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论在秦中飞诗案边上

□邵燕祥

读了重庆彭水市民秦中飞因短信发送打油诗被捕的报道，触动了我的远期记忆。

先是想起了26年前的1980年春，我写过一首《续“泥鳅调”》，是我在云南听说，剑川县的白族老歌手张明德，曾演唱民歌《泥鳅调》，表现了穷苦人对压迫者的愤懑和诅咒，在当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文革”期间，他被当作“牛鬼蛇神”，揪斗之不足，又从文化馆开除，赶下乡劳动。他和老伴没钱治病，家具什物全部卖光，终在1973年冬，73岁的老歌手含冤而死，仍长期不得平反。我就以他《泥鳅调》的格律，续写了几段，以为悼念。谁知道此诗在《边疆文艺》刊出后，开罪了剑川县里应对老人的冤案负责的当权者，这个可能从来不读文学作品的官员竟怒问：“邵燕祥是哪个公社的？”

　　假如我当时籍隶剑川，怕就难逃今天秦中飞的厄运。不过幸免于难也不全是因为我有北京户口，而是当时正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耀邦在邓小平等支持下正在克服重重阻力平反大量冤假错案，虽说法制还不健全，但继续整人一时吃不开了，以言治罪、以诗治罪的文字狱似乎已成历史。

　　而由那个刚开始的“新时期”回溯二三十年，情况可就两样。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就抓了我的讽刺诗(还有讽刺性而不是歌颂性的杂文)，罪名跟今天的秦中飞类似，说是“诽谤”党组织“诽谤”干部。按照当时区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据此定我为资产阶级右派；1966年文化大革命起，重翻历史旧账，又加上些新的鸡毛蒜皮，定性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黑帮了。这些旧案在1979年推翻，显示了历史确实已经进入一个“新时期”，可以含笑跟“旧时期”告别了。

我们党在这二三十年间不断告诫，让我们向前看，不要纠缠历史旧账，因此，除了总结历史经验的特定时空，我们，包括我，似乎也确实把“旧时期”的事情淡忘不少。随着年龄渐老，小脑软化，不但对近事麻木，连远期记忆也快抛到脑后去了。谁知竟是重庆彭水县的部分当权者这次之所为，重新激发并强化了我们的记忆。倒不仅是像我这样的“老右派”在这里“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请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秦中飞">秦中飞ersonName>先生原谅，我没有借此诬您为新右派或反革命———现在叫颠覆政权危害国家的恶意)，看来是没有经过“文革”或反右派等历次政治运动的中青年朋友，对此更加不能容忍。我们过来人只是诧异，怎么历史倒转，“旧时期”的“振振有词”重见于今天；中青年朋友则是从普世价值的人权、法治、民主诸方面立论，对这一个案的产生探讨其制度和理念上的根源。

　　那些中青年朋友谈的都是大问题，涉及深广，非我所能插嘴。我只是在诧异之后，不免产生疑问，像彭水县这样的事情，是仅仅发生在偏僻落后的四川一角吗？类似的人权状况、法治状况，应该由哪一级的哪一部门来监管和检查？“普法教育”难道只是教育一般民众“守法”，而在例如彭水县政法书记一级干部那里就是死角了吗？在“文革”中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只是一张废纸，事后痛定思痛，采取过什么有效措施改变这一可悲的历史？由公检法部门来制造冤案，比起过去由各级党政部门制造冤案，有什么异同，是否只要经过公检法部门的过场，非法行为也可能合法化了？想到在“文革”中有些错误判处死刑的案件，看来也是经过法院审判，还把判决意见提交“全民”征求意见哩，不禁不寒而栗。

　　心所谓危，不敢不言。我不在乎彭水县的某些干部会依他们的思维惯性，把这些小议论蔑之为“右派翻天”。的确，“老右派”在50年前号称达数十万，半世纪来死的死，残的残，即使有“翻天”之论，无权无势，无拳无勇，顶多说三道四，亦不足畏矣。而这次事件的曝光，其实都缘于当地有正义感的知情人的网上传播，以及一些有责任感的纸质传媒坚持舆论监督。你彭水县的某些官员，可以一时一手遮天———也只是彭水一带的一片天吧，你可以在彭水掩人耳目———也只是一时得手吧。在中央建设和谐社会的大力号召声中，是互联网和报刊把你们那里的不和谐加以披露(官民的不和谐是最根本的不和谐，总不能说彭水的那些负面现象是由一首打油诗“骚搞”出来的吧)，这就使彭水一方宝地有可能得到转机。个别人可以把舆论监督恨得牙痒痒的，但加强舆论监督是写在中央文件上的，你们执迷不悟，抵制批评，也只能是阳奉阴违了吧？

附带说一句，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秦中飞">秦中飞ersonName>先生的《沁园春·彭水》一词，严格说来，不合格律，从艺术上看，在打油诗也犹嫌不足；但当地抓他起诉他，显然并非从艺术着眼，我在这里也只为他的立意辩护，“俱往矣，当痛定思痛，不要骚搞！”不但对彭水是苦口良言，谁敢说它没有普遍意义？

大家看看这首打油诗，是不是比什么“梨花派”有劲多了？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26日12:43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