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6月4日上午，在重庆市花卉园南国风情食府，参加了王正平先生80寿诞暨重庆市农业学校初中部1955届同学入学60年纪念活动。到场校友大多为伉俪同往，坐满3桌，估算约15位校友参加。令我喜出望外的是，93高龄的体育老师王自华先生也偕其夫人在长子陪同下自北碚赶来，真是太难得了！
遇到这些久别重逢的老校友，虽然无复青春旧貌，然而忆起60年前往事，还是那样鲜活，一桩桩，一件件，历历在目，恍然如昨。
1952年秋季招生，重庆市高工、高商、高农3所中专试行五年一贯制，联合招收小学毕业生。由于吃饭不要钱，报考者蜂涌而至，达1万人以上。是年我11岁，从江北区（即原莫干村小学、民国兵工署21兵工厂子弟小学）毕业，也挤进报考行列，并且有幸被重庆市巴县农业学校录取。这就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改变了我的命运。当然也才有可能参加这天的聚会哟。
为什么呢？就在这年的5月，我成了没爹的孩子。父亲万阐蕴因为冤案瘐毙于石板坡狱中。原来，1949年9月，母亲陈佩蕑携我远自湖南衡阳前来投奔父亲。父亲当时在位于重庆江北陈家馆的21厂（1949年后改名456厂）任技术员。他是在兵工大学应用化学系毕业后分配去那里工作的。该厂是因为抗战，由金陵兵工厂和汉阳兵工厂合并西迁的，对抗战做过巨大贡献。解放后，他工作努力，争取进步，颇得重用，担任了厂理化室主任。哪知天有不测风云，横祸飞来：1951年上半年某个时候，朝鲜战场发射了哑炮，查找来源，系456厂生产，认为是阶级敌人破坏，于是追查责任，抓人达数十人之多！父亲是技术负责人，又有兵工大学背景，自然难免于难。一干人等入狱不久，即因在全国开展三反运动，遂使该案的办案受到拖延。父亲自己遭受冤屈，每日受劳役之苦，又担心我们母子举目无亲，生活无着，心力交瘁，乃难以支持，不幸亡故。母亲得此噩耗，愤而拒绝收尸，至今不知吾父骨葬何处也。只是若干年后，象征性地安置了父母合葬墓，以供祭悼。母亲和我忍辱负重，背了30年“反革命家属”黑锅，直到1982年父亲冤案得以平反才终于解脱！苦命的母亲总算死能瞑目了。这是后话。
再说当年吧。幸好在父亲出事前，母亲身为职业女性，不惯家务，已经进了西南总工会办的托儿保育训练班，参加了456厂托儿所的创办工作。不过工资极低，每月仅有20个“折实单位”，约合人民币12元。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考入市巴农，自己解决了吃饭问题，其意义是何等重大！真不敢设想，如果那时落榜，又将如何？所以说“改变命运”决非夸张啊！
记得我是在渝中区两路口小学参加考试的。有一天就过江去，记不起怎么胡乱对付了一晚（似乎是打地铺吧，反正没钱住旅馆），次日参加考试。想必当时没有怎么在学校贯彻“阶级路线”，也没有什么严格的“政审”，主要看成绩高低录取吧，我才得以脱颖而出，名列《重庆日报》发布的录取名单。这是我的名字首次在印刷品中出现。这一结果，带给母亲的安慰和喜悦，可想而知。上万名考生，一个学校只招收两个班，大约110人，顶多千分之三的录取率，好悬哟！
9月初的一天，我带着简单的行李，从两路口乘马车去杨家坪 ，然后步行到十余里外的马王场，再走几里石板路，到设在黄金庵是市巴农报到，开始了3年难忘的初中生活。
二
我们市巴农两个班，一个农艺班，一个畜牧兽医班。我分在农艺班，而王正平在兽医班。原计划是头两年学文化，后三年学专业，然后毕业分配相应的工作。可是计划没有变化快，一年后就取消了五年一贯制，我们改为初中班，允许毕业后自由报考学校。于是我们成了乙班，正平他们是甲班。可喜的是照样享受中专待遇，吃饭不要钱。
我们三年的初中生活，除了提供伙食费，还有一个奇特之处，就是三年换了三个校址，一处比一处好！
一年级在黄金庵，那是一座真正的庙子呢。第一学期在操场边上的一排平房里上课，晚自习点油灯，一灯如豆，同桌共灯。住在庙里，打地铺，我们叫“挤猪儿觉觉”，经常翻滚打闹，熄灯了还不肯收场，得生活老师监督“弹压”。用的是井水，井在操场边儿上。还好，第二学期修了一幢教学楼，一个教室一盏煤气灯，嘶嘶响，亮着呢。如今这物事儿怕没有了吧。原来的教室就改作寝室了，睡上了高低铺。
周围完全是农村。星期天不怎么回家。同学们常常去扯野葱、侧耳根，洗净了，花几分钱打一点酱油、醋，凉拌吃，可香哩！记得上体育课，曾经由周邦槐老师带着到黄金庵后面山上的堰塘里上体育课，一人一根楠竹棒当救生圈，好玩极了。还记得后来考上长江航运学校，最终做了远洋船长的李肇明（这天也到场的，他夫人全程录像，事后制作了题为《怀念磨滩河》的录像带），有时候逃课，带着弹弓满山转悠打鸟儿，我也当过他的跟班儿。
第二学年，我们就告别了黄金庵。因为市巴农与位于江北区董家溪的重庆市农业学校合并，也搬到董家溪了。这里就好多了，是一所像模像样的学校，礼堂、饭厅一应俱全，也有了电灯、自来水，生活方便。而我则更得“地利”，离家不远，步行不成问题。董家溪与陈家馆之间往返，那时要经过相国寺，河边停满木船，河坝热闹得很哩！学校也在嘉陵江畔，晚自习我们有时候偷偷溜到街上茶馆外边听评书，不买茶，在外边听“么嗬”。讲的是《说唐》、《说岳》、《三侠五义》之类，别提那吸引力好大了。想来王正平对于评书的兴趣与此不无关系吧。
在这里也只呆了一年。1954年夏天以后，校园易主，原址办起了重庆市第19中学；再往后则扩大成为渝州大学；如今这里更是面目全非，成为重庆工商大学江北分部了。丢弃渝州大学的金字招牌不是明智之举，也曾遭到抵制，最后还是权力取得了胜利，一叹！
第三学年，更上层楼。学校竟又搬到北碚歇马场，那是一座崭新的校园，建在磨滩河畔，天马寨下，风景如画，美似桃源。正是在这里，我们结束了无忧无虑的初中生活，留下了隽永的尾声，永远难忘的记忆。这也是我们许多学友一生中的华彩乐章。
对于我个人，这里更具有纪念意义。我的文学梦是在这里萌发的，后来能够开花结果，追根溯源，总得回到这个圣地。那是1954年初冬吧，在语文课堂上，沈超先生教授何其芳的名作《生活是多么广阔》，谈到“诗往往是诗人感情激动，不能抑制时，诉诸文字的产物”。其后不久，天气已经有些冷了，我参加了为校园搬运、栽种冬青树苗的劳动，想到就快毕业，今后这些树苗会成长起来，美化校园，留下我们劳动的纪念，心情非常激动。于是我想到沈老师传授的关于诗的产生的知识，就觉得该写诗了，于是产生了我毕生最早的诗歌习作。其后一发不可收拾，一有所感，便写些分行文字，并且立下志愿，今后要做一个诗人！从此以后，几十年间，无论我处于何等环境，都没有忘记诗歌，毕生受诗之惠，蒙诗赐福，甚至靠诗度过难关！
初中三年，没齿难忘。。以至校友们多年以后还能相聚一堂，实在不易。甲班的计本立同学更是闻讯从千里外的四川雅安特地赶来，不能不令人感动。为什么这样珍惜那美好的时光呢？究其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校风很好，同学们亲如兄弟，教师爱生如子，班集体就是一个大家庭，我们的班主任胡信琳先生就被叫做“班妈妈”呢！再说，那时“血统论”还不盛行，就连我这样的“反革命子女”也没有遭到歧视，反而因为年纪小而备受宠爱，就连缺点也能容忍，有一点长处就得到发挥。例如我作文好，就当上了班上的墙报委员，后来开始写诗，尽管非常幼稚，却得到一个“小诗人”的昵称。胡信琳先生排练了一台话剧《春风吹到诺敏河》，我饰演老社长的儿子，此次演社长的李盛德就经常拍我的肩膀叫“幺儿”了。他后来在天津工作，当过厂长，曾经到江北区找我叙旧，几年前过世了。
这就难怪，在1955年夏天，学业完成，临别的前夜，我们是那样依依不舍，唏嘘之声至今还在耳畔回响。可惜，我临别前写的那首同学们一致赞赏的长诗在文革中毁弃了。
三
话说回来，还是谈谈这天聚会的发起人、主持人王正平吧。在我们那两个班里，他算得上一位如今所谓的“成功人士”了。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典范。关于他，我直接引用《贺王正平君八十初度并同班校友初中入学60周年并序》来作介绍吧：
正平君年长，初中毕业后即参加工作，因酷爱艺术，早年即得缘拜已故大师程梓贤先生为师，成为沙坪坝区专业评书艺人。后又调任江北区文化馆文学、曲艺干部，除口头讲述外，更涉足故事、评书创作领域，硕果累累。由于其贡献、影响甚大，当选为江北区人大常委、重庆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退休后仍笔耕不辍，从事传统评书艺术的整理、研究工作，成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江北评书”项目之传承人。
需要补充的是，他的职称为副研究馆员。他的代表作有《心心咖啡店》（与程梓贤合著）、《凌汤圆》、《碧血双枪》。作为他一生从事评书创作的总结，《王正平评书作品选》一书也即将出版。我应邀为此书作序，在此也不妨引用其中一段：
说起来王正平的学历不过初中毕业，如果只是应付说评书、教评书的需要，似乎也用不着多么高深的文化程度（更需要的是社会知识，而许多历史地理常识是得自师傅口传）。几十年里，他还对若干大书进行了记录整理增益，使之不致失传，更加完善，例如《王三槐反达州》。这就需要文字功夫，不是那点初中文化能够抵事了。而且他还不仅止于此，偏要自辟蹊径，自创新书。多年来，由短篇而中篇而长篇，遂形成属于自己的“库存”。这就不仅需要恶补书面知识，还要尽可能地深入生活，采访人物，务求准备充分，才能投入创作。例如为了写好《碧血双枪》，他多次踏访现场，观察山川，了解民俗。不然哪能产生这部革命历史题材的大书？他的这些自创作品，我以为是为江北评书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它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而这正是他传承江北评书的实绩，也赋予他继续把这一“非无遗产”传承下去的责任。
说起王正平，不能不提他的同班同学马心瑶。因为年龄大，醒事早，他们读书时就开始“耍朋友”。毕业后正平进厂当工人，而马心瑶考取了重庆钢铁学校，毕业后分配到钢铁设计院，成为技术人员。地位的差距这并没有影响真挚的感情，他们多年来相携而行，相濡以沫，风雨同舟，是学友们公认的模范夫妻。几年前，大家还在铁山坪庆祝过他们的金婚呢！
那天，在席间，正平十分动情地当众对他的爱妻说：“我的一切都是你给的！”并且深深地对她鞠了一躬。此刻的马心瑶，已非当年英姿飒爽的长跑冠军，而是满头华发，满脸沟壑，但她却笑得那么开心，一脸的灿烂，羞涩有如少女。
四
王自华先生是一个传奇性人物。身体高大魁梧，据说当年从市篮球队调任体育教师的。后来得知他文笔很好，参加过北碚区某单位的修志工作。他雅好文学，大约十多年前，我们这年级同学回歇马场母校怀旧，并看望几位老师，他曾赠我一些过期刊物呢。这次一见到我也是格外亲切，我一坐到他旁边，他就高兴地告诉我，知道我去过台湾、新马泰，让我吃惊不小。原来，他是从晚报上读到我那两组诗知道我的行踪的。凡是发表你作品的报纸我都要收藏，他这样说。真让我感动啊！
自华先生听觉不灵，又没有带助听器来，所以大多听他断断续续回忆旧事。他甚至谈到曾经与著名七月派诗人曾卓同学呢，颇出我意外。他夫人也84岁了，二老在北碚与次子住在一起，照顾得很好，无忧无虑，安度晚年。想想我们全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了，他恐怕算是唯一健在的老师了吧？
我要讲一讲观察到的动人一幕：午餐后，自华先生叫夫人拿出一叠百元钞，要作为礼金交给正平。正平再三推让，并且说明同学们也是事先说好，不收礼金礼品的。只有我例外，索诗一首。但是到底是学生，拗不过老师，正平只好收下了。
饭后已是午后两点，本来安排了晚餐，考虑到老师高龄，就请他夫妇先行离开。我看见正平悄悄把王公子拉到一边，请他代父亲收回礼金，也是遭到了坚拒。还是我在旁边帮忙劝说：本来该学生孝敬老师，这样不是弄反了吗？怎么使得？何况就是我们也是重在团聚，免了客套呢？如果你不帮忙，正平会于心不安的。这样，这个难题才算解决了。
在那个场合，我独自回首往事，特别怀念我的恩师，我最早的文学导师沈超、胡信琳伉俪。是他们引领我热爱文学，开始习作，这才毕生侍奉缪斯，有了战胜苦难的思想支柱，成就了我这还算充实、颇有价值的人生。
那时的老师们，都是正当盛年，敬业爱生，不但是我们学业长进，而且春风化雨，潜移默化，以其高风懿行滋润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毕生受益。我们后来无论取得了怎样的成就，都是与那时受到的良好教育分不开的。我们也不能不终生感念初中时期的老师们。
五
那天是同学们是在上午十点以后陆续到达南国食府的。久别重逢，叙旧谈心，直至中午聚齐后搬来凳子，在外面坝子合影留念。哪知发现吴梦华和丁寿英两位“失踪“了。一问方知是乙班几位同学相约去园外买生日蛋糕去了，她们走在后面，应该很快回来。哪知左等右等，仍然不见其踪影，估计是“迷路”了。但是一个也不能少啊，于是一面等，一面电话联系。张骊玲拨通了丁寿英的电话，得知她们看到一个路标，距食府仅30米远。不料这30米走了好久也没有到头。大家又急又觉得好笑，只好先拍些“缺席照”。我和正平往来路去探看，却听见一阵欢呼，原来她们出其不意从食府后面找来了。于是请她们入列，一声“茄子”，合影完成，开始进餐。
定做的的蛋糕由店家送来了。于是在正平开场白后，点烛，许愿，吹烛，齐唱生日歌，一切如仪进行。然后就由居中柱夫妇展示他们赠送的一幅牡丹，以及他们找人书写的我那首贺诗，然后由我朗诵。接着有当年以一曲《王大妈要和平》唱响校园的“金嗓子”吴梦华清唱《茉莉花》，只遗憾丁寿英的夫君王汝霖参加音乐活动去了，不然有他的手风琴伴奏效果就更好了。再吃喝一阵，又该我登场，这是事先说好的一个节目，由我朗诵长诗《深情怀念的歌——献给磨滩河》。
这首诗是1974年10月3-4日，两天里如痴如醉，一气呵成的。那时正是文革后期，国家处于浩劫之中，我在江北民办中学教书，个人前途更是渺茫。于是特别怀旧，常常回忆初中那无忧无虑的时日，以及同学们真诚纯洁的友谊。那天突然灵感附身，废寝忘食，写下这首120行的长诗。全诗12节，每节10行，每行5顿，正是何其芳所提倡的现代格律诗。那时只求顿数一致，不考虑字数相同，一韵到底，全用E\O韵。此诗描绘了美若仙境的磨滩河，回忆了初中三年的幸福时光，也表现了写作时心中的迷惘、惆怅。我在朗诵时仿佛又回到了斯时斯地，不禁眼含热泪，同学们也听得入神，结束后报以热烈的掌声。
十余年后，我的个人命运发生根本的转折，这首诗也得见天日，在《银杏》诗报上发表了，王端诚兄曾撰文给与好评。著名诗人冈夫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你的几首大作我都拜读了，尤其是那首《深情怀念的歌》，浓墨重彩，放声高唱，情绪饱满，读来饶有韵味。”这应该算是我的代表作之一。想不到又以这样的方式，为这些特定的的听众“发表”了一次。朗诵之后，我就把1999年出版、选入此诗的《万龙生现代格律诗选》赠送给王自华先生，他十分高兴，特地叮嘱师母放好，别弄卷了书页。
饭后，大部分学友都留了下来，或娱乐，或游园，晚餐后才依依惜别。有人说，这样的聚会有一次就少一次，而我则反其意而言之曰：这样的聚会有一次就多一次！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再见吧，亲爱的校友们！愿有更多的“借口”，使咱们的聚会多几次，再多几次！
2012-6-8写毕于渝州悠见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