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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关于中国诗教，即关于中学语文教材的新诗篇目，爆发过一场激烈的论争。论争的焦点是，哪些新诗应该进入中学语文教材？原有的篇目是否过于陈旧？诗歌教育是否存在严重弊端？由于触犯了一些人的既定观念和既得名利，发难的一方很快就遭到了反击，一些反击文章火药味很浓，脱离了正常的学术讨论的轨道，使人们见识了文革遗风。不过，这场论争对于接下来的教材改革还是产生了实际的影响，一些被质疑的诗篇不复见于新版的语文课本。这场论争主要是以《星星诗刊》与《华夏诗报》对阵，卷入论争的报刊很多，有《杂文报》《文艺报》《中流》《书屋》《文学自由谈》《芙蓉》《都市》《诗神》《银河系诗刊》《新国风诗刊》《名作欣赏》《时代青年》《语文学习》《重庆晚报》《重庆日报》《乌江》《琴与剑小诗》《夏风》等二十余家，《文学报》《作品与争鸣》《中国文化报》《诗选刊》《诗刊》《淮风诗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报刊则转载了论争文章或发表了综述文章。
一、论争的始末
1998年，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的毛翰教授在《杂文报》（7月28日）上发表《重编中学语文的新诗篇目刻不容缓》，并被《诗神》(第9期)、《语文学习》（第10期）和《南方周末》（9月18日）等报刊转载。毛翰的文章认为，现行的中学语文教材的新诗篇目存在着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入选篇目多有不当”。如“艾青的《给乌兰诺娃》恐怕是艾青最糟糕的诗篇之一了”，“郭小川的《青纱帐——甘蔗林》写于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头，如今读来，难免有明日黄花之感”，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桂林的山来漓江的水——／祖国的笑容这样美！’适逢三年大饥荒，饿殍遍野，‘1959年7月，旧稿 1961年8月，整理’，篇末标注得如此明确的写作时间，让语文教师们如何向学生解释其‘时代背景’？”第二，“一些好的、适于推荐给中学生的诗篇未能入选”。第三，“严重滞后于新诗发展现状”，当时中学课本所选12首新诗，不乏问世于5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的政治运动中的应时之作，而改革开放后的“新诗收获的黄金季节”的佳作甚少。在这篇文章中，毛翰质疑教材的编写还受到“左”的思想禁锢。
从1999年第1期开始，《星星诗刊》开辟了《下世纪学生读什么诗？——关于中国诗歌教材的讨论》专栏。其“编者按”指出：“严重滞后的中国新诗教育，使中国社会失去了与其思想、经济发展同步的审美机遇。”“当我们翻开几十年来大同小异的学生语文课本时，竟发现里面为数不多的几首诗竟教育了几代人；这真是中国诗歌的自我封闭！”
第1期发表了两封来信。诗人、中学教师杨然在题为《呼吁调整教科书中的诗歌教材》的来信中，对于当时中学生对诗歌的疏远和误解的现状感到忧虑，“就目前我国现行的中学语文课本中的诗歌教材来看，无疑太单一了，太落伍了，与现代诗的蓬勃发展很不相适应。”“调整现行教材中的诗歌教材，势在必行，非这样不可。”初中学生李莉娜在信中说：语文书上的诗歌“让好多人认为新诗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对报纸刊物上的新诗感到奇怪”，她的困惑是：“请问课本上的诗歌是不是像别人说的‘太旧了’，如果是，那么为什么还要学习它们呢？”
林文询在《星星诗刊》第2期发表《青春缺席》：“面对这老掉牙的课本，扭曲变形的课本，我们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青春缺席。这缺席是双重的，青春在课本中缺席，孩子们也在诗教中缺席。”
毛翰在《星星诗刊》第4期上发表《陈年皇历看不得——再谈语文教科书的新诗篇目》，认为现行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诗篇多“僵化陈旧”，“重思想教化，轻艺术质地”，并指名批评贺敬之、柯岩的诗作。他指出《桂林山水歌》在“百花凋零，饿殍遍野的1959—1961年，仍然高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数以千万计的同胞无疾而终的年头，祖国怎么还会有笑容？诗人怎么还有如此的好兴致？”认为那是典型的“假大空腔调和粉饰太平”。关于《周总理，你在哪里？》则疑其艺术成色，指其缺乏创意，与1963年12月号《诗刊》发表的王洪涛的《莉莉——写给在抗战中牺牲的小女儿》一诗相比，其构思与谋篇“英雄所见略同，‘同’到如此程度”。这一期还刊发了宋冬游的《新诗基础教育令人担忧》。
《星星诗刊》第5期有聂作平《我也说几句》：“对我而言，唤起我的诗歌热情并进而进行诗歌写作至今的，的确不是教材中的什么《天上的街市》《桂林山水歌》以及《回延安》或是《王贵与李香香》之类。”“不论是《有的人》还是《甘蔗林——青纱帐》，均以极其肤浅的诗味——如果它们还有的话，和极其可笑的说教色彩使人望而生厌。”
接下来几期，相继发表古远清、石天河、伊甸、张执浩、邹建军、叶橹等的文章，尤以第10期发表的陈良运《“诗歌美育”续议》和毛翰的推荐篇目引人注目。
陈良运《“诗歌美育”续议》说：“我对中小学语文课本所提供的诗歌篇目极为不满，之所以突出‘美育’，是对将诗作为政治教育而言的。我对《回延安》一诗颇为反感，觉得作者是在人为地强化那种‘革命感情’，强化过之，有伪情之嫌。”声称1997年版的高中语文课本将“早已被很多选本摈弃的豪言壮语‘气吞山河’、发表于大跃进时代（1958年）的《三门峡——梳妆台》照选不误，并在诗前的提示中大加赞扬。编辑的思想迂腐，令人扼腕而叹。”
毛翰的《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中学语文教材新诗推荐篇目》，列出了19首新诗（此文发表于《语文学习》1999年第10期时，为20首），并逐一附上推荐理由。推荐篇目中，原有的只保留了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和舒婷的《致橡树》两首。毛翰强调，教材所选诗篇必须具有经典性，而不是史料性，更不是反面教材。
其间，《星星诗刊》还在第2期刊登成都石室中学座谈会发言摘要《中学师生如是说》，在第7期刊登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讨论纪要《心灵之约》，在第10期刊登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杜华、南野等就当下大学生的新诗经验进行的问卷调查，表达着师生们对新诗教材改革的强烈呼声。
随之，维护中学教材现有新诗篇目的反批评文章也纷纷发表出来。
《星星诗刊》第6期刊载胡笳的文章《读毛翰〈陈年皇历看不得〉有感》，认为不能从时间远近和“皇历”的新旧来判定诗篇的思想、艺术价值，认定毛翰对贺敬之和柯岩的批评毫无道理。
《星星诗刊》2000年第1期刊登劳犁的文章《向〈“诗歌美育”续议〉请教》，认为陈良运对贺敬之《回延安》《三门峡——梳妆台》等诗的批评，“偏执导致了立论和例举的上气不接下气的尴尬”，按照陈文的观点，“理想的诗教材是决计编不出来了。”
这一期《星星诗刊》还登载了刘章的《我说说“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为贺敬之《回延安》辩护，驳斥陈良运。
《星星诗刊》2000第2期登载雷业洪的文章《批评慧眼与迷雾遮蔽——评关于诗歌教材讨论的一些情状》，将那些批评语文教材新诗篇目的文章的观点归纳为“说教说”、“伪情说”、“略同说”、“过时说”等，并一一进行批驳。雷文认为，在这些问题上，那些论者的“批评慧眼”被其“诗学观上的片面性与讨论态度上的浮躁性等构成的认识迷雾所遮蔽，使之仿佛变成了眇目。”
广州的《华夏诗报》则一连7期发表反批评文章。
1999年9月15日的《华夏诗报》刊载了署名诸葛师申的长文《不废江河万古流——评毛翰等有关“中国诗歌教材的讨论”文章》，认为《星星诗刊》上发表的文章“严重歪曲和否定”在诗歌史上早有定论的诗人的诗歌，批评毛翰“把历史割裂开来”、“摆出一副虎踞龙盘的架势”、“乱吹一通固然使人感到厌恶，而蛮横无理地打倒前者，强拉硬扯地抬举后者，随心所欲，却又令人感到太狂妄了，太霸道了！”批评杨然，“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推新潮诗出台，占领‘新诗教材’”。
苗得雨在《华夏诗报》1999年10月25日发表《也说“陈年皇历”与“滴水不沾”》，批驳毛翰。原来，除了《陈年皇历看不得》一文，毛翰此前还曾就《琴与剑小诗》载文批评今人写诗“滴水不沾”即所谓脱离时代政治，发表过《滴水不沾又何妨》一文，说过去我们见过太多的“写中心唱中心”的应景的速朽的东西，这种东西不写也罢。同期《华夏诗报》还刊载叶知秋的《全盘否定，办不到！》。
《华夏诗报》2000年1月1日刊载金绍任的长文《“轻薄为文”的典型》，为《周总理，你在哪里？》和《桂林山水歌》辩护，认为毛翰的批评是“胡搅蛮缠”，是“轻薄为文”。
2000年2月25日《华夏诗报》刊登了柯岩《致〈星星〉主编的公开信》，针对该刊发表“诋毁和漫骂”的文章，尤其是毛翰“明（暗）示读者：《周总理，你在哪里》为 ‘抄袭’之作”，表示自己保留通过法律起诉《星星诗刊》及其法人来保护自己人格、名誉的权力。
2000年4月25日《华夏诗报》发表贾漫《否定老一辈诗人就是否定了一个时代》，穆仁《核心是否定新诗六十年的成就》。
2000年6月25日《华夏诗报》继续这一话题，刊载艾芝的《一堆泡沫的破灭》、丁国成《诗论“三失”》、陆棨《我对这场争论的看法》和冉庄《一股不可忽视的文学思潮》。
2000年8月25日《华夏诗报》刊载署名何之的文章《对“何其相似”冤案的群众判决——群众把〈星星〉诗刊和毛翰们推上了被告席》，用醒目的黑体字提请人们注意“当前有一股借‘中学教材改革’之名贬低和否定五四以来光辉文学成就、大搞历史虚无主义的黑流”。
此外，1999年8月1日，成都的《琴与剑小诗》第11号刊载熊光明的文章《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说“排斥、否定五四以来的某些老革命诗人的作品，弦外之音很清楚，是要取而代之。他们鼓吹现行教材赶时髦，把九十年代先锋派的破烂货塞给孩子们。”
《琴与剑小诗》第12号、第13号连载沙无藓的文章《危言与狂言：世纪之交的浮嚣》，称“一旦诗歌史上的丰碑被推倒，那才恰恰是‘误人子弟’、‘摧毁一代人’！”
《中流》1999年第11期发表熊光明《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转载诸葛师申《不废江河万古流》。
湖南《芙蓉》文学双月刊2000年第1期发表金绍任的文章《〈星星〉的蚍蜉与毛翰的第九种自杀》，继续为贺敬之、柯岩等人辩护，并从毛翰的组诗《自杀的八种方式》生发开来，认为“写诗玩赏自杀方式，是毛翰自己诗人价值的自杀；轻薄为文，狂妄而胡乱，是他对自己学人价值的自杀。”
重庆《银河系诗刊》继1999年10月第29·30期转载诸葛师申的《不废江河万古流》之后，2000年9月第31·32期又在“银河论坛”栏目里集中转载或发表了柯岩的公开信和陆棨、冉庄、金绍任、穆仁、贾漫、郭久麟、敖忠、周邦宁、蒋维、苛麦、艾芝的同一观点的文章。
宁夏的《夏风》2000年10月1日刊登严昭柱的文章《诗国凭何振雄风》，认为《星星诗刊》组织的“下世纪学生读什么诗”的讨论，使“选进中学语文教材的优秀的新诗作品，逐一遭到了贬损甚至糟蹋”。
《重庆晚报》1999年12月12日刊载余之思的文章《论诗坛怪相》，认为《星星诗刊》展开的讨论“更具体地把他们‘数典忘祖’的狂妄野心暴露无遗”，这种“司马昭之心”就是“取而代之”。
2000年，《新国风诗刊》连续几期在其“诗坛巡礼”专栏，重刊一些对于《桂林山水歌》等的鉴赏文字，转载金绍任、诸葛师申、熊光明和苗得雨的文章，还首发了刘章的《不废江河万古流——关于“中国诗歌教材讨论”的议论》。刘章认为《星星诗刊》发表的毛翰等人的文章“不是以历史的、科学的态度看问题，而是肆意否定名人名篇”，而这些诗歌“有革命内容、政治内容，才被一些人‘哂未已’的”。还说毛翰的《中学语文教材新诗推荐篇目》“更让人感到遗憾”，“从推荐篇目上看，也有搞小圈子、否定名家、抬高自己哥们之嫌”。
2000年12月，刘贻清主编的《改革还是改向》一书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收集了几乎清一色的卫道士文章40余篇，前十来篇集中批判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等关于中学语文改革的呼吁，其它各篇集中批判《星星诗刊》和毛翰等关于中学语文新诗篇目改革的呼吁。在《后记》中，该书编者说：“这是一本批评借‘改革’之名行‘改向’之实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文论集。”“观20世纪最后三年，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一股错误思潮，其来势之凶猛、气焰之嚣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颠峰！显然，其终极目的是要改写中国***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否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否定中国***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使乾坤颠倒，媸妍易位，与我们争夺青少年一代。”其“帽子”之大、“上纲”之高，很是吓人。
挑战一方的回敬行动则主要有三：
2000年6月号《星星诗刊》发表燎原的长文《太阳说，来，朝前走——话说〈星星〉诗刊关于诗歌教材的讨论》，对这场讨论作了一个相当全面的总结。文章最后说：“是的，‘不废江河万古流’，时代除旧布新的变革之江河自然将一如既往地万古长流。只是我的确不喜欢老杜甫这个被人污染了的诗句。因为这个在文革时代使用率极高，以‘尔曹身与名俱裂’的前缀自喻为‘不废之江河’的真理拥趸者的口吻，太易于让人产生对那个时代‘灭你没商量’的霸权话语的联想。”
2000年6月号《时代青年》以《诗人杨牧有话要说》为题，发表杨牧答该刊记者问。此文还以《历史点头才算数》为题，发表于《文学自由谈》2000年第４期。在这篇文章中，《星星诗刊》主编杨牧表示，对方“把自己贴在一个不容置疑的强大标杆上，‘攻击’‘我’即‘攻击’‘社会主义文艺’。这种自我定位也实在太霸道，太可笑了。”
2001年第1期《书屋》上发表了毛翰的长文《关于陈年皇历，答陈年诸公》，分别就胡笳、诸葛师申、沙无藓、金绍任、柯岩等对方主要人物的指控进行了雄辩的回答。这篇文章发表，并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名作欣赏》和《淮风诗刊》等转载后，对方就再也不大有人出来与之争锋了（仅见《名作欣赏》2002年第6期刊出杨文彬的一篇有气无力的文章《“陈年皇历”也可看》），这场历时三年多的论争画上了句号。作为“答陈年诸公”一文的补充，毛翰还在《文学自由谈》2000年第6期，发表《陈年诸公的话语方式赏析》，对雷业洪、苗得雨、金绍任、穆仁、柯岩、诸葛师申等人的文章中的那种“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式的文革遗风进行了辛辣的嘲讽。
二、论争的焦点
在这场论争中，明显分为“挑战者”与“卫道士”两个阵营。双方论争的焦点大致可归纳如下：
第一，中学语文教材新诗篇目是否存在严重问题，是否需要重新编选？
挑战者认为问题严重，中学语文教材新诗选目陈旧僵化，有些作品本身就是特定时期政治运动的畸形产物，具有“假大空”和“粉饰太平”的特征，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与教材编写者所欲贯彻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很不相宜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女岛在《诗歌教育与新诗危机》（《星星诗刊》1999年第11期）一文中说：“这就是我们的教科书，口号似的短句，耶稣化的语气，四书五经般的面孔，一颗又一颗的童心永远被照本宣科的声音覆盖着，被酸溜溜的大话假话空话腐蚀着。”
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则如叶橹在《首先要解决“身首分离”的问题》一文中指出的：“人的身体已进入八九十年代，而头脑却留在五十年代甚至更早。在一些人的嘴里，当代诗是一无可取。何以故？因为他们违背了五十年代以来的‘传统’。”另一原因则可能是“以权谋私，以次充优，讨好作者，强行摊派”（毛翰《请君莫奏前朝曲……》）。
卫道士则针锋相对地指出：
“中学语文教科书中那几首横遭围攻的新诗是真正的好诗，真正的新诗，不是次品而是精品，不是枯枝败叶而是青松翠柏。在黑暗的岁月，在艰苦的年代，它们是黎明的曙光，是战斗的号角；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它们是英雄的赞歌，是新时代的画卷。诗人们为人民歌唱，为社会主义歌唱。这些优秀作品的思想精华，适合现阶段中国国情，正是新时代人民需要的精神武器。”（熊光明《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
“那些课本中的诗歌篇目，都是严了又严选出来的，是贴近时代，来自沸腾的现实生活和在艺术上有着高质量，已得到了几代人承认的佳作，是不愧为教材之‘材’的。”（苗得雨《也说“陈年皇历”与“滴水不沾”》）
而入选教材的那些诗篇是不容怀疑的。“他们以‘霸主’自居，粉墨登场，挖空心思，借题发挥，排斥‘异己’，否定一切！”“无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妄图以此打倒老的，为新的什么‘先锋’开路。”（叶知秋《全盘否定，办不到！》）
第二，关于入选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
毛翰《重编中学语文的新诗篇刻不容缓》指出：“我们是否还在一定程度上受着左的思想禁锢，过于强调作品的思想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是老生常谈，用不着多费口舌，我只想说，在语文课堂上讲到新诗，如果教师讲得味同嚼蜡，学生听得哈欠连天，你的思想性，你的教化功能，如何去发挥作用？”毛翰《陈年皇历看不得》指出：“教科书对于文学作品的遴选，实际上一直有一种倾向，就是重思想教化，轻艺术质地。然而，思想性也包括几十年无大改观的假大空腔调和粉饰太平吗？”
林文询《青春缺席》一文指出：新诗教育“对传统‘文以载道’的固执，狭隘的理解和扭曲，不管或无视诗文的美质，而只侧重所谓政治思想含量及直接教化作用。”
陈良运《“诗歌美育”续议》认为，“诗歌美育是一种艺术教育，主要是提高对于诗美的感受和认识”，引导学生“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发挥想象与联想的能力，并进一步培养探微所隐的能力”。他对于诗歌选目不满就是因为“长期以来都坚持‘政治标准第一’的方针，尤其是对入选的现当代作品”，“于是政治思想主题明朗而艺术较次甚至很差的作品”进入了教材。
卫道士们则坚决捍卫诗歌的政治思想教化功能，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批驳。
1999年9月15日《华夏诗报》刊载了诸葛师申的文章《不废江河万古流》，“好象重思想教化也是一种错误，一种罪过？教书育人能不重视思想教化吗？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教科书不重视思想教化的，问题是用什么思想去教化人，彼此有所不同而已。我们的教育要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去教化下一代，这是党的一贯方针，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重思想教化’，这是前提。”
余之思《论诗坛怪相》认为，“重思想教化是天经地义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且他认为那些论者提出的诗歌教育的“审美”说是有问题的：“审美本来不错”，“可他们错在以审美为诗歌的唯一标准，和打着审美的幌子反对诗歌的思想性教育性。”
第三，关于《桂林山水歌》和《周总理，你在哪里？》的论争。
论争起因于毛翰发表在《星星诗刊》1999年第4期的《陈年皇历看不得》一文。毛翰在文中尖锐地指出：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在“百花凋零，饿殍遍野的1959—1961年，仍然高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数以千万计的同胞无疾而终的年头，祖国怎么还会有笑容？诗人怎么还有如此的好兴致？”“还有《周总理，你在哪里？》，此诗也算是以思想性取胜了，可是其艺术成色究竟如何？其艺术构思到底有几分创意？”同1963年12月号《诗刊》发表的王洪涛的《莉莉——写给在抗战中牺牲的小女儿》一诗进行比较后，毛翰声称：“说抄袭是刻薄了，有失厚道，但英雄所见略同，‘同’到如此程度，作者和教科书的编者总该有个说法吧。”此文一出，诗坛哗然，批驳之声迭起。
诸葛师申说：《桂林山水歌》，“我看这首诗的‘艺术质地’就很高，也早有定评。”《周总理，您在哪里？》则“很新鲜，一点也不‘陈旧’，很真挚、很活泼，深情感人，富有生命力，一点也不‘僵化’。”贬低它的艺术成色，说它没有几分“创意”的说法“没有根据”，“毛先生挑不出它的刺来，却挖空心思，用了‘有失厚道’的非常刻薄的卑劣手段，诬这首诗是‘抄袭’之作。”
金绍任在其《“轻薄为文”的典型》一文中说，“毛（翰）第一离奇之处是要将名作《周总理，你在哪里？》打成作者柯岩的一条罪证，一件赃物。”他认为，“尽人皆知，在民间生活中和在很多诗文里，悼念逝世往往会喊出‘你在哪里’，数说在这里在那里可以见到逝者的遗迹。柯岩正是从生活出发，写了祖国的高山、大海、森林、大地都在怀念周总理，创造了高于普通生活的壮阔意境，以宏观式时空的联结和交响来塑造一代伟人的形象。”“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和王某悼念女儿的诗，无论从内容，艺术构思或整个艺术创造，以及它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的强烈反响和教育作用都有天渊之别。”关于《桂林山水歌》，金绍任认为，毛翰对的批评“远远超出了对一首诗的评价。他提出了一套文艺创作的一种根本观点和标准，当人民处于苦难中，祖国是没有笑容的，所以‘真正的诗人’也没有笑容，不能写山绘水，只能叹哀言愁。这么说，该被枪毙的又何止一篇《桂林山水歌》！”
1999年11月11日，柯岩在《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并中国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的信》中说：“《星星诗刊》刊登许多文章用‘文革’大字报批判式的语言，对我国从郭沫若、艾青、臧克家……直至区区如我者，批了一大批诗和诗人。”“为了进一步地制造混乱、蛊惑人心，居然还无中生有的明示（《华夏诗报》发表为“明示”，《改革还是改向》一书收入时改为“暗示”）读者：《周总理，你在哪里》为‘抄袭’之作……”
其后，1999年12月6日，《星星诗刊》编辑部在《致中国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的复信》中称：“我们认为，柯岩同志有重大影响的《周总理，你在哪里》并非抄袭之作。毛翰文中‘暗示“抄袭”’的语词的出现，是我们审稿失控所致。我们对此已有反思，并感到内疚，特向柯岩同志道歉。”“我们仍以学术讨论的方式来辨明是非，消除其负面影响。”
在2000年2月25日《华夏诗报》刊登了柯岩《致〈星星〉诗刊主编杨牧的公开信》，说“我至今没有读过你们所说我‘抄袭’的王诗”，“你们的所作所为确实触犯了法律，关键在于我是否告诉——起诉”，“律师们还提醒我，必须同时声明：‘我此刻不起诉，不等于我以后也不起诉，因为一切都是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也就是说：关键还要看你们下一步怎么走。”这封信的语气耐人寻味，有人说体现了柯岩的“胸怀博大”，有人说她“色厉内荏”，对于胜诉并没有把握。
《星星诗刊》2000年第3期发表署名蓝青的文章《霜叶红于二月花——重读柯岩〈周总理，你在哪里？〉》，将其与王洪涛的诗进行对比，得出结论：“《周总理，你在哪里？》是一个独立自足的诗歌文本！”
2001年1月，毛翰的文章《陈年皇历，答陈年诸公》在《书屋》杂志上发表。针对诸葛师申为《桂林山水歌》是否粉饰太平的辩护，毛翰举出贺敬之1959年所作的另一首《十年颂歌》的段落作为旁证：“请问呵，/──千里灾区何处有？/红旗下──/一片歌声笑声中！……/共和国呵，/这就是你/一九五九年的/壮丽的/面容！”“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在我们/大跃进的/万马丛中：/有那么几个/‘心病’患者……”“什么‘得不偿失’呀/什么‘太快、太猛’”“‘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因此心/向右倾……”继而感慨，“可叹彭德怀元帅为民请命，无力回天，失事之后，还要受这种‘真正的诗人’的嘲骂。”针对沙无藓为《桂林山水歌》的辩护：“谤者意犹未足，便力图从创作该诗的时代背景上打开缺口，指责此诗写于1959年7月，整理于1961年8月，这一时期正遭天灾人祸，诗人还歌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岂非有意粉饰？岂非毫无心肝？……究其实，有许多事情是事后才明朗化的。那个时候能够洞悉灾难的起因七分出自人祸？”毛翰回敬道：“未能洞悉人祸，便来粉饰太平，这粉饰就有理了？未能洞悉人祸，便来讴歌人祸，事后就可以毫无歉疚和忏悔，就可以永远盘踞教科书了？彭德怀元帅没有诗人桂冠，他在1959年却‘能够洞悉灾难的起因七分出自人祸’，有一首与‘祖国的笑容这样美’迥异其趣的民歌：‘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就与彭德怀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面对这位心有良知、面无佞色的血性汉子，你的辩护还能气壮如牛吗？”在“答金绍任先生”一节中，毛翰将原载《诗刊》1963年12期的王洪涛的《莉莉——写给在抗战中牺牲的小女儿》和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两诗都全文录入，让读者鉴别。他写道：“王、柯二诗构思雷同，并非我一个人的看法。1999年11月，我参与主编的《新中国50年诗选》研讨会在北京中国作协大楼召开，与会的诗评家杨匡汉先生对诗选的批评意见之一，就是‘为什么要选《周总理，你在哪里》，这诗是模仿王洪涛的嘛！’众人哄笑，笑他大概很久不看《星星》了，全不知外间正为此事吵得闹热。我只解释说，此书的编选原则有别于课本，是七分精品三分史料。”毛翰还指出：柯岩这首诗用“革命征途千万里，他步步紧跟毛主席”来概括周总理的一生，可是，毛泽东五十年代以后犯过许多严重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一口咬定周总理“步步紧跟”，究竟算是对周总理的赞美和歌颂呢？还是对周总理的讽刺和污蔑呢？最后，在“答柯岩先生”一节中，就柯岩《致〈星星〉诗刊主编杨牧的公开信》，毛翰感慨道：“柯岩先生沉醉于昔日的美妙幻觉也太深太久了：‘能想到直到今天它们在人民群众感情中的分量么？’她说的这‘人民群众’是谁？难道那么多公开表示不喜欢，公开表示厌恶，甚至‘以极其不负责和极端轻蔑态度侮辱、中伤’的人们，包括广大中学师生，都不是‘人民群众’吗？”“非常希望柯岩先生能够放下前辈盟主的架子”，“不再计较个人得失，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而欣慰”。
三、关于这场讨论的反思
这场讨论是在诗歌寂静了很久以后进行的，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一时间，诗人、学者、教师和学生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讨论中提出的许多意见，如果按照正常的学术讨论的逻辑展开的话，有可能使困扰诗歌界与教育界的一些问题得以解决。然而，由于触犯了一些人的既定观念和既得名利，改革呼声受到了围剿，发起这场讨论的《星星诗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不得不做出违心的妥协和退让。有的报刊慑于权势，很不情愿地做出有损自己形象的表态，例如1999年12月23日《文艺报》和2000年3月号《诗刊》分别转载诸葛师申《不废江河万古流》的一面之词。《诗选刊》1999年第5期在其“诗坛焦点”一栏将王洪涛与柯岩的诗同时刊出，即被指控为“貌似公平，却别有用心”（何之《对“何其相似”冤案的群众判决》）。
然而，中学语文教材的新诗篇目的问题毕竟是有目共睹的，无庸置疑的，所有的辩护都是苍白无力的。这场讨论结束后（或者说，中断后），中学语文教材已经重新编写，旧版本中被质疑的诗篇大多已经被撤换，贺敬之《桂林山水歌》、柯岩《周总理，你在哪里？》等均未能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新版教材。今天，我们可以对双方的意见作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了。挑战者一方的论点不免有不甚准确或偏激之处，但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改革建议是具有建设性的，批评意见多是切中要害的。而卫道士们的辩护缺乏学理性，显得颟顸而蛮横。如果问，这场讨论中最值得反思的是什么，我认为是卫道士们的话语方式。
其一，将正常的学术讨论引入非学术讨论的轨道，给对方的观点上纲上线，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之类，吁请权力部门干预。譬如，诸葛师申《不废江河万古流》说毛翰等人的文章“是否定在左翼文艺、延安文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社会主义诗歌”，宣称“社会主义文艺如日月经天不是你几板斧就砍得了的”。陆棨《我对这场论争的看法》称，“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在这社会变革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各种利益的代表人物，都要在各社会领域包括各文化领域里发出有利于自己的声音，其中有一种声音就是要否定五十年来，特别是前三十年***领导的新中国的一切成就，其目的怕是不言而喻的吧，那恐怕就是‘取而代之’的了。”对诗歌教材有异议，提出改革意见，就是“否定党领导的新中国的一切成就”，就是“大放厥词，任意亵渎国家的尊严”（沙无藓《危言与狂言：世纪之交的浮嚣》），这也太离谱了。
刘贻清则有《一个“退役老兵”的不吐不快之言》：“近两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魔爪已伸向中学教育的语文教科书了！”“我希望各级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对这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歪理邪说要认真对待，严肃清理。因此种思想文化和教育战线上的歪理邪说危害性极大，它影响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关系着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切不可小视而漠然处之。”明白无误地吁请权力部门出手干预。有趣的是，就是这位刘贻清，《改革还是改向》一书的主编，他在这封散发很广的给领导人和权力部门的检举信的开头，自报家门：“我原在上海市第六女中任教，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后，主动报名支援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教育事业，挈妇将雏，扎根塞上。错划对我来说，确是坏事变成好事……”原来是一个右派分子，刺配塞外几十年后，居然还自作多情，自称什么“退役老兵”。无独有偶，再三发表火药味极浓的卫道文章的“穆仁先生1957年还被错划过右派，戴帽改造二十二年，那可真叫‘错划’呀！不过，久病成良医，久囚成狱卒，他把当年给他划右派的那些人的那一套把戏全都学会了，如今正要如法炮制，也给我辈错划一回呢！”（毛翰《陈年诸公的话语方式赏析》）
“这事情不免使人叹气：中国文人盼了多少年的‘百家争鸣’，为什么一旦有了争鸣的机会，却不能平心静气地进行文学见解上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却总是想把文学问题搞成政治问题或法律问题，去听候政治家与法官的裁决呢？”（石天河《从读诗谈到打官司掉价》）
其二，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或断章取义，随意歪曲对方观点。例如《华夏诗报》上贾漫的文章《否定老一辈诗人就是否定了一个时代》，标题就够武断的了，（依其逻辑，否定《桂林山水歌》和《三门峡——梳妆台》的作者，就是否定浮夸风盛行的大跃进时代，又何罪之有？）文中说，“毛翰等人，竟对当代优秀诗人的优秀诗歌，如此大言不惭，妄加挞伐，称之为‘老皇历’，无非是为了妄图打掉‘老的’，换上他们自己的所谓‘新的’。”穆仁《核心是否定新诗六十年的成就》认定，“毛翰的《陈年皇历看不得》表面上是针对中学诗歌教材，其核心则在否定建国前30年甚至否定过去60年新诗的光辉成就，否定新诗的革命传统……”这是典型的曲解。毛翰的《陈年皇历看不得》分明是说：“本世纪中国新诗有一首一尾两个高潮，近20年的辉煌成就，已使此前一些年头的作品相形见绌，某些流派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改革开放前流行的那种颂歌和战歌，大多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这里所谓“陈年皇历”，显然是一个特指，特指“改革开放前流行的”贺敬之《放歌集》之类的“那种颂歌和战歌”，而所谓“本世纪中国新诗有一首一尾两个高潮”，那“一首”当然包括着郭沫若、冯至、徐志摩、何其芳、艾青等等，岂是简单地以时间划线？
关于“思想教化”与“艺术质地”问题，卫道士们反驳的理由，不外乎认为对方反对思想教化，可是当我检阅对方的文章时，却没有看到任何否定思想教化的字样，只是强调“侧重点”而已。无视这一点，主观地展开自己的推理：“好象重思想教化也是一种错误，一种罪过？教书育人能不重视思想教化吗？……”无异于堂吉诃德式的与风车作战，不免显得滑稽可笑。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诸葛师申《不废江河万古流》一文说：“80年代学生对朦胧诗还掀起过一阵热潮，现在早已烟消云散了”，原因是“那种朦朦胧胧、虚无缥缈、脱离现实的诗学生们已经不爱读”，而且那种诗歌“从内容上来说，脱离现实，脱离现代人的思想感情”，“矫揉造作，虚情假意”，“语言晦涩，不合文法”，“太自由化”……这位诸葛先生真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居然以为北岛、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早已烟消云散了，如此偏狭无知，何足论哉。
其三，自以为是，缺乏必要的自我批评与自我反省的精神。作为被批评的诗人之一，柯岩在这场论争中最为活跃，又是《致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并中国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的信》（见刘贻清主编《改革还是改向》，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4月版），又是《致〈星星〉诗刊主编杨牧的公开信》。其信中没有一句提及批评意见中可能存在的中肯之处，反省自己作品中可能存在的缺点或局限，以及对读者对青少年学生的歉疚和不安，却只是一味地自以为是，在公开信中这样教训《星星诗刊》主编：“直至区区如我者，点了一大批诗人的名”，“你想过他们的这些诗曾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么？知道这些诗人和他们的诗教育了几代人健康成长么？能想到直到今日他们在人民群众感情中的分量么？”
被批评者如此，被批评者的辩护士亦复如此。例如《华夏诗报》2000年8月25日刊载胡世宗《新诗光芒谁能泯灭？》一文，对陈良运所谓“政治思想主题明朗而艺术较次或很差的作品，乘机进入了语文课本”表示反对，认为陈良运的观点自相矛盾，“自打嘴巴”。他说：“谁都知道，任何经过历史和群众检验过的名篇，它不只既有凝重的思想深度，又有很高的艺术水平”，“上述他所否定的诗作，就曾经在历史上长期‘存在’过，而且是被历史肯定过的名篇，也就是思想主题和艺术创造都达到了和谐统一的、水平很高的作品。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它的光芒任谁都抹杀不了。”这种 “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实在蹩脚，他忘了，人们现在对于这些诗歌的批评与质疑，仍然属于“历史和群众检验”。卫道士们总是把“早有定论”、“早有定评”、“经过历史和群众检验过的”之类的话挂在嘴边，实在是一种不好的习惯，总让人联想到文化专制和话语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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