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先生这篇演讲稿原载于2006年第七期《书屋》杂志，读后颇受教益，特转载如下。）

门外谈诗词——在安徽师大的一次演讲

王蒙

（2005年10月27日）

大家下午好！我今天讲的题目是《门外谈诗词》，是拿我的短项和安师大的长项来切磋，这是一种带有自杀性的但并不恐怖的行为。我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求教。这是不是也反映了我的一些自私心理：如果我有什么长项可讲，譬如谈小说创作什么的，预备留到下次，以后我还不断地来安师大。所谓“门外谈”，就是因为它是我的弱项。我对中国传统诗词的阅读，大致保持在《唐诗三百首》和《千家诗》的水平上，但是我有兴趣，对一些问题爱瞎琢磨，就是我说过的“野狐禅”。所以希望在座的真正的诗学专家能给予指导。我想就三个问题和各位同好们进行讨论。一是关于“诗言志”的问题；一是关于诗词的寄托和它的含义；一是中国传统诗词的整体性与个人性。

一、关于“诗言志”

先说“诗言志”。我觉得“诗言志”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和西洋的文论不同。西洋文论大体上就是“再现说”和“表现说”。“再现说”基本上是反映论：诗歌也好，其他的文学作品也好，都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有一个著名的命题：“美即生活。”“表现说”则认为主要是自我的表现。“诗言志”不像是“再现说”，不像是“反映论”，也不像是“自我表现论”，因为“自我表现”什么都能表现，既表现“志”，表现“情”，也表现“思”，西洋文学还喜欢表现“欲望”。“诗言志”和“自我表现”有相通之处，但不太一样。我觉得孔子讲“兴”、“观”、“群”、“怨”更集中，因为“兴”、“观”、“群”、“怨”说包含了“表现”和“再现”的东西。“诗言志”不但指表达自我，而且有表现精神生活走向的问题——我的精神生活往哪里走，往什么方向去；既包含着价值判断，也包含着审美判断——我倾向于什么，喜欢什么，因为“志”就是“志趣”。当然“志”也可以再现，因为“志”也可以是“县志”、“人物志”的“志”。

“志”不是绝对的，有许多诗，不太好分析它是言什么志，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有点“志”，就是返归大自然。不过确实有许多动人的诗表现了诗人的精神走向。这里举一些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很有仁者之风，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眼前何时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里“志”很容易理解，我不作解释。李白那些脍炙人口的诗，也表现了他的精神上的一些走向。如“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有点儿说大话——李白喜欢说大话，说大话也不见得坏，既无损于别人，也不会给他带来虚名和多少实惠。中国诗里说大话非常多，这与“诗言志”的观念有关——“志”越大越好，不是越小越好。这两句诗很乐观，很自信。实际上，“天生我材必有用”是一种人生，“天生我材没有用”也是一种人生，“天生我材不得用”也是一种人生，“天生我材更倒霉”也是一种人生，“从来才命两相妨”也是一种人生，“文章憎命达”同样是一种人生，但到李白这儿是“必有用”。这个大话说得很好，对人有鼓舞作用。李白诗多表达这种东西，如“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更是说大话了，其实他不是蓬蒿人，跟蓬蒿人也差不多，他没有看透这一点。

我举一个李商隐的例子，因为我冒充李商隐诗歌的爱好者已达十余年了。李商隐的诗不大容易看出“志”，它有一种弥漫性和惶惑。“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这是达到了极致的境界，既是“物境”，也是“心境”；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李商隐多少有点儿唯美，他能够把悲哀、失望、惶惑乃至于颓废变成非常美的东西。人生有很多消极的东西，就好比病毒，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它有毒化精神的作用，但经过唯美处理以后呢——就好像是病毒经过培养、稀释——就不再是毒害而是丰富你精神的东西，它可以增强你的免疫力。李商隐和别人不同，他喜欢用“金”啊、“玉”啊这些很贵族很繁复的语言来表达那些最悲哀的情绪。没有经过这种“免疫”处理的，就好比一出门就碰到一件很悲哀的事，譬如一个好朋友死了，或是一场车祸，或是一个人吊死在你眼前，你会觉得非常晦气，一天的情绪都很低落。但是，经过“免疫”处理就不一样了。同样是出门碰到丧事，如果治丧者请你修改一首非常漂亮的追悼死者的诗，你对文字、章句的爱不释手、爱不释目就会减轻你对死亡的痛苦，使这种痛苦变得比较能够忍受。我讲《红楼梦》时，常举一个例子——《宝玉探晴雯》，这也是一出非常有名的梅花大鼓的段子。晴雯死了，大家非常痛苦，贾宝玉尤其痛苦，他做了一篇《芙蓉女儿诔》，在那儿读，被林黛玉听见了。黛玉说做得非常好，但“芙蓉帐里，公子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几句词应该改一改。宝玉改了一个词儿，林黛玉又感到这个词儿是针对她的，忽然变得非常难过。这里写的就是把一件十分悲哀的事审美化、文字化、语言化、文学化，变成一种纯美的东西，使得人和悲哀之间有了一种间离的感觉。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在这儿不细说。

外国的这种唯美主义更可怕，不仅可以美化悲哀，还可以美化暴力事件。去年我在《读书》杂志上写过谈莎乐美和潘金莲的文章，莎乐美是位很乖张却很漂亮的公主，她爱上“先知”，可是“先知”不爱她，于是她要求菲力王把“先知”的脑袋割了下来，她捧着这个脑袋亲吻。中国人看了，会觉得非常恐怖，可是王尔德经过一些处理，使它纯美化了。所以在李商隐的诗里，我们读到的既不是杜甫的那种“仁者爱人”的“仁”，也不是李白的那种乐观、阔大、浪漫、说一些大话，而是一种弥漫的对美的追求。这里引用一段梁启超关于李商隐诗的评论文字：“义山的《锦瑟》、《碧城》、《圣女祠》等诗，讲的什么事，我理会不着。拆开来一句一句叫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出来。但我觉得它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须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秘性的。”

关于“诗言志”，我想更多地举一些今人和近人的例子，因为这些人在诗学上不太被重视。我今天早上请教过余老师，我说咱们的诗学研究不大研究今人、近人的诗歌，但今人、近人在“言志”上所达到的成就，有些方面超过了古人。我特别想从清朝的龚自珍说起。我觉得现在很多人的“言志”传统是从龚自珍那里来的，因为龚自珍面临的是清朝社会的解体和腐烂，他自己才能又很高，个性又比较强，又有很多毛病——据说龚自珍也是一个爱说大话的人，而且好赌，黄、赌、毒他至少占一样——他与社会、环境、体制之间有各种各样的矛盾，所以他的诗里处处表达出他的那种自信、胸怀和不得志的悲哀。如《夜坐》：“春夜伤心坐画屏，不如放眼入青冥。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一山突起丘陵妒”——小山包都嫉妒高山，这写的显然不是山和山之间的关系。我们只知道人和人之间有这种嫉妒的关系，山和山之间没有，黄河不会嫉妒长江，珠江也不会嫉妒黄河；动物之间有没有嫉妒还待考——可能有，因为一群马里有两匹公马，它们就斗得不可开交——但是人之间比较明显。再如《己亥杂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将自己比喻成“落红”，“化作春泥”还要“护花”，这已经成为经典了。毛泽东主席在鼓吹“大跃进”、鼓吹人民公社、鼓吹农业合作社、鼓吹“三面红旗”的时候，也用了龚自珍的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有人批评龚自珍这首诗写得并不好，太直白了。但是，要知道许多名诗都非常直白，杜甫很多诗直白，李白很多诗也很直白。我觉得龚自珍这首诗还是非常的好，不管他吹牛也好，好赌也好，还是以天下为己任，觉得“本人不出，如苍生何？”——中国的诗人都觉得自己非常重要，所以他要管到“天公”那里去，希望“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好赌一点，也还算是人才。当然，“万马齐喑究可哀”是非常沉痛的，沉痛表达了深度。有时候，诗写得越是沉痛，就越显得有深度；如果写得快乐就显得傻（这不一定对，因为一个人快乐也可能是很深沉的），你必须做悲戚状，做沉痛状，做痛心状。我也正在思考这个问题，以后给你们讲什么，少讲一点儿笑话，多含一些泪水。再如《湘月》“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把历史上的立业、立德、立言、立功都放在了脚下；“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把一切全概括进去了。我觉得龚自珍这样的词，已经超越了很多古人，但没有得到很高的评价。我们再举秋瑾的例子。她写物，显然是言志，是表现她的志趣、她的“品”——中国人讲“诗品”、“境界”、“格调”，都和“诗言志”这个传统有关。秋瑾并不是专业诗人，主要是革命家，她的诗从专业的角度看或许可诟病，但的确写得好，如《宝剑诗》“神剑虽挂壁，锋芒世已惊。中夜发长啸，烈烈如枭鸣”，剑挂在墙上，其锋芒却使世界震惊——这位“鉴湖女侠”真是不简单。又如《咏梅》：“开遍江南品最高，数枝庾岭占花朝。清香犹有名人赏，不与夭桃一例娇。”显示出自己与众不同和那种特别的锐气。

讲到现代知识分子，人们总是爱提到几乎被树为偶像了的、被神圣化了的一些人。今天不讨论思想史的问题，可以看看他们的诗究竟言的是什么“志”。譬如王国维，他是不愿看到清朝灭亡而自杀的，对此有各种说法和解释。他有极高的才华和地位。这里举一首他的《咏史诗》：“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王国维是一位学者，但志趣不仅仅是考证一下文字，或者是写写词话什么的；他也志存高远，充满了治国平天下的壮志，或者说是一个情结，甚至超出了别人对他的期许。

再看建国以后，有些言志的诗写得太有味道了，值得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先说邓拓。他是一个老革命，书法很好，曾任《人民日报》主编，常受到毛主席的批评，有时也受表扬；后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管文教工作；“文革”开始后不久，坠楼自杀。他的《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影响比较大。“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这是一首七律，但真正的内容只有三句。第一句是“笔走龙蛇二十年”，是说做革命文字工作，包括传媒工作、写作工作、文教工作，已经二十年了；“分明非梦亦非烟”，完全可以不要，是用来凑韵脚的。第二句是“文章满纸书生累”，也是最关键的一句，是说我写的东西太多了，变成了一个累赘、一个负担、一个麻烦——果然，他最后死在这上面，因为写了《燕山夜话》。“风雨同舟战友贤”，这句也用不着，一是为了对仗，“文章”对“风雨”，“满纸”对“同舟”，“书生”对“战友”，“累”对“贤”，对得很工整；一是为了表达一些积极的思想，因为他毕竟是党的高级干部——但从意思上看，总觉得别扭，“文章满纸书生累”怎么变成“风雨同舟战友贤”了呢？从哪出来这么正确、这么好听的一句呀？第三句是“屈指当知功与过”，这话任何人都可以说，但邓拓这儿很沉痛，因为他编《人民日报》老受批评，这么多年自己的功过，谁与评说？他感到很沉重，很悲伤。“屈指功过”这话太消极了，所以必须加上一句“关心最是后争先”，就是说，我是落后了，但我要争取先进。这真是一个好党员，一个好同志，完全符合保持先进性的要求。就凭这三句，我觉得这首诗写得非常好。

再讲陈寅恪。陈寅恪也不以诗著名，他是一位史学家，双目基本失明，在广州中山大学。我们看他的《丁亥春日阅花随人圣庵笔记深赏其游旸台山看杏花诗因题一律》：“当年闻祸费疑猜，今日开编惜此才。世乱佳人还做贼，劫终残帙幸余灰。荒山久绝前游盛，断句犹牵后死哀。见说旸台花又发，诗魂应悔不多来。”这里我们能看到什么？我说不好，因为我对陈寅恪不太熟悉。但从诗里如“世乱”、“闻祸”、“断句”这些词中明显感觉到，面对新中国的建立，中国的动荡，他有一种生不逢时、正逢乱世之感，这和后面要说的革命家完全不一样。再如“荒山”，还流露出荒芜感；“死后哀”，又流露出悲剧感。此诗所表现的正是陈寅恪在大变动中的那种六神无主和悲哀。

聂绀弩也写了很多沉痛诗篇。他是左翼文人，后来划为右派，去劳动。他本不写旧诗，而写杂文、评论。“大跃进”时，劳动队要求他一天写二十首诗歌颂“大跃进”。他写劳动的诗极好，有些很沉痛，有许多刺人的句子，如《血压三首之二》：“尔身虽在尔头亡，老作刑天梦一场。哀莫大于心不死，名曾羞与鬼争光。余生岂更毛锥误，世事难同血压商。三十万言书说甚，如何力疾又周扬。”“哀莫大于心不死”，改自孔子“哀莫大于心死”，意思是说你必须死心，否则更悲哀。“余生岂更毛锥误，世事难同血压商”，大概是因血压高而生感慨：诗文工作已耽误我半辈子，余生还会因为搞诗文而受害？但世事如同高血压，没法商量，所以他显得很无奈甚至很沉痛。《贺胡风八十寿辰》：“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胡风曾因“三十万言”谈文艺问题而被打入另册，到八十寿辰时已三十年。此诗写得也非常沉痛。《挽雪峰》颔联“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也极为沉痛——文章可以乱写，但真正的思想像锥子扎着我的心，没法子说呀！哪里敢说呀！哪里能被人理解呀！这样字字见血、掷地有声的句子古往今来是不多见的。聂绀弩诗里有许多名句，如“男儿脸刺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前句用的是林冲的典故——因误入白虎堂而判罪，脸上被刺字，对此，聂绀弩却是豪言壮语——“一笑心轻白虎堂”；再如“高低深浅两双手，香臭稠稀一把瓢”写掏粪；“一丘田有几遗穗，五斗米须几折腰”写拾麦穗的牢骚，都表现了他很特殊的“志”。

再看钱钟书，他的诗非常古雅，不大容易看出“志”来，但有几首“志”很惊人。如“弈棋转烛事多端，饮水差知等暖寒。如膜妄心应褪净，夜来无梦过邯郸”，最后一句写的大概是夜坐火车过邯郸，用了“邯郸一梦”的典故，然而钱先生过邯郸却没有梦，这是钱先生的特点，因为他看一切都非常透彻，从不跟着“往上走”。此诗作于1957年，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对一些事情非常热心，激动万分，如解放前编过《观察》杂志的储安平先生，因为被吸收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兴奋不已，以为受到知遇，将要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钱先生却觉得他未免太天真——果如所料，储安平不久即被划为右派，最后不知所终。钱先生就是这么透彻、清凉，所以他“无梦”。不过我觉得钱先生是不是太凉了点（体温绝不到37度），人活一辈子连点“梦”都没有，未免有些遗憾；再说大家都这么透彻，国家还有救吗？我忍不住插这么一句，并无对钱先生不敬之意，钱先生这诗写得非常好，值得学习。钱先生有些诗写得淡一点，也非常好，如《老至》：“徙影留痕两渺漫，如期老至岂相宽。迷离睡醒犹馀梦，料峭春回未减寒。耐可避人行别径，不成轻命倚危栏。坐知来日无多子，肯向王乔乞一丸。”颈联是说我只能避开众人另辟蹊径，如若不然就等于不要命。诗写到这一步，不再是诗，而是人生的况味、生命的体验、精神的呼号和巨大的叹息。历史上这类诗不少，如文天祥的《正气歌》就不是作为纯诗来写的。

当然，1949年后的知识分子也有很愉快、很幸福的体验，如老舍《今日》：“晚年逢盛世，日夕百无忧。儿女竞劳动，工农共戚休。诗吟新事物，笔扫旧风流。莫笑行扶杖，昂昂争上游！”（载一九七七年十月《人民文学》） 诗写得很真诚，表达的是在新中国如鱼得水其乐无穷的心情。

在社会变革中，一些坚定的革命家也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他们的“志”同样非常感人。如毛主席著名的《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无论如何表达了非常高远的志向，特别是“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表达了人与万物欣欣向荣的“竞自由”的精神；还有“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毛泽东青年时代所表达的志向是他人所无法比拟的。

周恩来的诗也是非常好的，但后来不写了。《大江歌罢掉头东》：“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十年面壁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第三句是经典，是人生的哲学原理，人都要有“十年面壁图破壁”的决心，但“面壁”不是目的，“面壁”是“图破壁”，“破壁”是摆脱束缚，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仅此一句这首诗就非常好。

陈毅的诗，特别是在战斗中写的诗也非常好，如“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这种革命的豪情，这种激越，让人不能不钦佩。

总之，“诗言志”为诗词带来了一些很不寻常的东西。诗词能见境界、见个性、见修养，以致含有某种神学意味，有时像寓言，有时似谶语，诗人在诗中好像预见了自己命运，由诗可以判断诗人的命运。

二、诗词的寄托与含义

诗什么都可以写，如风花雪月、花鸟虫鱼、阴晴寒暑、生离死别……但除所写的这些外，我们往往觉得还有“言外之意”，有象征意味。有些写爱情的诗表达的是对君王的感情，是政治热情，这是最令人纳闷的，因为外国人与此相反，他们认为最本初的、最激动的是男女之情，写什么都以爱情为最高参照系。如俄国杜波罗留波夫去世后，著名诗人涅克拉索夫写追悼诗，有一句“他爱祖国就像爱女人”。这在中国是太反动了！爱祖国怎么能就像爱女人呢？小流氓也爱女人啊！我曾经请教叶嘉莹先生这个问题，她说：不得不承认，中国历代知识分子都有一种情结，即希望为世所用，受到明君赏识，希望自己不仅仅是“屠狗”、“雕龙”，而能够辅佐明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感情非常深，在基因里代代相传，变成中国人尤其是中国诗的文化密码、语码。

有的非常明显，如“香草美人”，屈原就写了很多的“香草”、“美人”，表达的是对楚君的一腔忠诚，屈原说自己爱楚君如同爱美人。再如王建《新嫁娘》：“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讲的实际是官场，“新嫁娘”指新上任的官员，“姑”指“老板”，即上司。新官员要想得到“老板”的赏识，起码不让他讨厌，就必须了解他的习性，但又不能直接问，所以就多咨询“小姑”——“老板”身边的人。我觉得这样理解是有道理的。当然，将它看成仅仅是描写新嫁娘也是合适的。

也有些值得争论。如杨巨源《城东早春》：“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有的说是讲做诗的，诗人的构思就像新春，必须抓住时机，不能等到大家都写才去写，不要趋时，不要从众。而诗论家却认为它是讲用人的，即在人“才”萌芽时，就要察微识渐，实施培养、使用计划，这种理解不能说没有道理。我认为如何理解此诗关键不在于杨巨源当初写这二十八个字是否有意献给吏部，而在于世界上有许多事理是相通的，只要事理相通，怎样理解都可以，譬如说是讲科研、经商、管理、体育锻炼等都可以。

我对这个问题有兴趣并非始于诗，而是散文。四十年前我读鲁迅《雪》，看到冯雪峰先生的解释，他说《雪》作于大革命时期，文中南方的雪代表革命力量，是明艳的、美丽的、北方的雪则象征军阀，是腐朽的、垂死的。而我阅读的感受截然相反，如鲁迅者，他爱的是在北方的雪，鲁迅的性格正是北方的雪而不是南方的雪。所谓“几个孩子来访问他，对了他拍手，点头，嬉笑”， “晴天又来消释他的皮肤，寒夜又使他结一层冰”，“嘴上的胭脂也褪尽了”，都有春秋笔法，包含着他对表面浓艳、美丽，青春一样的南方雪的某些怜悯乃至嘲弄； “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 “是死掉的雨”， “雨的精灵”， “是孤独的雪”，这才与鲁迅的精神相通。同时我又认为，鲁迅《雪》就是写雪，写北方雪无意于“夫子自道”，写南方的雪也无意于象征别的什么，但这却是鲁迅的雪，不是冰心、张爱玲的雪，也不是胡适、巴金的雪，这里的雪有鲁迅的个性。

写作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有时甚至能构成文字狱。你如实地写一样东西，但读者能够联想到很多，因为你已经将自己的灵魂与所写对象融合起来。这里我举一个自己的例子。1956年9月我发表《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次年初老作家康濯写了一篇批评文章。小说有一段写主人公林震与赵惠文告别，赵惠文说：“你闻到小槐花的香味了吗？它比桃李浓馥，比牡丹清雅，你闻不见，真是的。”我写作时并无任何动机，只是表现二人之间心情的交流，但康濯老师作了特别精彩的分析，说两个主人公用桃李比喻芸芸众生，牡丹比喻权贵，他们既看不起芸芸众生又看不起权贵。这样的分析尽管有对我产生不良后果的可能，但我不能不佩服，它比我写的伟大，也许与我所写的真的存在着某种联系，因为它反映着人们精神生活的走向。

古典诗词更是如此。我曾经与叶嘉莹先生讨论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词描写一位美丽女子的闺中生活，但清人张惠言认为是表达士人不为所用的苦闷。我实在无法理解温庭筠写此词就是为作政治的讽刺，但世上的事有许多是相通的，一个女子的貌美得不到世界的承认，既不能参加选美，也不能参加模特儿大赛，甚至不能被某个“大老板”看中给“包”过去，在那儿闲置着，她和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在那种体制下得不到重用是一样的，而偏偏中国的知识分子人人都相信自己有伟大的才能，李白、杜甫、李商隐、韩愈、王安石、苏轼等都相信。再举杜甫《春夜喜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现在频频被使用，不是作为对雨的描写，而是作为一种道德的标准，尤其是师范教育的标准——我们要为人师表，要桃李满天下，要“润物细无声”。但诗本身字字写的是雨，尤其是“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如果你是“仁人”，你所写的雨、雪、花、风、草、山、水就都有“仁心”存焉；你是“义士”，就都有“义气”存焉；你是不合时宜的“牢骚鬼”，你写的酒、肉、娶媳妇、聘闺女，也都会充满牢骚。相反，如果非常执著地用考证的方法解释诗，说它是为写什么而不为写什么，就会煞风景，扼杀诗意。越是好的诗，相通的东西越多，与人生况味相通，与诗人自己的精神走向相通，与刚刚发生的某些大事相通，甚至与某种科学道理相通，就像鲁迅的《雪》一样。解诗不能非得坐实，关键是诗本身有没有概括性和普遍性；有时坐实了，反倒会把一首诗杀了。我在《新民晚报》上看过一篇文章，作者说自己一直弄不懂白居易《花非花》“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可他们家保姆一看就懂，说这是谜语，谜底是冬天玻璃上的“霜花”。她解释得好极了，简直是个天才保姆，可也是白居易的天才“杀手”。我原来非常喜欢这首诗，可是现在每每想到这个保姆的解释，就如同吃了一只苍蝇。所以我们解诗，尽可能地不要超出情理所允许的范围，不要忘了它是一首诗，要留有联想的余地。

三、传统诗词的整体性特征与个性特征

中国的诗歌传统与外国不同，譬如讲“出处”。《红楼梦》十八回写元春省亲，命贾宝玉题诗，贾宝玉用了“绿玉”二字，薛宝钗说元妃最讨厌“绿玉”，叫他改成“绿蜡”，宝玉问“绿蜡”可有出处，宝钗说出自唐朝钱翊《未展芭蕉》开头第一句“冷烛无烟绿蜡干”。（后来我看红楼梦的注解，说曹雪芹写错了，这首诗原是宋朝的冯珝写的。）什么都用典，什么都得用陈言，要求无一字无出处，无一字无来历，这确实讨厌，五四时期最受批判；真正的大诗人，是敢于用新鲜词语的。但这也是有原因的，中国的诗词好比一棵大树，一棵汉语的大树，一棵文学的大树，你用传统诗词形式写出来的就是这棵大树的一片叶、一个芽，必须与这棵大树“匹配”。

我所以想到这点，是受一些老朋友写旧体诗词的启发。现在一些老人喜欢写旧诗词，有的写得还行；有的写得实在可怕，怎么看都不像。其原因很简单，他们没看过《唐诗三百首》，也没有背过《千家诗》，不是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吗？对此，叶嘉莹老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她说中国的传统诗词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学写诗词就像学外语，必须背，背下来，写得就像。人们写诗词并不把自己的创作放在第一位，而是把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树、语言之树放在第一位，所以要找“出处”，这样味儿才对。现在有些人的诗词，虽然也用一些词，就是味儿不对，以致让人觉得他倒不如去写快板、三句半、顺口溜什么的，就是不应该写旧诗词。

中国人是不讲知识产权的，欧阳修有一首《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李清照非常喜欢这首词，写了许多“庭院深深深几许”，这是抄袭吗?芽不是抄袭。再如毛主席的“天若有情天亦老”，来自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唱雄鸡天下白”来自李贺《致酒行》（“雄鸡一声天下白”）。最近，《文汇报》上有一场争论，著名诗人流沙河说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乱石穿空，惊涛拍岸”是“剽”诸葛亮的《黄牛庙记》中“乱石排空，惊涛拍岸”；另一位老师反驳说并非如此，因为《黄牛庙记》可能是伪作，而且可能是苏轼以后人的伪作。我觉得即使《黄牛庙记》确实是诸葛亮之作，苏轼在词中化用这两句，也与剽窃毫不相干，因为中国诗词里这种情况太多太多，根本不能用现在的知识产权的观念去作评判。化用你的词，和你的韵脚，可以传为佳话。

但是讲“匹配”也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即陈陈相因，难有个性。中国古代大量诗词很雅、很美、很贴切，音韵、用字、炼字达到很高水平，就是缺少个性，结果是有这首诗不多，无这首诗不少。如乾隆皇帝一生写了两万四千多首诗，都没有大毛病，但没有一个人承认他是诗人，其诗还不如“张打油”的《咏雪》“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这首诗虽是胡闹，反倒给人留下点儿印象。“张打油”的这首诗，我觉得还有点味儿。“江上一笼统”，就挺有意思；“井上黑窟窿”，有艺术感觉，能够把井看成黑洞，而且“黑洞”是非常摩登的概念，“黑洞”概念原来是张打油首先提出来的！？“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也还有些幽默，不算黑色幽默，也不好算黄色幽默，可以算“白色幽默”。由此可见，先得“面壁十年”，好好背《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然后还须“图破壁”。

讲到这最后一个问题，我要和第一个问题联系起来，真正能言“志”就有个性，否则就只能人云亦云，成为应酬之作。

中国诗词既是个人的又是整体的，如果你对中国诗词不熟悉，不背上几百首诗词，就贸然写传统诗词，是会很令人遗憾的；反过来说，你如果不能写出个性，不能写出锥心之语，不敢破壁，也写不出好诗来。

本人作为一名传统诗词的爱好者，见识不多，以此就教于安徽师范大学的专家们！谢谢。

好文章！ 读了颇受教益，颇有启发。

谢谢响版贴上来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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