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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补充韩锡麟了解到的一个情况:
见习生人数是怎么确定的:
根据著名的“坏人占百分之五”的御定标准计算,重庆一师1958级学生是250名(五个班,每班50人)乘以5/100,即得12人之数。据昨天见面的同班同学胡君告知,他正处在边缘,如果比例再高一点,他就进来了。他分配到南桐矿区(即今万盛经开区)的高山小学,也是一种惩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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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混帐逻辑!害人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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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点此文的背景材料(摘自网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次政治运动中,未成年的中学生也成了打击对象。在“大跃进”祸害最深,大饥荒持续最长的四川省,1958年春天曾开展了一场在中学生中“肃反”和“反右”的“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四川省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未能取得让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立大功”的“成就”,李井泉便创造性地在中学生中推动了1958年的“肃反”和“反右”运动。由于“反右”运动余波荡漾,人们普遍心有余悸,运动的发动者即使想“引蛇出洞”也困难重重。尤其是对这些只有16到17岁、平时忙于做题、背书、打球的孩子,要让他们“放出反动言论”,显然并非易事。于是,在李井泉的指导下,各级干部施以欺骗诱惑、挑逗暗示、误导唆使等全套功夫来拖人下水。从1958年1月25日起,在成都市集中了该市全体高中应届毕业生2,980人,进行为期3个多星期的集训。事先,主办者对孩子们“按进步、中间、落后、反动”4类作政治“排队”;然后信誓旦旦地宣布,“这次社会主义教育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反右”,还以动听的“党给青年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党从来没有让青年去上当”的“贴心话”,来教唆被归为3类、4类的高中生,让他们“大胆地放,坚决地放,彻底地放”。[13]一旦这些孩子中了“引蛇出洞”之计,懵里懵懂地讲出了一些主办者们需要的话,便风云突变,组织对这些孩子们的大规模的“批斗会”,给他们套上“反动分子”的帽子。这一运动由成都市推向整個四川,從重庆、绵阳、广元、自贡、內江一直到达縣、涪陵、温江、泸州等地,連甘孜、涼山等少数民族地区也未能幸免。据后来统计,全川各地划为3、4类的少年超过3,200人,占当年全省高中和中专1万名应届毕业生的30%以上;有一个县甚至把运动扩大到初中学生里,造出了全川最年幼的“反党分子”——年仅13岁!被迫害者不仅永久失去了升学的资格,不少人还被逮捕劳教,至少成为长期的“群众专政”对象。1978年以后走上文坛的周克芹和贺星寒当年是四川省农业专科学校和成都市第九中学的优秀生,1958年被这两个学校分别宣布为“坏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政治上遭受20余年的摧残,“文革”后两人都不幸在创作旺盛的中年相继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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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运动,简直可以称为是丧失人性,令人发指的暴行。但愿乾坤朗朗,这种暴行永远不要再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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