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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吕进的诗歌创作/刘静

论吕进的诗歌创作 [转](《当代文坛》2006年第02期 刘 静 )
 
  精神大解放以后如何重建诗歌精神,诗体大解放以后如何重建新诗形式,这是诗坛亟待解决的两大重要课题,也是诗学界倡导“新诗二次革命”的重要内容,是新诗能否走出困境,走向辉煌的关键所在。吕进是新世纪“新诗二次革命”的领军人物,他连续发表了《三大重建:新诗,二次革命与再次复兴》、《现代诗学的两个前沿问题》、《论中国现代诗学的三大重建》、《现代诗学的两个课题》等论文摇旗呐喊。难能可贵的是,他同时还在创作领域辛勤耕耘。他的观点是,研究诗歌的人最好有一点创作经历,否则就难以真正进入诗的情境,也就很难把握诗歌艺术的真谛。2004年8月,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了《吕进短诗选》,收入吕进上世纪90年代以来创作的短诗24首。这些诗与他的诗歌理论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新诗二次革命首先面临的是诗歌精神的重建,吕进提出,“当前诗歌精神重建的中心,是对于诗歌和社会、时代关系的科学性把握。”“诗不应充当政治和政策的工具,但是也不应与社会和时代脱离,更不应将此隔离当做诗的‘纯度’。” 在诗歌创作中,对于现实人生的关注自然成为吕进诗歌的主旋律。他呼唤香港回归:“祖国一颗泪珠/滴落在南海海面/凝结百年痛苦/哭诉鸦片战争烽烟//祖国一块玉石/铭刻了对母亲的呼喊/饱含百年相思/神州月亮何时才圆?”(《香港十四行》)他关注世界政治风云变幻,创作了《俄罗斯素描》和《书与花》;他细心体验、深入思索异国文明,于是有了《东京》、《曼哈顿》、《狗年》等诗篇。他的诗充满了拥抱时代、关注世事的艺术精神。在吕进的诗歌观念中,优秀的诗歌是生命意识和使命意识的和谐:“优秀的诗人总是与时代同步、与民族同心的。……将诗从社会历史框架中取出去(如果能够取出去的话),诗的生命之花也就枯萎了——因为诗美世界决不是与现实世界绝缘的符号世界。……从本质上讲,诗的世界就是现实世界的一种投影。”
  诗是审美观照生活的最高的语言艺术。诗对时代、社会、人生的表达由诗中所抒之情暗示、折射出来。因此,“诗虽然直接来源于生活,但它一般并不直接反映生活,而是直接表现人的情感;诗不长于细致地叙述客观现实,而是长于细致地叙述情感浪花。换句话说,诗的内容本质在于抒情,它是生活的感情化。它通过表现人的感情去反映生活;它通过细致地叙述感情浪花去叙述客观现实。”这是吕进关于诗歌如何反映现实的理论论述,也是对他自己诗歌创作的一种阐释。诗人对于现实人生的热爱和关注在诗歌中都化成了脉脉深情。他《致卡纳别相教授》:“一切都会过去/但不是一切都会遗忘/比如您和夫人给我的情谊/比如您住宅里飘散的书香”。他记住了《俄罗斯大妈》:“在俄罗斯,迷路时应当去问大妈/走向一位,就会有三位主动答问/还会有人调转自己的方向带路/走很远了,还感到那双关切的眼睛”。在台湾他动情于《这是什么地方》:“若说是遥远的异乡——/为什么又有一样的语言和亲情/为什么又有一样的泪水和向往?”身为著名诗论家,吕进经常到世界各地访问交流,身处异国他乡,夜深人静时分,诗人挥毫《致祖国》:“当你成为消魂的梦境/离你越远,你就越近/离你越久,你就越亲//再美的雪花是别人的雪花/再美的姑娘是别国的风景/在我宇宙中有自己的星星”,他深深地《思念》:“久久地离开你/才懂得你在我的人生中的位置/远远地离开你/才懂得乡愁的全部分量……”吕进认为“诗通过抒情——不受客观事物外貌局限的自由抒情,从更深更广的程度上表现了客观事物本身。……从内容看,诗与画泾渭分明。虽然二者都离不开抒情美,但前者是更偏重主观抒发的艺术,后者是更偏重客观描绘的艺术;前者的旨趣更在精神世界,后者的旨趣更在物质世界。” ⑤以上诗句正是为他的这个观点做了注脚。《吕进短诗选》所选作品均为抒情诗,但《同心圆》、《狗年》、《俄罗斯大妈》等诗中也有叙事因素。不过都做了“虚化”处理,重在表达诗人的心灵体验。在理论上吕进对此是这样阐述的:“对诗来说,‘虚’,则诗味出;‘实’,则索然无‘味’。诗并不一概拒绝对客观事物的叙述。诗的品种中就还有以叙述为特点的叙事诗。抒情诗中也常常略微带有情节。但是,诗的叙述是抒情中的叙述,根本的旨趣仍在于精神世界,在于通过叙述以抒情。我们可以在叙事诗或略有情节的抒情诗中发现,凡是叙事的地方,诗里就出现‘快镜头’;凡是抒情的地方,诗里就出现‘慢镜头’。凡是涉及‘事’,诗就像一个专抄捷路的伶俐者;凡是涉及‘情’,诗就会变成一个专走弯路的慢行者。”
  
  亚里士多德指出:“诗是一切文章中最富有哲学意味的。”吕进认同这一观点:“在各种文学样式中,诗与哲学的血缘最近。诗是个多层面结构,它的最深层次(由此生发出各层次、各侧面)是哲学。表层结构的基础是节奏式,深层结构的基础是哲学。”在他看来,浅薄的诗缺乏很深的内蕴,一般到主观体验为止,没有哲学层次。哲理美是诗美的最高境界。《中年》、《既然》、《新处女公墓》、《瞻仰列宁墓》等诗歌以抒情的旋律,借助独到的感悟,从鲜活灵动的诸物万象、人情世态中提炼出了富有启示意义的人生智慧,情与理、哲思与诗境水乳交融,让我们在分享诗人的喜悦与思索的同时,得到深刻的启迪。
  
  诗歌形式建设是当前诗坛的重大使命。吕进认为,“总体而言,新诗的诗体重建在上个世纪里的进展比较缓慢。极端地说,不少旧体诗是有形式而无内容,而不少新诗则是有内容而无形式。”“提升自由诗,成形现代格律诗,增多诗体,是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吕进十分重视诗歌形式力量,多次强调,“诗人并不单纯是为了告诉读者一种什么体验而写诗,他还在乎用怎样的特殊的方式去表达这种体验。”“对一首诗来讲,如何传达诗美体验和传达什么诗美体验至少同等重要。诗是以形式为基础的文体。离开形式,诗便会立即消失。” 《吕进短诗选》主要为自由诗体。关于自由诗,吕进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近百年的新诗危机,从诗体看,也主要是自由诗的危机。既然是诗,自由诗当然也当有诗的规范。如何规范?吕进从理论建设的角度提出了两大问题,第一是外节奏问题:他认为“外节奏才是诗的专属,诗的定位手段。”第二大问题是篇幅问题,他提出“就美学本质而言,诗总是对短小篇幅更钟情。”“意蕴的由简而繁,篇幅的由繁而简,这是自由诗站稳脚跟、繁荣发展的通途。”11《吕进短诗选》的出版首先昭示的当然是这位新诗理论家在篇幅方面的建设性努力。同时,在外节奏建设方面,吕进先生也表现出了令人感动的探索精神和令人惊喜的创作实绩。
  外节奏即诗歌的外在音乐美。在吕进看来,诗是最高的语言艺术首先表现在它的音乐美:“诗歌媒介的首要特征是音乐性,这是诗歌语言与非诗歌语言的主要分界。一些论者提出的其他分界,如形象性、精炼性等,都并不准确:散文语言同样也在寻求自己文体的形象性和精炼性。只有音乐性才是诗歌独家所有。……诗以音乐性的语言给读者以审美愉悦,抽掉音乐性,诗就变成干枯的水果。” 12他曾十分忧郁地指出:“音乐性,是中国古诗的优势,也是中国新诗的贫弱。”“中国新诗在音乐性方面的艺术实践和理论建设都不够理想。”13《吕进短诗选》中的自由诗,除《东京》、《曼哈顿》、《俄罗斯大妈》、《狗年》四首用韵较宽外,都在韵脚安排方面精雕细琢,音韵铿锵。吕进还探索用“头韵”,如《思念》:“你是涛声不息的长江/你是钟情东方的太阳/你是我无处不飘香的校园/你是校园里我的书房的灯光//你是成功,你又是挫折/你是困惑,你又是希望/你是大海的浪花,不属于消失/永远开放在航船前进的地方”。一连串句子用“你”字领起,酣畅淋漓。其实注重押韵只是吕进外节奏艺术探索的一个方面,他的诗歌最值得称道的应该是多层次的节奏安排。在《吕进短诗选》中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我们以《守住梦想》为例:
  

  
  “守住梦想,守住人生的翅膀/守住梦想,守住心上的阳光//不为一朵乌云放弃蓝天/不为一次沉船放弃海洋//荒漠中守住一方绿洲/风暴里守住一片晴朗//守住一句承诺/守住久别的造访//守住一封远方的信/守住爱的目光//守住鲜花的呼唤/守住明天的太阳//纵有严寒,守住梦想的花/也会在冰天雪地里开放//纵有险关,守住梦想的江/也会浩浩荡荡地奔向远方//守住梦想,守住不谢的花季/守住梦想,守住迷人的远航。”
  
  这首诗在偶句严格押韵的基础上,诗节首尾复沓,形成双重循环的节奏形式,在此基础上,诗人又将每一诗节安排为对偶句式,同时中间三节写成以“守住”一词起头的相同句式,形成排比型诗节。第七、八诗节也精心营造为音顿、句逗等都完全一致的对偶型诗节。这还不够,诗人让“守住”这一主题词反反复复出现在几乎每一诗节中,使其铿锵的音响在整首诗中回荡,既强化情感内蕴,又形成鲜明的节奏重音。如此交错往复的音韵安排,怎不使这首诗读来琅琅上口,绵绵传情。《你的名字》前六节全部使用相同的格律形式,即第一句为“你的名字是……”第二句为四顿半逗句式,最后两节则换格为“将你的名字……/让它……”这样的排比句式,节奏整齐又活泼灵动,同时“你的名字”这一主题音在每一诗行中回旋。《既然》以回文诗的形式复沓成诗的基础节奏,中间夹入两对对偶诗行强化音乐感。《中年》首尾诗行以“你的山,我的山”相呼应,中间两诗节使用了相同的格律诗行,并且用“花开季节上山”和“花落季节下山”形成对偶,使节奏不仅表现在形式上,也蕴含在诗的情绪中。
  吕进认为,“所谓音乐性,就外在而言,指诗的节奏。韵式、段式也只是节奏的表现和加强节奏的手段而已:韵式是节奏的听觉化,段式是节奏的视觉化,它们使读者产生节律化、非指称化的审美期待。”14在理论上,吕进十分重视诗的分行效果,把它作为加强音乐性和视觉美感的手段:“由节奏与音韵所规范,除了散文诗以外,诗歌又都分行排列,用以加强它的音乐美。与引起鉴赏者听觉上的美感的同时,又给予鉴赏者视觉上的美感。……听觉美感与视觉美感的交叉,外在的音乐美与内在的抒情美的融合,使诗的语言成为最优美的语言,使得散文语言相形见绌。”15《吕进短诗选》除一首十四行、三首杂行诗、三首三行诗外,均为形式相对匀称整齐的二行诗和四行诗。吕进喜欢偶数诗行的排列形式,这种偶数建行形式本身就因为对称而呈现出一种视觉节奏。
  《吕进短诗选》多为十至二十行之间的小诗,要在有限的诗行里尽可能地容纳博大精深的思想和丰富细腻的感情,甚至勾勒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开拓美妙的艺术境界,首先就需要语言的高度凝炼。吕进曾将诗人誉为与语言搏斗并且征服语言的人。《曼哈顿》、《东京》等诗以十行左右的诗句,准确地传达出诗人对于异国异邦文化的独特感受和体验,可谓“一语百情”、“片言明百意”。吕进善于选择一两个主题词来浓缩、概括诗意,增强语言的弹性。如《瞻仰列宁墓》选取“时间”为诗眼,讴歌列宁的思想、精神不朽,构思十分巧妙。《书与花》以“书”与“花”这两个字来赞叹和惋惜这个伟大的民族:“ 你是一朵已经凋谢的不该凋谢的花/你是一本没有写完的世界必读书”。吕进认为,“诗歌语言一般不屑理会散文的语言秩序,它在内视世界随意跳跃与歌唱。但是,‘随意性’又应该有另外一个解释:‘随’顺诗‘意’。诗歌语言得接受诗的语言秩序的裁判。”16“独特的陌生的词序是诗歌艺术媒介的有力手段。对词序的主动性摆脱,常常产生佳句。”17《吕进短诗选》采用的都是日常口语,但通过巧妙的“陌生化”组合,形成浓郁的诗味:“是照片像人?/还是人像照片?”“是诗篇像人/还是人像诗篇?”(《相会台北》)将日常语言嵌入“是……还是……”的句型中,既形成节奏感,又含蓄委婉地传示了诗人对友人的思念之情和对友人诗篇的赞美之意。在诗中运用对顶句式既是吕进增强诗歌节奏的重要手段,也是将日常语言转化为诗歌语言的重要方法。如《香港印象》:“有一个高高的香港/有一个低低的香港/座座高山是大厦/条条峡谷是街巷”,《东京》写道:“大大的是东京/小小的是日本”。吕进说诗人是给世界万物重新命名的人。他曾明确指出,“诗中语言的指称功能已经微不足道。重要的是语言的表情功能。它主要不是外在世界的叙述,而是内心世界的叙述。” 18所以他这样赞叹美丽的《俄罗斯姑娘》:“莫斯科的荧屏怎么在瞬间都破碎了/街道上到处是电视里走出的女郎”。在他眼中,饱经沧桑的《俄罗斯大妈》是俄罗斯的“苹果”、“俄罗斯的历史”和“良心”。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吕进的诗歌风格。在诗论中他认为,“在欢快与愁怨中间,诗常常宁愿选择(国家的或个人的)愁怨。……欢快是直线的、轻扬的,愁怨是往复回旋的;……所以愁怨之词易工,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诗穷而后工’。……在中国新诗史上,愁怨的名篇最多。”19但是吕进的诗歌创作却选择了昂扬向上,欢快明朗的格调。其诗作诗境开阔,多采用色调明朗的意象。他在离别时《想着重逢》,在严寒时《守住梦想》。他的许多诗读后都给人一种向上的力量,令人振奋。读了《吕进短诗选》,我体会乐观、开朗也是一种很美很美的诗境。
  
  注释:
  
  ①蒋登科:《吕进:人与诗》,《当代文坛》2005年第2期。
  
  ②⑨ B11 吕进:《三大重建:新诗,二次革命与再次复兴》,《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③④⑤⑥⑧⑩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吕进:《吕进诗论选》P175、P17、P6、P20~21、P104、P36~37、P114、P48~49、P115、P27、P69、P40、P38、P108~109,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版。
  
  ⑦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800年版序言》,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P13,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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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媒介的首要特征是音乐性,这是诗歌语言与非诗歌语言的主要分界。一些论者提出的其他分界,如形象性、精炼性等,都并不准确:散文语言同样也在寻求自己文体的形象性和精炼性。只有音乐性才是诗歌独家所有。……诗以音乐性的语言给读者以审美愉悦,抽掉音乐性,诗就变成干枯的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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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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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许多诗读后都给人一种向上的力量,令人振奋。读了《吕进短诗选》,我体会乐观、开朗也是一种很美很美的诗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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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叙事的地方,诗里就出现‘快镜头’;凡是抒情的地方,诗里就出现‘慢镜头’。凡是涉及‘事’,诗就像一个专抄捷路的伶俐者;凡是涉及‘情’,诗就会变成一个专走弯路的慢行者。”

——精彩。

峰向隐中没,云从无处来;始知造化功,浑成乃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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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代同步、与民族同心。……是现实世界的一种投影。”

“诗虽然直接来源于生活,但它一般并不直接反映生活,而是直接表现人的情感;诗不长于细致地叙述客观现实,而是长于细致地叙述情感浪花。换句话说,诗的内容本质在于抒情,它是生活的感情化。它通过表现人的感情去反映生活;它通过细致地叙述感情浪花去叙述客观现实。”

——深合我意。

峰向隐中没,云从无处来;始知造化功,浑成乃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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