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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对象: 万龙生
采 访 者：蒋登科
访谈地点：网络交流、电子邮件
访谈时间：2009年12月10-11日
万龙生简历：
万龙生，笔名余见，网名诗酒自娱。男，1941年生于湖南衡阳，1949年迁居重庆。自幼热爱诗歌，1957年即在《星星》诗刊发表处女作。从事教育、文化、新闻工作共42年，2003年由重庆日报社退休。
早年命途多舛，直到新时期以来，才得圆文学之梦。先后在各种报刊发表诗文数以百计，出版诗文集多种，获得多种奖励。曾任江北区文化馆长、文化局长、文联专职副主席，《重庆日报》副刊部主任，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评论委员会主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重庆市诗词学会副会长、《重庆文学》副主编、世界汉诗学会副会长兼格律体新诗委员会主任、“东方诗风”论坛站长及《东方诗风》诗刊社长、西南大学诗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重庆艺苑》编委。
虽然也从事文学评论、散文创作，但是在文学领域最热爱的还是诗歌。从青年时代起，就深受闻一多、何其芳影响，致力于新诗格律建设，近20年来渐入佳境，于创作与理论研究均有建树，在业界产生较大影响。
蒋：我们是老朋友了，甚至可以说是忘年交。这次访谈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您对自己和重庆诗歌的一些看法。在重庆诗坛上，你是个多面手，既写新诗，也写旧体诗、散文，同时从事诗歌研究。但我想了解的主要是新诗方面的问题。
万：接到你提供的访谈提纲，作为一个诗爱者，一个30年来重庆诗歌发展过程的亲历者，我很乐意接受访谈，交上自己的一份考卷。我将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尊重事实的原则，无所忌讳地直抒己见。
正如你所说，我在这里首先要撇清一个概念，我们只谈新诗，不包括已经复苏的诗词（最近重庆诗词学会认同“国诗”概念，已将旗下的《重庆诗词》更名为《重庆国诗》，此属全国首创）。相信这也是你的本意。
蒋：是的，我们主要谈新诗。首先我想了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诗歌创作的？最初的创作动力是什么？后来能够坚持创作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万：我是1954年下半年，在重庆市农业学校初中部读三上时开始诗歌习作的。在老师讲解何其芳诗作《生活是多么广阔》以后，对诗歌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试着学写诗歌的。后来升入重庆一师，有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拟出油印刊物《启明》，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打成“反动小集团” ，从此遭受厄运，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20余年。在那漫长的岁月里，对诗歌的热爱成为精神的重要支柱，读诗、写诗成为我生活的重要内容，阴暗日子的一缕阳光，获取珍稀之快乐的来源。不敢触及政治，就以爱情、友谊、自然为题材，追求纯美诗情。烧毁过，也留下了不少作品。这种情形，在我后来若干回忆性质的文章里多有记叙。这三个方面，一直是我诗作的重要“主题区”。
蒋：你出版过多少部诗集？还出版过其他类型的著作吗？你的代表作是什么？你认为一个诗人的代表作的特点主要有哪些，或者这些作品何以成为代表作？你认为拥有代表作是不是一个诗人获得艺术名声和艺术地位的基本条件？
万：我出版的诗集有：《戴镣之舞》、《献给永远的情人》、《万龙生现代格律诗选》、《十四行、八行诗百首》，诗论集《诗路之思》及散文集《云影集》、《云影续集》，另外在《巴渝诗词十五家》占有一席之地。此外，还参编过若干种诗歌选本、论著、刊物。
就诗集而言，我的代表作可以说是1993年出版的处女诗集《戴镣之舞》和《十四行、八行诗百首》。前者大部分写于“禁锢期”、体现出我为避祸而“隐逸”、远离当时社会诗歌主潮的特色；后者则代表了我着意探索十四行和八行两种诗体所达到的成绩。就诗篇而言，可以举出《献给缪斯》组诗，这是《献给永远的情人》的序诗，后来入选《新中国50年诗选》。这组诗可以视为我的诗歌宣言、理念、经验和理想。
拥有代表作当然是一个诗人获得艺术名声和艺术地位的基本条件。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诗坛几乎是自由诗的一统天下，格律体新诗处于边缘状态，甚至备受歧视、排挤，我的诗歌虽然也引起过一些评论家的注意，不过窃以为其艺术价值却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普遍的重视，评论中涉及的众多作品还没有被赋予“代表作”的定位，这所谓“代表作”还只是我自己的认定。
蒋：你认为你创作的高潮期是在什么时候？当时，重庆以及整个中国新诗的艺术发展情况如何？在你的创作时代，你的创作在整个重庆诗坛上处于什么水平和地位？你的诗歌在题材、主题和表达等方面的最突出特点是什么？
万：我的创作高潮，一是在我的青年时代，那种“地下”状态下；一是退休以后，2004年参与“东方诗风”论坛至今。前一个高潮，是在诗歌被绑上政治战车的年代，其中甚至包括那曾经“没有诗歌”的非常时期，那时能够有那样的创作高潮应该说是一个奇迹；后一个高潮，则是处于整个新诗极端“自由化”的时代，诗歌网络是其强大的推动力。我的格律体新诗是独具特色的，属于“异类” 、“另类” ，与流行的自由诗不具可比性；要说地位与水平，也许要在格律体新诗得到充分发展和普遍认同之后才能凸显。
我的诗歌题材、主题上文说过，我曾这样概括：我的竖琴三条弦：爱情、友谊、大自然。在当代诗人中，对友谊的歌唱，我应是十分突出的一个。我可以说是一个行吟诗人，每次出行，对我来说，都是创作的时机。在表达上，对音乐性的注重是我的突出优点。越是到后期，我越是能够在自己诗歌理念的指导下自觉地进行各种体式的格律体新诗的创作。可以说，诗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之中。
蒋：你提到了“东方诗风”论坛，我知道是你们建立的诗歌网站，作为一个已经年近七旬的人，我发现你对网络交流非常感兴趣，你认为网络对于诗歌交流、发展到底有多大的用处？如何体现出来？对诗歌发展而言，网络是不是也存在负面影响？
万：网络是诗爱者自由创作、自由交流、自由评论的园地和平台，是无助的“诗民”打破“诗阀”垄断，实现自己“诗权”的法宝，对于诗歌的发展起到了日益巨大的作用，是诗歌未来的希望所在。现在一些诗坛的既得利益者以权贵的姿态对诗歌论坛指手画脚，妄加菲薄，其实表现了他们内心的空虚、不安与恐怖。前年诗歌网民对“梨花体”的恶搞，是民间“诗心”的大示威、是其力量的大检阅。网络对普及诗歌知识、引起诗歌兴趣、培养诗歌人才的益处，是那些官办诗刊所望尘莫及的。常常有人说网络诗歌“泥沙俱下”，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呢？你们那些堂而皇之的刊物又发表了好多佳作？笼而统之说网络诗歌质量低下，纯粹是一派胡言。依我看，看不到其中的好作品不是不屑一顾就是有眼无珠。目前，出现了网络诗歌与纸质刊物结合的倾向，这无疑是提升网络诗歌，进而促进整个诗歌事业的大好势头。
蒋：能够具体谈谈“东方诗风”论坛和你了解的其他诗歌网站吗？
万：网络诗歌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兴起，是中国诗歌的头等大事。重庆诗人也不甘落后，1998年底年就由青年诗人李元胜、欧阳斌、何房子等创办了“界限”诗歌论坛，迄今已有10年历史，在全国诗歌论坛中也算得一个响当当的“角色” 。最近，由重庆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界限诗人丛书”和《界限：中国网络诗歌运动十年精选》，是其成果的检阅。关于“界限”，我只能谈谈这样一个大概。
“东方诗风”论坛的前身的“古典新诗苑”，发端于2001年。当时，几位诗歌青年为了打破晦涩难懂的“先锋”诗歌对诗坛的垄断，提出诗歌要“回归大众，回归现实，回归传统”的观点，在“古风网”成立了“古典新诗论坛”，然后经过发展壮大，于2004年成立了独立的网站“古典新诗苑”。2005年7月，我到合肥参加了齐云组织的诗友聚会，商定论坛更名为“东方诗风”，率先将“现代格律诗”更名为“格律体新诗”，如今这一名称已为业内普遍认可。从此，她成为一个以新诗格律建设为发展方向，以建立格律体新诗为论坛的奋斗目标的极具特色的诗歌论坛。此后，该论坛每年聚会一次，开展采风，研讨活动，形成了传统。2007年，论坛主要成员聚集重庆，决定组建以我站长，宋煜姝、刘年、王世忠、王端诚为管理员的核心团队，而各个板块的版主中，重庆已达6人。于是论坛的中心便自然转移到重庆。近年来，“东方”诗友对格律体新诗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化，使之渐成系统；而其创作成绩也很显著，影响逐渐扩大。
蒋：在你近年的文章、报告中，我经常见到“格律体新诗”这个术语，你刚刚也提到了。我们过去通常使用的是“现代格律诗”，而你们把它更名为“格律体新诗”并坚持使用，吕进教授好像也是认同的。你能谈谈这种改变的动因吗？在你看来，二者的区别究竟有哪些？
万：这个问题，实际上在我执笔的《现代诗歌文体论》第五章《格律体新诗》一开头就讲明白了。该书是吕进教授主编的，当然就意味着他对这一术语的更名是持赞同态度的。在诗词已经复兴的今天，继续使用“现代格律诗”概念，容易与当代诗词混淆：它们不也是“现代（的）格律诗”吗？如今，“格律体新诗”与“自由体新诗”对举，明确地提示了她应有的位置，那种“新诗即自由诗”、“自由诗即新诗”的错误观念也就被化解于无形之中。目前它已经在网络上通行，也进入了一些正式出版的书籍与论文。完全由她取代“现代格律诗”已经是可以预期的事情，不过早迟而已。
蒋：网络作为诗歌交流的平台很重要，重庆诗人已经率先涉足，那么就你的了解，平面诗刊或者说纸质诗刊在重庆的发展情形如何呢？
万：诗歌报刊是诗歌的重要载体，对于诗歌的发展起到极其重大的作用。抗战期间，重庆的诗刊众多，支撑起“重镇”的局面。1949年以后，诗刊在重庆绝迹，直至新时期，方才有诗刊重新出现。1980年代后期，江北区文联所属重庆香国诗书画会办起了《香国》诗刊，重庆诗歌研究会办起了《银杏》诗报，一时显得生机勃勃，可惜由于我的调离，二刊维持的时间不长。记得野鬼的处女作就是在《香国》发表的。《银杏》的刊名分别是由臧克家和流沙河题写的，发表过好些外地诗人的作品和译诗。
重庆新诗学会创办的《银河系》是本市创办较早并维持至今，面向全国，影响最大的民间诗刊。目前由黄兴邦任执行主编，详细情况可请他提供。
“东方诗风”论坛于2008年4月办起了《东方诗风》诗刊，这是国内“无独有偶”的以倡导格律体新诗为其宗旨的、有着鲜明性格特征的诗歌刊物（另一家是成都的《格律体新诗》，大体上同时创刊）。该刊充分体现论坛宗旨，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密切结合，至今已出版3期，在国内得到广泛好评。该刊与世界汉诗学会格律体新诗委员会联合主办，以倡导新诗“二次革命”著称的西南大学诗学研究中心同意为该刊提供学术支持，吕进、周拥军为名誉社长，梁上泉、陈本益、蒋登科、梁笑梅为顾问，我为社长，王端诚为主编，王世忠、宋煜姝、刘年为副主编。该刊除按格律体新诗体例分类编排，发表了大量让人耳目一新的格律体新诗外，也发表了《中国格律体新诗简史》（沈用大）等重要理论文章，对于推广格律体新诗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在该刊发表作品的诗人数以百计。该刊的问世使重庆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格律体新诗基地。
《重庆国诗》是重庆市诗词学会主办的以发表中国传统诗词的刊物，创办至今已近20年，由于经费短缺，没有一定刊期。从2007年起，得以保持每半年出版一期。以前由王端诚主编，蒲健夫、陈仁德任副主编；2008年下半年起，由汪崇义接任主编，陈仁德任执行主编。该刊以诗词为主，近年来，以一定篇幅发表格律体新诗，也发表有关格律体新诗的论文，以展示中国新诗是最新发展态势。
重庆另一家以发表诗词为主的刊物是重庆市文史馆主办的《重庆艺苑》，现任主编林达开，副主编郭太国、李大刚。该刊系季刊，已出78期，今年正值创刊20周年。每期16开4印张，分两栏直排，容量很大，每期发稿量达数百首之多。不但面向全国征稿，更广泛联系港澳台与海外诗人，以大量篇幅发表他们的作品。该刊还致力于发掘诗词遗产，以“沧海遗珠”栏目发表已故诗人的作品；对于抗战期间的爱国主义作品尤为珍视，特辟了“抗日史咏”栏目。该刊也发表少量新诗，先后由野谷、梁上泉主编，从今年秋季号（77期）开始，其新诗部分由我接手，着重发表格律体新诗。
南岸区诗缘社办有4开《诗缘》报兼发诗词、新诗,由唐元龙主编。
杨本泉、张天授创办了《小诗原》报（我曾一度参与，后因故退出），张天授病故后由杨独力支撑。如今杨年事已高，无人接班，即将停办。
《微型诗报》也是重庆有特色的一份诗报，可请有关人士提供资料。
此外，办刊历史较长，有一定影响的还有万州的《三峡诗刊》。重庆各区县诗词组织创办了若干诗词刊物，大多兼发新诗。
蒋：你认为决定一个诗人创作实绩的元素主要有哪些？在你的创作过程中,主要受到那些诗人或者作家的影响或启发?你认为知识积累对于诗歌写作有什么影响？
万：我认为决定一个诗人创作实绩的元素主要是其作品的真正价值：有什么艺术特色、魅力，是不是得到读者的喜爱，是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在我的创作中，早期受英国、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和普希金的影响很大，在形式上深受新月派的影响，直接接受了闻一多的理论主张，并予以实践，直到加以发挥，发展。我也一直得到中国古典诗歌的濡染，尤其是受到唐诗的熏陶。
具有广博的知识，无疑是一个诗人应有的修养。陆游说得好，功夫在诗外。多识于草木虫鱼之名，是说自然知识，诗人当然也应该掌握社会、生活知识，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诗人需要的知识真是太多了。至于艺术的专业知识当然更不在话下。
蒋 ：你认为读者的评价、学者的研究、作品进入教材和受到文学史的关注等对于一个诗人的成名是不是具有重要作用？你的作品在这些方面的情况如何？
万：读者的评价、学者的研究、作品进入教材和受到文学史的关注当然是很重要的。我很在乎读者的评价，现在主要注意诗友在论坛的跟帖；学者的研究、教科书的入选以及文学史的关注，我以为也是作为诗人存在价值的一种体现，值得重视。评论我的长文与短论都有一些，可以编一本书了，我感谢这些作者的肯定与鼓励。我的作品进入选本不算少，教科书里还找不到。在《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重庆20世纪文学史》和《十四行诗在中国》、《中国格律体新诗简史》中有关于我的论述。
蒋：你能够简单谈谈评论界对你的介绍、研究情况吗？这些信息对我们从多方面了解一个诗人还是很有帮助的。
万：对我的几本诗集都有过评论，发表发表在《当代文坛》、《四川日报》、《中外诗歌研究》、《重庆晚报》、《现代工人报》等报刊上；对我整个诗歌创作的进行论述的长文有好几篇，发表在一些大学的学报上。上面提到的几种史书也是对我作了总体评价。一般都是肯定我在诗歌形式上探索的成果。对我的十四行诗评价较高。21世纪以来，我主要从事网络诗歌活动，远离主流诗坛，评论界对我很少关注。说实话，对此我也不以为意。我经常是：行吟，并快乐着。
蒋：顺着这个话题说下去，你可否从一个诗人兼评论家的角度谈谈你对重庆的诗歌研究方面的情况？
万：创作和评论是诗歌的两翼，诗歌的研究与评论对于诗歌的推动与促进，其作用之重大是毋庸置疑的。重庆的诗歌的研究与评论，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新时期之初，诗歌评论界即分为传统派、先锋派与中间派。中间派又称“上园派”，在三派中影响最长远，力量最雄厚，重庆的吕进则是其公认的代表人物，也是其中活力最强的领军人物。如果仅仅是吕进一人，不足以言重庆的整体诗评实力，而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建立与发展，其对中国诗歌的巨大贡献，才使重庆成为诗歌理论与研究的重镇。一方面，她是一座诗学研究的大本营，一方面，她又是一个功能卓著的孵化器，不断向全国输送诗学人才。2004年至今，连续举行三届华文诗学诗名家国际论坛，揭起新诗“二次革命”的大旗，更使其影响及于国外。
整个重庆的诗歌研究与评论队伍是可观的，如果要列举名单，择其要者，可以举出：吕进、邹绛、陈本益、蒋登科、梁笑梅、向天渊、熊辉、李怡、周晓风、刘静、赵心宪、马立鞭、余见。
蒋：你是湖南人，成年之后就到了重庆，重庆在重庆工作和创作，可以说经历了两种不同的地域文化。你认为地域文化对一个诗人的创作有多大影响？坚持相对恒定的题材和主题对诗人的成名有什么帮助吗？
万：地域文化对一个诗人的影响肯定是存在的，其程度却因人而异。可能时代和阅历对诗人的影响更具有根本的意义。诗人作品的地方色彩，有的浓厚，有的则相对淡薄。我自己的作品就没有明显的“重庆特色”。
至于坚持相对恒定的题材和主题，我觉得对于形成一个诗人的创作特色与风格是很重要的，有时候甚至具有决定性意义。当然，诗人也不应该画地为牢，一成不变。既要坚持特点，也要有所扩展。在那三大题材之外，我后期的创作也有较大的扩展。
蒋：在艺术探索的过程中，你遇到的主要困扰有哪些？最终是如何解决的？
万：在练习格律体新诗的过程中，我遇到限制与自由的矛盾。因为认识到在限制中求自由乃是一切艺术的铁则，我在掌握规则上狠下功夫，不断地琢磨、调试，务求合律而后已，目前已经到了不觉得受到什么束缚的地步。那种不受任何约束，“天马行空”的方式与我无缘，我已经写不来自由诗了。
在表达上经常会遇到明白与含蓄的矛盾，如何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使之明白而不直露，含蓄而不晦涩，不可能一劳永逸，这样的努力贯穿于每一首诗的创作过程之中。这一问题永远在解决之中，只有创作停止，探索才会停止。
蒋：你认为，重庆诗歌的整体水平在全国处于什么位置？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你可以分时段来谈。
万：我对于目前整个中国新诗创作的现状很不满意，重庆也没有多少值得夸耀之处。主要问题还是诗不像诗，失去了自我，以“贵族”自居，以“小众”自诩，自外于，或“自上”于读众，走的是一条“自闭”之路，弄不好会走上“自毙”之路。
也许是孤芳自赏，我可以毫不讳言，重庆作为新诗二次革命的策源地，其格律体新诗的创作与研究，也在全国占据了前沿阵地。
如果分时段来谈，则1980年代前半期是重庆诗歌的黄金时代，或曰华彩乐章。
蒋：许多人认为，重庆是中国诗歌的重镇，你赞同这个说法吗？你认为一个地区成为诗歌重镇的基本要素应该有那些？重庆的诗歌是不是具有这些要素？
万；据知，“重庆是诗歌重镇”的说法出自某外地诗人之口，并非严谨的科学论断。一些重庆诗歌界人士遂引以为荣。我认为，应该说重庆曾经是中国诗歌的重镇，或曾经的中国诗歌重镇。这包含两个时期：抗战期间和上文说到的1980年代。抗战时期重庆的辉煌诗史（包括以饮河诗社为代表的诗词创作）也是整个中国诗歌史上的“重头戏”，已成历史沉积；而1980年代前期的重庆诗歌也确实呈现了繁荣景象，堪称中国诗歌重镇，但那时的优秀歌手大多已经风采不再，甚至停止了歌唱，诗歌重镇的桂冠已经褪色。
一个地区成为诗歌重镇的基本要素是存在一大群优秀的诗人、理论家，他们的作品与论著在全国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重庆的诗歌现在是跛脚的：理论长，创作短。要说是国内诗歌研究与评论的重镇，已是不容否认的事实。须待何时，重庆才能全面恢复诗歌重镇的光荣，尚在未定之天。
蒋：你认为20世纪的重庆诗坛上具有代表性的诗人有那些，可以按照不同时期来分别罗列？
万：抗战时期情况比较复杂，外来者居多，就不提了，只开列两个时段的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名单：
“十七年”：梁上泉、陆棨、高缨、雁翼、孙静轩；
“新时期”：方敬、沙鸥、石天河、杨山、穆仁、余薇野、梁上泉（以上老诗人），李钢、付天琳、徐国志、培贵、柯愈勋、李元胜（以上中青年），张继楼（儿童诗），邹绛、万龙生、王端诚（以上格律体新诗），谭明（乌江诗人群），柏铭久（三峡诗人群），冉庄（少数民族）。
蒋：你认为重庆诗歌创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如何解决？
万：全国诗歌存在的问题，也是重庆诗歌存在的问题，已见前述。诗歌的问题只能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得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存在年深月久，积重难返，要扭转局面非短期可以凑效，不容乐观。
蒋：有些诗人在创作时名声好像很大，但他停止创作后，其作品几乎没有人给予关注而逐渐销声匿迹，你认为造成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有哪些？你觉得你的创作是否会面临这样的情况？
万：那是因为那些作品只是一种潮流的产物，时过境迁，就不再具有独立的价值。我在《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卷一第三章举过的《重返杨柳村》（陆棨）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个案。我本来就诗名不彰（许多人，甚至亲近的朋友都认为我文胜于诗），当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不过与这样的情况相反也未可知。
蒋：在上世纪80年代，重庆诗人曾获得过全国新诗（诗集）奖，而开始评选鲁迅文学奖以来，重庆还没有一位诗人获奖，你认为这是艺术水平问题还是评奖规则问题？就你的了解，重庆的哪些诗人具有冲击鲁迅文学奖的实力或者潜力？你认为这种状况和诗歌重镇的名声是不是相协调的？
万：得了鲁迅文学奖又怎么的？评了这么多届，我看那些获奖作品被评委们吹得天花乱坠，又有多少真正的“好货” ？评奖规则、制度怎么样，评奖中有不有猫腻，都无须计较。我看发轫的那两次“新诗奖”还真压秤！于坚不是得鲁奖了吗？结果不是闹出了丑闻，弄得沸沸扬扬吗！
重庆的诗人们还是认认真真写诗而不是玩诗，莫去考虑这奖那奖吧。功到自然成，渠成水自来。
蒋：有些诗人注重宣传，包括举行各种研讨会、在报刊上邀请名人撰写评论文章等，你认为这对于提高诗人的地位和影响是否有帮助？
万：沽名钓誉，急功近利，往往事与愿违，甚至适得其反。这样的“诗外功夫”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只会产生副作用。
当然如果不是诗人自己“运作”甚至“资助”的研讨会，正常的诗歌评论活动还是非常重要的，对于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蒋：你认为重庆诗歌要实现进一步发展，诗人、评论家和有关组织应该从哪些方面努力？你愿意在这个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万：热爱诗歌，迷恋诗歌，愿意“为伊消得人憔悴”，才是真诗人。诗歌有自身的发展演变规律，实现“二次革命”提出的三大任务是中国诗歌的康庄大道。我愿一如既往，团结志同道合的诗友，为诗体建设的成功，即格律体新诗的最终确立而不计成败利钝，不遗余力，尽有生之年努力奋斗。
蒋：我们的交流非常有意思，我很喜欢你那种直率的风格，有什么想法就说出来，不虚伪。我设计这个访谈的课题，主要目的就是要保存一些资料，同时也了解不同时期的重庆诗人对自己、对重庆诗歌的真实看法。至少在你这里，我获得了比较满意的收获。谢谢你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