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新诗讲座的提纲
一、新诗现状：
多元无序，诸侯割据（多元好，无序应该是暂时状态或过渡时期）；
没有准则，批评失语（几年前《诗刊》还在开展关于诗歌标准的讨论，不了了之；没有大家认可的标准，正常的批评就不可能进行）；
内外交困，众叛亲离（内部的无原则纷争与外界得指摘不断，读者的背弃与诗人的改行都很明显）；
自怜自恋，自怨自艾；
茫然四顾，英雄末路；
临渊履冰，面临危机；
能否存活，屡遭质疑（“诗亡论”不时敲起警钟）。
产生以上危机的原因——
A.内容：
混乱低俗，以丑为美，以臭为香，嗜痂成癖
露阴癖成灾，下半身招摇过市
“垃圾”居然成派，蚊蝇乱飞
佛头着粪，乱反一气
鬼画桃符，满口呓语
B.形式：
极端散文化，连分行这唯一得外在标志都遭到有些人的废黜；
放逐音韵，摈弃节奏，以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面目可憎，望而生畏；
丧失自我，失去自身的文体特征，也就失去在文学家园的安身立命之地。
可怕得后果——
诗人们如果一味地自绝于读众，无异实行慢性自戕，自杀。长此以往，吾恐诗将不诗矣！
二、新诗问题的关键：
A.四位名家在不同时期的判断——
鲁迅：新诗却已奄奄一息！（《诗歌之敌》，写于新诗诞生后的第七年）
冯雪峰：现在是一个应该检查何总结一下30多年来新诗的经验的时候，特别重要的是关于它的失败与错误地方的研究。（1951年2月《我对于新诗的意见》）
毛泽东：用白话写诗，迄无成功。（60年代中期，致陈毅信。1957年他在致臧克家信中又说“诗当然应该以新诗为主”，显然这不成功是指形式而言的）
孙绍振：当前新诗显然是处在危机之中，......陷入了无政府状态。（1997年，《向艺术的败家子发出警告》）
时期相距这么久，论者的身份迥别，结论又是这样惊人地一致！
B.且让我们试图对这样的状况作出解释吧：
诗歌是形式的艺术。古典诗歌缘何有那样强烈的艺术魅力，能够跨越时空，历久而不衰，是因为有其优秀地形式载体。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不立规则不能做游戏，搞径赛。
艺术从来是在限制中谋发展，求自由，诗岂能自外于艺术？
海德格尔：诗人何为？就在于营造诗意的栖所。（栖所。即诗意的载体，归宿也，亦即诗的特有的形式。）
新诗的致命的弱点就在于一时打倒了旧诗，却没有创造出适合白话的新的诗体，站不稳脚跟。
而在中国诗歌历史上，一种新诗体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旧形式的灭亡，不是取代旧的形式，由四言到五、七言，由诗到词到曲，都是诗的形式的发展与丰富；而新诗对于旧诗，却是革命，是取而代之，形成了严重的先天不足，积重难反。
C.值得注意和反思的几个现象：
1.新诗人纷纷“勒马回缰做旧诗”（闻一多句），中途改弦易辙，“洗手不干”的新诗人，在各个时期都很多，无须列举。
2.诗词的打而不倒与几次复兴：抗战诗词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本人有专论，不赘）；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中产生的作品以诗词为主；新时期以来，诗词的复兴已成定势，有目共睹，非闭目塞听者所能否认也。〈中华诗词〉的发行量远远超过〈诗刊〉（在两者半刊条件十分悬殊的情况下的“反常”结果）。
3.书市上，目前很少看见新诗诗集，而古典诗歌的各种选本长销不衰。这鲜明反映了读者的取舍。
三、新诗的三大误区：
A.郭沫若的“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以及“裸体美人”说，开极端自由化之先河；
B.胡适“我手写我心，做诗如做文”，与艾青提倡“散文美”，启散文化之弊端；
C.戴望舒的“非音乐性”观点导致诗的形式之灵魂的逃逸，其文体特征的丧失。
以上错误观念对于新诗创作的危害是极大的，；流毒至今未能清除。有意思的是，除胡适后来不写新诗了，其他三位“始作俑者”都没有把总结的主张贯彻到底：郭沫若的第二本诗集〈瓶〉就有着明显的格律倾向，并且他后来再沿途没有写过〈女神〉式的作品；艾青晚年的“归来”之作也有十分明显的格律倾向，而且对总结的片面观点做了修正；关于戴望舒从废韵到复韵的历程，笔者也有专文论证，不赘。
如今，诗界有些人对于这三大误区的严重危害性不但还缺乏认识，而且执迷不悟，奉位圭臬，在“非诗化”歧路上愈行愈远，岂不哀哉！
四、新诗之出路
A.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其基本原则，如中国古典诗学的“兴、观、群、怨”说，“诗言志”、“诗缘情”说，“美”“刺”说，重新肯定诗的认识、审美、娱乐功能，恢复诗与读者的亲密关系。
B.在内容上荡腐涤朽，脱胎换骨，提倡文明健康的诗风，密切诗与时代的密切联系；当然，要警惕重回“为政治服务”的老路。
C.在形式上，必须促使音乐行的回归，医治散文化的痼疾，确立新诗的形式规范。
D.具体方略：改善自由诗与建立格律诗并行不悖，最终形成形式上的两种“双轨制”：在整个诗歌领域，实行新诗与当代诗词共同发展的双轨制，二在新诗内部，实行自由诗与格律诗并行不悖的双轨制（在两者之间，还有由半自由诗与半格律诗组成的广阔的中间地带）。
苟如此，则中国诗歌新的黄金时代的到来就可以指望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