要素，或称平仄关系。由于内在结构的“破”与“立”极其复杂，也就更具挑战性。
它通过打破了原有的平仄关系，建立新的平仄关系，并归结为淡化平仄，重视节奏的对称性和用韵的规律性。这也是破旧立新的挑战。前面例举的创作实践表明，这是格律体新诗传承与发展的基础和保证，也是面对挑战所坚守的防线。
对外来侵蚀的挑战
对外来侵蚀的挑战涵盖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它最初作为“泊来品”的自我形式挑战，一是新的外来侵蚀的挑战。由于新诗的建立缺乏足够的准备，一开始就全盘接纳了西方的自由诗歌模式，而且有着自由思潮根源的历史背景，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增添了肥沃的土壤。因此，对外来侵蚀的挑战，首先是对自由化倾向的挑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对自由的推崇有过往而不及之现状，在与自由化的挑战中显得更为严峻。
值得关注的是，格律体新诗与自由化的挑战，在新诗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也在潜移默化的消涨。一方面，在自由体新诗占主导地位的这段较长时间里，一部分诗人仍没有放弃对格律体新诗的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除了闻一多所奠定的新格律诗理论基础外（见闻一多《诗的格律》，1926），朱光潜对诗歌内在结构的研究（见朱光潜《诗论》，1942重庆国民出版社），50年代林庚的节奏为上的新诗建行设想，60年代藏克家的大致整齐押韵的设想，何其芳对现代格律诗的探索（见何其芳《关于写诗和读诗》），到新世纪孙则鸣对格律体新诗的系统建立（见孙则鸣《格律新诗概论》），万龙生对格律新诗的探索与总结（见万龙生《格律体新诗论纲》）等，他们大多一边进行理论探索，一边进行创作实践，一步一步地使格律体新诗走向成熟。在创作实践上，出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大批诗人的坚持外，也有一批五、六十年代前后出生的诗人形成了后继和新生力量，如孙则鸣、万龙生、食指、王端诚、毛翰、许霆、皱绛、丁鲁、程文、卜白、晓曲、齐云、周拥军、刘年、宋煜姝等及“东方诗风网站”（孙则鸣等主办）和“中国格律体新诗网”（晓曲等主办）的一大批其他诗人，他们正努力使格律体新诗重放光彩。另一方面，确也值得反思，今天自由体新诗仍主导着诗界，反而是，一些过去极力反对新诗格律的代表性先驱诗人，后来又重新回到格律倾向的道路。如，郭沫若在《瓶》之后有越来越多的讲求韵式的作品；戴望舒的《雨巷》曾以其音乐性打动读者，又背叛音乐性，最后再回归音乐性；艾青中后期出现的显然的半格律化倾向（见万龙生《新诗创作的一个误区——妖魔化韵律》）。这不能不说是格律体新诗面对挑战的一次胜利。
世界在发展，世界文化一体化的潮流越来越迅猛，在相互的交融中，是被外来侵蚀，还是相互融合，其结论是显见的。诗歌在发展，格律体新诗已经走上了中西融合的道路，格律体新诗仍需要发展和完善，才能在面对新的挑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对崇低媚俗的挑战
对崇低媚俗的挑战，应该说是一切文学、艺术共同面临的、长期的问题。对传统的挑战和对外来侵蚀的挑战涵盖了诗歌的语言和形式所面临的挑战，而对崇低媚俗的挑战则是涵盖诗歌意蕴的挑战。前面已经谈到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蕴和格律体新诗对意蕴的继承性，我们需要继承的是古老中国文化传统的有用部分，它应该是人类文明提倡的思想、道德、情操的共性。精华与糟粕，清洁与垃圾，积极与消极，文明与落后，善与恶，好与坏等等，不辩自明。然而，这些对立面的客观性，总是和人类的文明史相伴而生，因而明辨是非的挑战性又是长期存在的。
雅俗共赏本是文学、艺术复兴之根本，但它绝非崇低媚俗。文学、艺术是为不同层次的需要服务的，它需要高雅，也需要通俗。当然它的“俗”，就绝不是崇尚低级趣味的低俗，而是贴近大众的朴实无华。它需要返朴归真，是对生命、人性本真的歌唱与鞭策，而不是再现动物式的条件反射过程。由于低俗的东西往往是原初的，当然也有“真”的一面，他们往往也打着“先锋”的旗号，所以容易麻痹人们的思想，使一些人伤失对“原初”本身所包含的落后认识。很显然，它们的“伪先锋”是无容置疑的。
格律体新诗面对低俗的挑战，旗帜鲜明地反对崇低媚俗，这是一代代有志诗人的艺术结晶。作为后继者，应当继续高举其旗帜前行。当然，正如前面谈到格律体新诗对意蕴继承的包容性，“我手写我心”，对那些假借格律体新诗来宣扬崇低媚俗思想的人，最终只会留下历史的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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