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诗边缘化的十点表现
---兼谈新诗走出边缘化误区的对策
金 鹄
最近，在“东方诗风”与“奇异网”联手讨论诗的音乐性，及新诗应当如何发展等问题时，我曾提出“新诗边缘化”问题。此后有朋友问及。因此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特申论之，以就教于高明。
一、何谓新诗“边缘化”？
所谓“边缘化”，是一种地缘性概念，指相对的中心地带而言。就文艺而言，曾有文章论述中国古典小说是从边缘到中心的，其意是说古代小说，在宋以前，是处于社会的边缘化境地；而到了明清，受到社会尊重，繁荣起来，则转换到社会中心地位去了。以此衡量新诗，其边缘化的表现在：
一，处于社会生活的边缘：在中国古代，诗的地位是很高的，在人们社交生活中，
立于社会需要的文坛的中心位置。正如钟嵘《诗品》总结的经验是：
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国，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霜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入朝，—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那时社会各界，怎能离得了诗？即便到了“五四”运动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中，新诗也是主力军，《女神》是新时代的号角。建国后，流沙河的一曲《草木篇》，不知搅动了多少人的神经！
然而到了现在，新诗离开了社会生活的中心地带，特别是远离群众，走向边缘化了。大致有下列十种现象：
1、在各大城市的社会上很少见到新诗。正如诗人蔡克霖在一封信中所言：“一个诗友从海外回到北京，他说：回到了一座没有诗的城市。”
2、在口头上，除了有的诗歌团体内的新诗人及诗评家之外，群众不说新诗，不理睬新诗，新诗朗诵会很少举办，即使是偶尔举办，参加的人数都很少。从没有像流行歌曲演唱会那种效应。在群众的口头上几乎是把它忘了。
3、在视觉上，出版社不愿出版新诗，出版社愿主动出版新诗集的很少，诗人要找其出版，则要书号费或包销。
4，在综合性的日报、晚报副刊上，很少刊载新诗，偶有少量点缀，质量也较差。
5、专业性的新诗刊物生存有困难：在许多发表新诗的专业报刊上刊载的新诗，由于质量有些问题，广大群众不太欢迎。除官办有经济来源的以外，其它很难生存。中国的诗刊本来就少，有些诗刊正如游子先生在“奇异网”上发布的调查结果说明：有些官办诗刊发行量小，为了装点门面，夸大发行量。而民办的因经费困难而举步维艰。有不少是停了，如去年停刊的发行只有3000来份的《黄河诗报》就有点像是苦菜花。像林彦与杨山老那样，以艰苦创业的精神，坚持把《银河系》诗刊办得那样好的，算是幸存的佼佼者了。
6、在市场上，处于经济生活的边缘。于是形成报刊亭很少出卖诗歌刊物，书店主要卖台，很少摆放新诗集。
7、在旅游景区景点或在定点旅游服务行业中，很少利用新诗。大多数陈列与刻制的，是古典诗词或赋，如重庆新建的三峡广场中的《诗碑林》，选刻的尽是古诗，对大量的三峡新诗，不屑一顾。
8、在高科技领域：新诗被—些以音响与荧屏为表现手段的高科技领域排斥在外，处于信息化时代的边缘地带。现在的戏剧与时俱进，电视剧占领荧屏中心位置，成为群众生活不可缺少的节目；流行歌曲抢占音响市场的制高点，—盘光碟上市就是数十万张。在电视与光碟领域，很少看到新诗影子。新诗在互联网上有所反映，一些新诗网站，大都局限在诗人圈子内，群众少有沾边。
9、新诗人转业，有一些写新诗的人转向写旧体诗词，其中不乏名家。以致近些年来，旧体诗词写作有兴旺的趋势。有的干脆去干别的事，在诗坛上消声匿迹了。
10、新诗的研究与评论家数量在减少。由于报刊少载新诗，以致一些文科学术性刊物不大欢迎评论当前新诗人的评论文章，导致一些新诗评论家停笔去从事其它写作活动。致使新诗评论队伍在缩小。
二，新诗人的生活与收入边缘化：今天写新诗的作家，除了他有别的门路和职业，如果单靠写新诗过活，我敢肯定他的收入是在全国人均之下，或者是接近贫困户一类的水平。出诗集要自己掏钱，出版后卖不脱，送人还要花精力。甚至送错对象时，别人还嫌是加重他的负担。这种事我曾见过。这正是“酱瓿之议，岂多叹哉！”(《文心雕龙.知音》)究其原因，是中国国情不同。据《北京青年报》刊登诗人西川的文章说：
在目前的中国，诗人们不可能靠写诗活命。他们也不可能靠朗诵来捞外快，因为没有人愿意掏钱专听诗人朗诵。而在德国，诗人朗诵一次至少可以换到300马克；在法国，诗人朗诵一次的收入大约是2000法郎；在加拿大，大约是500加元；在美国，不会少于300美元。这只是个大概的数，各朗诵会由于组织者不同而付给诗人的报酬不同。瑞典诗人布鲁诺K欧叶1998年来中国访问时，曾建议与中国诗人一起搞一次诗歌朗诵会，听众需买票入场，一张票卖200元。他的这一建议当即被在场的中国诗人挡了回去。原因很简单，中国没有这样的土壤。(北京青年报 2001年11月09《今天中国诗人怎样活》全文附后)
这与那些超女、歌星唱—次就是数十万收入比较起来，岂非悬殊太大？新诗人走向贫困化是不难想象的。
二、新诗走向边缘化的原因
新诗走向边缘化的原因是很多的：我们不谈客观局限因素，就诗论诗而言，大致有以下几点：
1、首先是内容脱离现实生活：现在的新诗，好诗也有，但是不够多；大量是老一套，或是自我沉吟的过了时的调子；有很多人写诗是让你读不懂；等而下之是黄色下流。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加入世贸了、市场经济化、村长民选，乡镇长据说也要民选，新的时代带来诸多问题……新诗人考虑没有？人民心里在想什么？人民需要什么？新诗人考虑过吗？为什么重庆电视台的“天天6.30”节目,人民群众那么关心和喜欢？重庆电视台9.20剧场播放的反映现实生活尖端题材(有些剧触及社会深层次的问题)的电视剧，为什么收视率那么高？或者说，这些新诗人都考虑过了，就是不敢写；或者说，写了无处发表。这都是客观原因。为什么电视剧作者敢写，而又有地方发表呢？从内因上说，还是新诗界自己努力不够。
你不关心群众，不让大众读懂并欢迎你的诗，你的诗却要别人掏钱买，这是不公平的事！
2、诗的形式有问题：近些年有些新诗人学习现代派，或模仿后现代主义，自称为“第三代”，不是吸取其精华，而是得其糟粕，搞结构性解体与非文化的结果是新诗越来越脱离中国实际，脱离人民大众的口味，有些诗愈加散乱化与口水化。在意境上，意象模糊、颠倒黑白；在音律上，不讲音节、没有韵律。让人见而弃之。你要人民听你的朗诵、或买你的诗集是不可能的。于是失去了市场。难怪市场上很多报刊亭都不卖新诗报刊。
3、有些新诗人处于自我小圈内、或者说象牙之塔中，继续耍弄自己脱离现实的玩意儿，而自夸“大国”，自许清高，还说什么，诗是自我情感流露，不必要别人理解。见别人讨论“诗是什么？”还要讽刺说：诗是“哈哈”！处于边缘地带而自以为荣，能不悲乎？
三，新诗走出边缘化误区的对策
新诗必须走出边缘化的误区，回到社会生活需要的文坛的中心地带去。这是时代的需要。白居易在提倡新乐府运动时，曾写过“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现在仍然是如此。只要新诗人面对现实，写出人民群众欢迎的好诗，是可以挽狂澜于将倒的。我建议考虑从以下几面着手：
1， 加强新诗的现实性。新诗必须正视现实中的新情况与新问题，要改革要首先改
革内容，敢于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去描写人民群众最关切的问题，深刻反映现实。一时不能发表，不要着急，歌德《浮士德》写了六十载，左思《三都赋》写十二年。要相信社会在前进，将来发表出版，说不定是洛阳纸贵。
2，在诗的艺术形式上，新诗要与传统结合创造新的形式。现在很多诗人以第三代或后现代派自居，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自绝于大众。而在学习吸取外国诗派时，不脱离中国国情的诗人还是有的。如像南京诗人蔡克霖那样，吸取后现代派诗之长，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与时俱进，走自己的路而上下求索，是难能可贵的。
最重要的是要找到新诗的市场，回到社会生活的中心地带去，这是走出边缘化误区的首要途径。
其途径之一是像东方诗风那样倡导新诗格律诗，以疗救目前新诗无韵无味的通病。这样作的好处是：1、能纠正当前新诗界的反结构、反韵律的歪风；2，使新诗能够朗诵或演唱，逐步向流行音乐靠拢，找回失去的市场；3、建立新的诗风。他们正在作新的努力。如诗人兼评论家万龙生已经编好新诗格律诗集，目前正在征求意见，很快就可出版。而且明年还准备召开一次讨论会，这都是有益的尝试。他们的道路或许较长，从历史上看，唐代格律诗的历程，是从六朝声律论，到王维、杜甫众多诗人的格律诗出现，经过两百多年才算完成的。创造新诗的格律诗的艰辛是可想而知了。但我相信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再者是要与市场结合，让人民大众喜闻乐见，最好是向音乐性靠拢。向流行歌曲学习，找回诗的市场，争取能广泛在群众场合朗诵，或与歌星，超女结合能让其演唱。新诗人与流行歌曲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
流行歌曲与高科技结合得很紧密。音响光碟，激光剧场，容量广阔，市场宏伟。其中有许多好诗。新诗向他们学习，可以搭乘音乐翅膀，飞向广阔市场，挽回新诗的颓势；而因流行歌手及其歌词质量有待提高。由于其创作歌词的支持者，限于水平，许多流行歌曲，千篇一律，口水化，缺乏应有的意境深度与艺术性。如果有水平高的新诗人能为流行歌手写出一些好诗，进行演唱，势必更加扩大与流行歌曲的阵地与声势，取得双赢。当年白居易的新乐府与长恨歌出现后，一些歌妓争习演唱白诗，而身价要高于其它歌妓。这种情况若能重新出现，则是能把新诗推向广阔市场、走出边缘化误区的好途径。
在这方面值得肯定的是，如奇异网的主办者游子先生，正在团结一些诗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诗的音乐性问题，除了积极讨论之外，正准备启动一些措施，与演唱者结合。这些都是很好的尝试，他们每进取一步，都是对新诗发展的一次贡献。
3，中国新诗界现在是群雄并起的时代，为了克服危机和发展，有的主张“二次革命”、有的主张逐步改革，不管怎样革，只要能作出成绩，就是好的。实践才能见真理。
新诗界最好能够紧密团结，消除小圈子的不必要的分隔，团结起来力量大，共同抵制歪风，多创造共同前进的气氛，才能走出边缘化的误区。
[附]：西川《今天的诗人怎样活》全文于后：
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环境大大不同于80年代。社会生活表面的多样性，实现个人价值表面上的多种可能性，使大众的心态远离了诗歌的语言节奏。于是诗歌写作变得像考古学一样专业，终于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诗歌达到了世界水平。
德国当代著名诗人思岑斯贝格的稿费标准是：一首诗，无论长短(他没什么太长的诗)，3000马克，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样的稿费标准会让中国诗人们羡慕不已。目前中国的诗歌稿费极低，即使但丁那样的诗人，如果生活在当代中国，凭他的《神曲》，也只能一次性拿到6000马克左右的稿费(如果拿版税则另算)。《神曲》长14233行，中国的出版社将这个行数换算成43万字，这是散字数的算法。如果按一般杂志15行等于1000字的算法，那《神曲》应该约等于100万字，稿费可以拿到13000马克的样子，约合6万多人民币，如果但丁不买房子，同时不吃不喝，这点儿钱够他买辆小奥拓的！想到这儿，我好像忽然看见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开着个小奥拓在北京城里东跑西颠……
在目前的中国，诗人们不可能靠写诗活命。他们也不可能靠朗诵来捞外快，因为没有人愿意掏钱专听诗人朗诵。而在德国，诗人朗诵一次至少可以换到300马克；在法国，诗人朗诵一次的收入大约是2000法郎；在加拿大，大约是500加元；在美国，不会少于300美元。这只是个大概的数，各朗诵会由于组织者不同而付给诗人的报酬异不同。瑞典诗人布鲁诺K欧叶1998年来中国访问时曾建议与中国诗人一起搞一次诗歌朗诵会，听众需买票入场，一张票卖200元。他的这一建议当即被在场的中国诗人挡了回去。原因很简单，中国没有这样的土壤。在目前的中国，既然诗人们不可能靠写诗活命，不可能靠朗诵挣钱，那么他们能不能受到教育界的庇护？欧美的大学里，存在着驻校诗人或驻校作家的制度，一个诗人，可以仅凭其诗歌创作获选在某大学里衣食不愁地生活上一年半载。但是在中国，一个诗人即使在大学里执教，也不是出于他写诗的原因。中国现在有一些合同制作家，但他们是归作家协会管。作家协会虽然在各地设有创作基地，但能够进入创作基地的人还是太少，而对那些自由写作者，这类创作基地几乎与他们无关。而且，即使你是一名作协会员，即使你有资格进入那些基地，你也不可能为你的某本诗集从国家那里申请到一笔写作基金。自然科学家、人文科学家，都能从国家那里申请到钱，但你是诗人，你申请不到。因为明摆着，诗歌不是“科学”，不能“建设”国家。那么诗人有没有可能从一些私人的文化基金会申请到钱呢？对不起，中国没有这样的私人文化基金会。
在这种情况下，你还好意思说咱们是生活在一个“诗国”吗？小说家们，有可能将他们的作品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有可能在港台出书(尽管不是所有的小说家都有这种机会，但你不能说他们没有这样的可能性)。美术界、电影界、音乐界的艺术家们慢慢学会了如何走向国际，如何从国外拿奖，如何从国外争取到钱，如何把自己的作品卖给外国人；而那些无能打入国际市场的人至少有雄心在国内市场上占一个份额。但诗人们无法做此梦想。就国际市场而言，他们的作品必须依据翻译的中介，而且西方也没有那么多读诗的人，就国内市场而言，他们太精英或者他们太先锋；如果他们既不精英也不先锋，他们连不掏钱的听众也争取不到，而那些挣钱的朗诵会肯定与当代写作或当代写作中最活跃的部分无关。
那么当代诗人如何活命呢？
那种以为诗人们已经自绝于社会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那种以为诗人们命中注定要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看法是非常愚蠢的。诗人是一些极聪明的人(别的行当中肯定也有人精，但我了解的情况有限)。一部分诗人始终抱住诗歌不放，肯定有其抱住不放的理由；另一些诗人从诗歌后退一步，发现了财富奔腾的大海、金钱闪耀的天空。实际上，诗歌界也是一个小社会：有走官道的，有走商道的。
我有一个好主意，对于所有梦想着发财的人都有效：别小看诗歌。如果你想暴富，那么从写诗做起。在你认为自己已经算是诗人时从诗歌出走，你肯定能够成功。据我所知，有些诗人靠开餐馆发了家，有些诗人靠策划出版发了家，至少有两位诗人，把他们对诗歌的品味变成了对古董的品味。不到半年，立刻在古董市场上做大；还有至少三位诗人，所玩的行当更让人心跳——房地产。这三位一个个财大气粗，其中一位曾打算设立一项“李白诗歌奖”，奖金30万元。他说要让诗人过上好日子。此外，还有诗人在组织演出，还有诗人包下了某电视台的某个频道。你以为诗人全在喝西北风，错了。有一位诗人，已经把他的公司开到了纽约、伦敦和东京。如果你觉得这些行当离诗歌写作远了点儿，那你也可以干点儿离诗歌写作近的事：写歌词、写舞台剧、写电影剧本、写电视连续剧。从写诗转到写小说，甚至说不上是转行。而如果你始终在写诗，你就是一个英雄，你就将流芳百世，你就将赢得历史的尊敬。撰文/西川(诗人，曾获现代汉诗奖、鲁迅文学奖)
北京青年报 2001年11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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