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读《榆林诗刊》两篇文章

当今诗词，就叫“国诗”好不好？
——喜读《榆林诗刊》两篇文章

　　　今天收到榆林市诗词学会主办的《榆林诗词》2013年冬季号，读到两篇文章，有如空谷之闻琼英跫音。一为杜铁胜《亟需廓清对诗词的模糊称谓》，意谓对当今诗词作品的称谓除“旧体诗”、“诗词”外均不合适。例如“古诗”，今人所写怎么能以此称之？又如“旧诗”，我所过去写的任何诗作，不是都可以叫做“旧诗”么？再如“格律诗”，易与格律体新诗混淆（很难得作者注意及此），就连大名鼎鼎的马凯先生也是这般叫法呢。而“格律诗词”、“旧体诗词”、“古体诗词”又均属叠床架屋，前面的限制词纯属多余。依杜先生之见，“旧体诗”尚无歧义，不过多少带有歧视倾向，不如迳称“诗词”可也。诚然，这是很确切的称谓。
　　　不过，我以为窃以为刘梦芙先生的意见更加可取。他认为：“目前，诗词的复兴与国学复兴已是双轨并行，不同者是前者侧重于创作，后者侧重于研究······诗友徐晋如说诗词理应正名为‘国诗’（有似国画、国乐），以确立本民族诗歌的地位，我表示支持。”他进一步把“国诗”纳入国学的范畴，寄希望于其“广阔发展的前景和光明灿烂的未来”。（《当代诗词、“国诗”与国学发展》）
　　　其实，徐晋如君的意见早早在几年前就引起重庆诗词界的重视。从2009年的下半年刊起，重庆市诗词学会就经过认真研究，将《重庆诗词》更名为《重庆国诗》并发表了由我撰写的《“国诗”说》，作为改刊词；其后，“东方诗风”论坛和《东方诗风》诗刊也随之正式使用“国诗”概念，《东方诗风》就设立了“国诗之页”。只是几年过去了，反响寥寥，使我等颇感寂寞。
如今，总算从《榆林诗词》听到了一声回响，不能不倍感欣慰。于是我忍不住发出一个微弱的声音：“当今诗词，就叫‘国诗’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