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特切夫，现代派，诗歌翻译
——代译序
一
文学译作总得写一篇译序，说说作者的生平，谈谈他的创作，已经成了我们的惯例。这当然也对。可是现在有一种普遍看法，以为没有这样一篇东西，似乎就只是单纯的翻译，谈不上研究成果。那就很值得商榷了。且不说文学翻译本身还有许多需要研究的课题，也不说文学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不同民族的文学交流活动；光说作家作品的研究，在我们这样一个外文很不普及的时期，就处处离不开翻译。不仅错误百出的译文无法用来研究外国作品和外国作家，就是文学性不强的译文，也难当此重任。
对于诗歌，就更是如此。因为诗歌译文本身首先应该是“诗”，应该是在中国人眼里通得过的“诗”。在国外，研究别国文学的成果不光表现在专著。如果哪一年能够出版一部或几部优秀译作，那也要算是很有成果的了。西方各国语文知识和技能非常普及，会不止一种语文的人很多，反而这样重视诗歌翻译，因为没有这样“真正是‘诗’”的诗歌译文，别国诗歌的史论研究就像盖在沙上的房屋一样靠不住。过去中国人所谓“马雅可夫斯基自由体”、“马雅可夫斯基散文美”、“马雅可夫斯基不押韵”以及什么“中国马体”之类说法在国际上成为笑柄，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因此，对外国诗歌部门来说，翻译不仅仅是一个工具，而是整个部门和一切史论研究的基础。
二
由于苏联时期评价两类诗歌的厚此薄彼，我国读者长期不知道丘特切夫这个诗人的名字。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对他已经有一些译介和评介。虽然还没有出现上个世纪七、八十介绍叶赛宁那样的热潮，但译者中已经有查良铮先生这样著名的诗人了。
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丘特切夫（1803－1873）的生平并不复杂：家庭生活条件不错，受过良好教育，在外交部门任职并曾多年在国外工作，后来又担任过外交部审查外文书刊的官员。个人生活方面，妻子死后第二次结婚，后来又长期有一桩婚外情并育有后代。
费·伊·丘特切夫是俄罗斯诗歌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并没有刻意去“做诗人”，但在他生前，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等许多人就已经给他以极高评价。
1836年，普希金读到丘特切夫的诗，非常兴奋，亲自选了24首在《现代人》杂志发表。1834年，屠格涅夫编定丘特切夫的第一本诗集，并亲写书评。陀斯妥耶夫斯基认为丘特切夫“是第一个哲理诗人，除普希金而外，没有人能和他并列”。列夫·托尔斯泰甚至认为他高于普希金，并且说：“不读丘特切夫，我是活不下去的。”
他的诗之所以受推崇，一是由于哲理诗，二是由于风景诗，三是由于爱情诗。而贯穿其作品的一条主线，就是哲理性和内心世界的发掘。除了单纯的哲理诗之外，他的风景诗和爱情诗，也充满了哲理的思考。
三
自1877年涅克拉索夫逝世之后，俄罗斯诗歌曾暂时处于低潮。1890年代，在法国象征主义影响之下，俄国象征主义勃然兴起；直至二十世纪30年代，在这段短短的时间内，从象征主义到阿克梅派和未来派，形成了俄罗斯现代主义的高潮，史称“白银时代”。
俄罗斯现代派一开始就将丘特切夫奉为鼻祖。法国象征主义对俄国的影响当然不容置疑，但对俄国象征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最终还是俄罗斯本国的诗歌传统。勃留索夫就提到俄罗斯有两种诗歌：以普希金为代表的是关注外部世界和可见世界的诗歌，以丘特切夫为代表的是关注人的意识深层和超感觉世界的诗歌。他还说：“俄罗斯有自己的诗人，不逊于甚至在很多地方超过自己伟大的西方同行。并且，那个常被叫做象征主义的流派，在俄罗斯拥有自己的追随者和天才表达者，要比西方早得多。”丘特切夫的《沉默吧！》和《问题》，被许多俄罗斯现代派诗人推崇备至。曼德尔施塔姆提到《问题》一诗时曾说：“阿克梅派崇敬地举起丘特切夫那块神秘的石头，把它放在他们建筑物的基座上。”而“思想说出来就成了谎言”一句，更成为俄罗斯现代派诗人的座右铭。
四
与此同时，在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下，作为西方文论史中一个重要进程的俄罗斯形式主义在短期内迅速发展起来，并对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二十世纪的西方文论，经历了研究重心从作家到作品和从作品到读者的两个转移；而俄罗斯形式主义，就是第一个转移的标志。因此，后来出现的众多文艺美学新流派，无不将俄罗斯形式主义当作自己的理论发源地。
迄今为止，我们对俄罗斯形式主义的研究，应该说是非常不够的。这种不够，表现在“第一手”的研究非常缺乏。我们研究政治理论常常强调要读原著，有时还要读外文的原著；搞文学也不应该例外。俄罗斯形式主义者们的著作，许多涉及诗歌；而诗歌作品既必须读原文，又不能不研究它们在中文里如何表达。否则，人家对某个诗歌现象举了一个例子，我们既不明白原诗为什么体现了这种现象，又面对一些不能准确体现这种现象的译文，就会很惶惑。而我们如果不掌握一种或多种外文，对世界现代派潮流中很重要的俄罗斯现代派这个分支，特别是对俄罗斯形式主义，就很难有具体而切实的了解。
我说这些话，并不是对某个人或某些人能力的肯定或否定，而是说明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战争和社会大动荡给我们的学术研究留下了多少亟待弥补的空白。说到对俄罗斯形式主义的研究，该弥补的空白很多。除了外语教学的普及和语种的多样化之外，诗歌译法的研究就是一项重头戏。面对大量的西洋格律诗，不能不考虑使用现代汉语的格律诗体去翻译；可是我们不仅至今还没有一种公认的格律规范，而且在是否需要使用现代汉语格律诗去翻译西洋格律诗的问题上还没有取得共识，甚至在诗歌是否可译的问题上也还能偶尔遇到不同的意见。由此可见目前中国诗歌的现实是多么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认识。
五
中国的现代白话创作诗歌从五四运动开始，已经将近一百年了，至今问题成堆。究其原因，恰恰由于文本研究是它的薄弱环节。
白话诗产生于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是文体突变（法定的书面语言短期内由文言变为白话）的产物。语言是诗歌的物质基础。语言的突变，使中国的现代白话创作诗歌和古典诗歌在诗歌形式上的传统中断了，白话新诗等于另起炉灶，因而自由诗一家独大。特别重视格律形式的中国古典诗歌，短期内走向另一端，变化之大，令人瞠目结舌。
这也影响到人们对诗歌形式问题的看法。在西方，写自由诗的人都有格律诗的基本修养；而在中国，人们普遍了解和承认的是文言格律诗，许多人还不知道白话也可以有格律诗。在诗歌界，有些人甚至对白话格律诗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以致我们还必须去反复说明用现代汉语是可以写格律诗的，而且现代汉语的格律诗是大量存在的（比如现代民歌和现代歌词），甚至还要对看不起现代民歌和歌词的朋友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
目前我们文学界和诗歌界有些朋友提倡现代派，但其中不少人对西方的现代派缺乏切实的了解。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忽视“第一手”的研究。有些朋友不掌握一种或多种外文，或者掌握了却不用来阅读原著而依靠他人的译著；或者在中国古典诗歌的修养上有待补课，不能理解以现代汉语格律诗体来翻译西方格律诗的必要性，或理解其必要性却不了解如何进行这种翻译——所有这一切，都影响到我们对现代派的第一手研究。这些朋友往往以为所谓现代派，就是自由诗，甚至就是完全不顾语法、任意挥洒的分行散文。他们否定白话格律诗，也就很不重视、甚至很瞧不起诗歌文本的翻译工作，以为不过是一种类似文秘工作的简单的语言转换；因而他们所最缺乏的，也恰恰是对诗歌作品本身的文本研究。其中有些朋友，认为所谓诗歌，不过是说出来的那几句话，对韵律呀，诗味呀等等，完全不予考虑。这就严重影响到他们对诗歌本体的认识了。
因此，要学现代派，就要从源头学起，就要把人家的东西切切实实地学到手。联系到中国白话诗歌的现状，最缺乏的恰恰就是对诗歌作品的文本研究。诗歌翻译既需要研究外国诗歌作品的原文，也需要研究它在现代汉语中的传达；在目前这个时期，还需要研究用来传达大量外国格律诗的现代汉语的格律工具。所以，重视诗歌翻译，就是我们当前当前诗歌文本研究的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对于了解西方现代派是如此，对于建设中国的、现代的、白话的创作诗歌也是如此。
为了跳出各种流行的看法，我们不仅要有清醒的意识和科学的态度，而且要进行脚踏实地的工作。我们应该为此而努力。
2012年10月14日
［本文参考书］
１） 查良铮：丘特切夫诗选·译后记，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２） 朱宪生、陈先元：丘特切夫抒情诗选·译后记（丘特切夫及其诗歌——陈先元执笔），漓江出版社1986年版
３） 郑体武：俄国现代主义诗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４） 张 冰：白银时代——俄国文学思潮与流派，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