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2013重庆新诗年鉴》有感

　　　　由江津区作家协会和《几江》诗刊编辑部策划、杨平主编的《2013重庆新诗年鉴》世了。这是编辑们穷数月之功，在市内众多诗人支持下完成的一项诗文化工程。其竣工可喜可贺。他们试图以重庆诗人们的创作实绩来印证一个结论：“重庆诗歌，大有希望。”（《编者赘语》）
　　　　新诗成败之争又一次引人注目。《年鉴》的编选正处于在这样的背景之前，不能不令人深长思之。“诗败论”似乎是一个幽灵，始终在中国诗坛徘徊不去。似乎冥冥中存在一个周期，有那么久就会跑出来折腾一番。更有甚者。连“诗亡论”也曾胆敢招摇过市呢。我认为，这是一些恨铁不成钢的爱诗者、忧诗者，而不是目空一切的狂妄者。爱之深，恨之切。忧患意识是他们的出发点。且不说半个世纪前的“迄无成功”之说，最近两次“诗败论”主唱者季羡林和流沙河，也断断乎不会信口胡言。
　　　　在新诗即将百岁的时候，我们的确没有盲目乐观的理由，也没有必要耿耿于怀，硬要争个输赢，必欲驳倒“诗败论”而后快。与其在是成是败上做文章，还不如在探究诗病和寻求治“病”良方上下功夫。苟如此，那就要摸清诗“底”，认清诗“状”，探明诗“路”，以利其未来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彰显出《年鉴》编选、出版的重要价值。这不是什么评功摆好，甚至载入史册的美事。
　　　　通过阅读，窃以为倘以地域划分，这本《年鉴》大抵上展现了重庆新诗界城市、三峡、武陵山、渝西四大集群的阵营、实力、面貌。目前在中国整个新诗版图上居于少数派的格律体新诗，也在其中略占一席之地。这样，《年鉴》就作为一个客观的存在，可以备览，备考，备验。《年鉴》的作用，概在此乎？
　　　　在蒋登科的《重庆诗人访谈录》中，设计了“重庆是不是诗歌重镇”这样的话题，众多的诗人对此认识不同。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读了这本《年鉴》，对此同样会有不同的答案。重庆这样一个中国新诗的样本就搁在那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任其评判吧。
　　　　值得提及的是，《年鉴》不但展示了创作的现状，同时也不忘给予新诗理论、批评以应有的席位。入编的吕进《东南亚华文诗歌的中国参照系》一文揭橥的“诗的公共性”与“诗家语的美”两大问题，也正好触及了重庆当前新诗的短板，因而具有指导意义。蒋登科对于重庆1980年代新诗的描述、论断，则具有“史”的价值。以史为鉴，未尝不可以作为重庆今日新诗的“参照系”。再看唐诗的文章《太像西方诗歌的汉语新诗》一文，在当今中国新诗“西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一针见血，切中肯綮，易于干犯“众怒”，这是需要理论勇气的。比较起来，选文不算多，但是很够分量，不可轻视。
　　　　《年鉴》还对重庆现有八家民办诗刊做了介绍，这也是一种力量的检阅。毕竟在当下，民刊是新诗发表的主要园地。那些孜孜圪圪，克服各种困难，凭着对诗的热爱，无私奉献的志愿者，造就了诗歌事业得以发展的物质条件，集结诗歌队伍的营盘。惜乎扎根重庆、面向全国的两大诗歌论坛《界限》和《东方诗风》没能进入《年鉴》。这也许是传统观念导致的一种忽略吧。
　　　　我还想说的一点是，不论对其作何评价，这本《年鉴》的编选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更何况以一区之力，办全市之事，尤堪赞许。但愿以2013为起点，持之以恒，今后重庆新诗的年鉴年年不缺；还希望《年鉴》能够独立，不要占据了《几江》的刊期。那么，就势必要改变江津独家操办的格局了。到底如何操作，达成可持续发展，有待研究。
　　　　“人间要好诗”，无论过去，现在，将来，都是诗人们不可忽略的呼声。我深信，人在，诗在。假以时日，诗弊可除，诗病可医，诗债可偿，诗梦可圆。那么，我还是相信：
　　　　重庆诗歌，大有希望！补充一句，这个“诗歌”应该包括当代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