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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现代诗歌的表现方法当中，大约有下列的几种现象：
1、文法及意思都正常的（传统·古典·近现代的表现）
清澈的小溪在欢快地流淌
2、文法正常但意思构造不正常（现代的表现）
无色透明的绿在思考中猛烈地沉睡
3、意思正常但文法却是有问题的（超现代的表现）
Infrequently appear ideas new revolutionary
4、意思·文法都是有问题的（前卫的表现）
Furiously sleep ideas green colorles
2/3/4的例子引用了池上嘉彦的《诗学和文化记号论》
此外，当然还有另外的表现形式，甚至是超越了习惯语言范畴的表现方法。或许是由于中国特殊的语言文化结构，中国目前的诗词大部分还保持在古典·现代表现范畴里（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后者与前者在追求表现的手法上其实有很多相近似的地方。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诗学追求一种非日常的诗歌语言，这种观念思想使诗歌逐渐脱离了现实语言，进入到一种特殊的语言艺术表现世界。到了近代，中国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外界文明的冲击，近代的精神领袖们痛定思过后，几乎全面否认了传统的文化，这里面当然包括了传统诗歌·文学思潮（中国近代文化革命的悲剧，最根本的地方是混淆了文明和文化概念，于此不述）。于是，诗人们从欧洲引进了白话诗歌的概念，希图从根本上改良中国的诗歌。于是，一反传统的诗歌语言规律，从“雅（非日常）”到“俗（近似日常）”。但白话诗歌毕竟还是诗歌，所以到底还是无法完全与日常语言相接轨。但五四诗歌所倡导的某些精神，却确切地形成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基本，这恐怕是不容置疑的一个事实。
创新是文艺重要的命题，反传统精神造就了现代派诗歌。如果说新古典派的变革是出于对传统形式的不满而发起的话，那么，现代派的精神则是确立于对新古典派 “陈旧”的表现手法不满的基础上。可以说，新古典派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传统语言的[统语论]和[意思论]，而现代派则是向传统语言的意思论发起挑战的一支别动队。现代派自然是出于对“近似日常”诗语的不满，为了达到表现上的突破，现代派将传统的比喻手法尽可能地推向极限，尽可能地突破习惯语言的陈旧牢笼----或许是为了表现更抽象更概念的思维。
a 少女在歌唱
b 鸟儿在歌唱
c 幸福在歌唱
d 真理在歌唱
......
A 思考在歌唱
B 瞳孔在歌?br>C 危险在歌唱
D 比喻在歌唱
......
a无疑是普通的、日常的表现，b~d虽然属于非日常的表现，却在一定的程度上维持了传统语言的论理。而A~D则显然突破了正常的语言论理，进入到完全的非日常、非论理（nonsense）的语言系统。在这里，a~d的解释范围显然有一定的局限性，而nonsense 的A~D则更趋于抽象，其能被解释的范围明显被极力拓宽，也正因为这样，在传统习惯的语言面前它显得晦涩而难解了。在极力延伸比喻手法、极力排斥日常语言的同时，现代派诗歌无疑很容易就掉入到技巧的陷阱。但十分有趣的是，现代派的这种极力排斥一般的、日常的语言的表现手法，在某种程度上与传统的诗学理念殊途同归了。
随着欧洲诗坛的演变，中国诗歌也亦步亦趋地发生了变化（今年回国时，看到了中国的Dada主义）。打破古典·传统诗歌的新形式渐渐趋于稳定，现代的也将逐渐成为古典。然而，求变求新的微妙心理是远远都得不到满足的。现在，中国的现代派无疑在接受着来自前卫派（打破统语论甚至放弃习惯语言的东东）的挑战。现代派的诗人们恐怕也将逐渐地萌生出类似于古典派曾经有过的愤慨，痛斥前卫们制造出来的垃圾，只是自造“垃圾”的人们自然也都有他们制造“垃圾”的思想而已。
中国现代诗的nonsense现象恐怕和翻译诗关系比较大。
据说在一次国际性的语言研究学会上，一位日本的学者就动作主体和动作的关系作了分析。他认为，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可能动作的动作主体应该是具有生命的。在发表后的质疑时间里，一位著名的英国语言学者指出：在英文里，动作的主体完全可以是无生命的东东。也就是说，英文中的“风打开了门（the wind opened the door）”和“the man opened the door(那个人打开了门)”，在表现上完全没有区别（[风打开了门]不属于比喻范畴）。由此可知，各个语言在表现上存在着一定的习惯差异，而翻译在处理这种语言文化的习惯差异时，很难用一般的手法将其准确无误地表达出来。而对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来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不把“风打开了门”当作比喻来看的。因为，在汉语当中““风打开了门”如果不属于比喻的话，就很是不近情理（nonsense）了。这仅为一个简单的例子，这种例子想来很多。翻译把许多差异程度更大的外国诗文搬运到汉语里时，于是，以汉语为母语的读者便从中感觉到了nonsense的表现了。
nonsense的表现很容易出现在断句当中，汉语也不例外。比如说有这么一个句子：
——我女儿是男的。
这样的句子无疑很别扭，不近情理。但是，其实这是两个人对话的一个断句：
A：听说张家生了个女的，你女儿呢？
B：我女儿是男的。
日常当中类此的会话不少见，“我女儿生了个男孩子”在会话的过程当中顺着文脉可以是“我女儿是男的”。但是，如果将其独立起来分析的话，除非“我女儿”是通过了外科手术，不然的话，就绝对是nonsense的表现了。所以，诗歌的句子是否是nonsense的表现，有必要把它置于文理当中进行观察的。
菜花指出纳兰诗中的“在一节麦杆中与你们相遇”是不“尊重语法习惯”的表现，这可能是本着古典新诗的宗旨作出的判断。我在我的七绝后面回答驴子的帖已经略略叙述过了：所谓古典，有着十分明显的批评标准，即表达记号（符号）必须是基于明确的、共通的解读记号（暗号）之间才可以的。所以，凡是表达记号超逾了共通的解读暗号范围，都因当属于现代派。“在一节麦杆中与你们相遇”显然是超逾了共通解读暗号范围，明显是属于nonsense的表现。但是，如果从整个文理来看的话，纳兰的这首诗是写“瓦”，确切地说是赋予“瓦”以生命的拟人表现（实质上是相反的操作），采用了暗喻的手法。所以，我们不妨权且将这首诗当作《聊斋》《西游》来念。想想看，《聊斋》《西游》的表现内容难道不是非常的nonsense吗？如果把“计算机的美梦被电源彻底粉粹”之类的表现放在寓言诗歌当中，我想谁也不会觉得它是nonsense的表现，而我们完全可以把纳兰的“瓦”置于这样的表现环境当中加以批评。
文学的本质其实应当不是停留在为了表现什么(what)，而更应该是怎样（how）去表现才是。因此产生了表现手法上的差异也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至于读者，层次各不相同，不可能取得一致的审美情趣。文学不是政治，秦始皇的强权排不上用场，特别是在今天和永远的明天。
现代诗歌流派繁多也是应运而生的，存在着多种的形式自然有它存在的道理。古典新诗有古典新诗朴素的审美理念，而现代派在传统的语言上追求一种突破，试图用以表达更深奥曲折的诗想，也是诗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如果觉得自己的审美理念才是正统的、先进的、无懈可击的则无疑是主观之见了。
另外，肤浅和朴素不同。肤浅的定义很难断下，你觉得肤浅，他人也许还觉得深奥呢（标准设在哪个人的认识之上？）-------以这样的看法介入批评便有较明显地提拔自己见识的嫌疑了。
总算看明白了。纳兰想辨辩证学，债主在分析制度与文化，呵呵，都是高深的学问。
偶住的这里出版了黑格尔全集共30册，连同成千上万的黑格尔研究史料，偶一本还都没买过看过，以前看的哲学类的东东也记得不牢，所以不敢辩证。但文学完全可以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文学研究有文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没有必要非要用哲学来指导。偶不愿意看到文学成为哲学的奴婢。
制度和文化应当只属于相对关系而不是绝对关系（当然，政治也是一种文化，但政治文化和人类文化基本上是属于两个概念的东东）。如果制度和文化是绝对关系的话，我们将如何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将诞生在东欧和原苏联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呢？
有一点是很明白的，文化是基础而制度是建立在其上的一种强制机构。文化是多样化的而制度的形态相对单纯（现有的社会制度便能说明这一点）。制度可能对基础文化产生影响，但如想根本动摇基础文化恐怕就非常困难了（这种说法布什政权肯定是不同意的）。所以，站在制度上来讨论文学现象远远不如站在文化现象上来讨论文学现象显得深刻、透析。顺便再举个就语言学的例子，比如说有“语言文化”这么一个学问，却还没听说过“语言制度”或“制度语言”这么一门科学。
黑格尔的论断是否就正确了还有待再考。孟子说过的一句话一直令我很费神，他说：诗亡然后春秋作。对这句话的历史解释当然存在，但实在是值得怀疑。想想看，孔子是根据什么编了《春秋》；太史公又是根据什么写了《史记·五帝本纪》等等。日本的历史上也没有过史诗，平安中期以后连原有的长歌形式都消失了。但日本有一本书叫《古事记》（712年），据序文记载，该书是由当时的大臣万安吕根据宫中专门背诵传记的舍人裨田阿礼的口述记录下来的（这种口口相传的方式已经进行了很久了）。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该书原文除了人名及一些特殊日语而外，基本上是以汉文表记的。所以，这里存在着一个很大很明显的问题，即裨田阿礼所记忆的不可能是汉文。那么，裨田阿礼所记忆的是什么样的东东呢？也就是说，原《古事记》该是什么样的一种音声文体呢？因原文的内容非常庞大（分上/中/下三卷），我以为，其文体极有可能是为了便于记忆的诗歌形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原《古事记》无疑就是英雄史诗了。但日本民族和汉民族一样至今还是被视为是不曾存在史诗的民族。
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不但深受中国传统诗歌美学观念的影响，同时还倾倒于日本的短歌·俳句，日本的歌人（俳人）芜村，芭蕉对其影响极大，上揭的三行诗也能看出端倪。
99年7月第18次国际庞德学会在北京召开，会上一美籍华人学者还针对“语言诗人”的庞德的“time和 timing ”作过较详细的分析，认为和中国、特别是和儒家传统关系极大。
庞德和东方文学的关系及东方学者认为庞德误解了东方诗学理念向来是庞德学的一个争论点。而从此当中，我们也有必要反省我们在接受西方诗学时的误读及认识上的盲点。在中国，由于诸多原因（客观因素居多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耽误了对欧洲学的研究，特别是无法尽力于欧洲学的基础研究，而更为深刻的认识则无疑必须建立在较成系统的基础研究之上。
另外，imagism诗学被确立的背后，与上个世纪初期而后疯狂发展起来的影像技术不无关系。
就诗歌而言，形式也是内容的一部分，二者是不即不离的关系，这对从事诗歌学的人来说，已经达成了共识。
至于诗歌的起源（与来源略略不同），大致上有两种看法，一种是被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所接受的、诗歌来源于劳动；另一种则是诗歌来源于性。两者各有其理。如此看来，前者更接近于生活而后者则略略疏远于生活，因为性是一种天性，一种生理现象。性的兴奋不一定和生活相关联-----把一头猴子单独关闭饲养，他还是会有发情期的。顺便加一句，人是全天候的，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发情。
英国诗人John Keats说：能听到的音乐是美的而不能听到的音乐则更美。文艺和空想之间应当是怎样的一种关系一直是文艺研究难于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有如哲学的物质和精神之间的争议）。我以为论坛所能涉及的批评范围十分有限，大的考察分析需要漫长的时间和精力。
如何认识、或再确认诗歌传统的精华和糟粕其实也是很难于摆平的一个问题-----涉及的关联学科太多而基础的研究还正在进行中。
诗人持有自己的审美倾向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但无须要求别的诗人首肯自己的观点--------这也是很难的一件事。
至于历史的问题------比如说中国文学史。近现代而来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书多少都有被强奸过了的嫌疑（其他国家的文学史也有相似的情况），这之后能否做到洁身如玉也是很难预卜的----哦哦，恐怕很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