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重庆一师盖达尔文学社

      对于我来说，今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头。50年前，1957年5月30日，我在重庆一师读二年级的时候，在《四川工人日报》发表了处女作《愤怒的人群》，内容是抗议驻台湾美军的罪行；紧接着，刚刚创刊不久的《星星》诗刊，又在6月号发表了我的一首儿童诗《蒲公英》，使我欣喜若狂。那时，我是学校盖达尔文学社的社员。
    1955年，我初中毕业时，两位重庆一师的应届毕业生来到我就读的重庆农校——当时初中部毕业可以自由报考高中、中专，动员报考师范学校。我被她们成功的演说打动，便决定报考师范（我暗中恋慕的一位女生先于我作此决定，也算一个原因）。我读初中三年级时，已经酷爱文学，立志当一个“人民作家”，因此入校后觉得今后只能当一个小学教师，再不能实现这一理想，思想发生波动。
    这时，我的语文教师，已故的朱世裼先生就开导我：“以后当了小学教师，天天接近儿童，了解儿童，创作儿童文学是很好的条件啊！”他又举例说，当时刚刚走红的儿童文学作家刘厚明就是小学教师出身的。朱老师还告诉我，学校已经成立“盖达尔文学社”，这个文学社是以苏联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盖达尔命名的，意在培养未来的盖达尔。
   于是，我非常高兴，报名参加了这个文学社。由于是跨年级的组织，理所当然由高年级的同学负责。有几次活动我记得很清楚。我入社不久，就开展了一次征文活动。题材不限，体裁为散文。我根据返家的经历，写了一篇《买米》，歌颂当时良好的社会风气。后来评奖揭晓，此文居然荣获三等奖，使我得到莫大的鼓励。记得奖品是一个笔记本，我珍藏了很久。
   文学社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出版墙报，取名《萌芽》，寓新生事物，前途无量之意。当时觉得那墙报很特别，不是像我读初中那样，一篇篇贴上去，而是如同报纸那样先排版，然后由专人工工整整地抄写。标题和边线都很讲究，做得很精美。我是多么想能在上面发表作品啊。当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19周年纪念日。编委会决定出版纪念专刊，向社员广泛征稿。于是，我在图书馆查看了不少有关资料，写了一首诗，忐忑不安地悄悄丢进投稿箱里。没想到，10月19日中午，这期墙报贴出来了，我的悼诗登在右上角的显著位置上。
    那时，我刚刚进校不久，社里的高年级社友如三年级的吴宏光，二年级的胡开遂、穆安铸，、蒲华清、陈嘉谟，都纷纷在一些报刊发表作品了。我觉得他们真是高不可攀，须仰视才见。而这两次的小小成功，使我的自信心大大增强，好象陡然长“高”了些。我暗下决心，也要像他们那样，让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从此，课余时间，在文学上下的功夫也更多了。每天下午的课外活动时间，我大多呆在图书馆里。有时候，晚上熄灯以后，还要到走廊路灯下去看书。学校图书馆的藏书相当丰富，我的阅读量可以说接近极限了。
    一年以后，三年级的社友毕业离校，分配工作了，我也升入了二年级。文学社的活动似乎不如一年前活跃。印象最深的一次活动是二年级上期，文学社组织我们到隔一条小溪遥遥相对的西南师范学院去听著名作家邵子南的报告。邵子南是《李勇大摆地雷阵》的作者，当时又是重庆文学界的领导，对于他当然是崇拜得五体投地。听了他的口音，才知道他是地地道道的四川人，不由感到特别亲切；他烟瘾之大，也叫人乍舌：简直是一支接一支地抽呀，台上烟雾缭绕。至于他讲些什么，虽然当时听起来兴味盎然，而且作了笔记，现在却再也记不起了。重要的是，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作家，暗自下决心要成为他那样的人。要说这一经历影响了我一生，也不过分。而这与盖达尔文学社是分不开的。如果不是社员，也就没有机会见到邵子南这样的“大人物”，就不会有这样一个“具体”的努力目标。此外，社里还组织我们去听过一次西师中文系耿振华教授的讲座，他是我这一生见到的第一位教授，印象自是十分深刻。但是想不到，今生与许多文学教授一起开会，议事，还能编发他们的稿件。
    到二年级下期，已经是1957年上半年，整个中国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是幼稚如我们这些学子，哪里知道什么暗藏的玄机！这时候盖达尔文学社的活动基本停顿，可能是因为现在的三年级社友缺少了组织家的才干，也不如他们的学兄那般热情。然而，盖达尔文学社却以新的方式，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在那种“早春”气候的影响下得以延续。在二年级和一年级，悄然出现了几个自发的文学社团。我知道的就有：我和同班同学韩锡麟、段世光、何先福组成的“启明社”，试图自己印行油印刊物《启明》；一年级王端诚和陈铁泉主编了墙报《晨曦》，王还与石家远等几位同学成立了“虹社”，自己创办手抄杂志《虹》。他们也都是“盖达尔”的成员。这些社团，应该说是“盖达尔”的余绪。我们从事这样的一些活动，无不是受到“作家梦”的吸引，幻想有一天能够步入文学的殿堂。
    然而，好景不长，昙花一现。现实很快就把我们的美梦砸得粉碎。这几个小小的，未经备案（我们那时不知“备案”为何物）的社团均被取缔，被打成“小集团”，受到种种处分。可怜我们的《启明》，还散发着油墨的清香，没有来不及如我们所设想的那样，摆进图书馆的阅览室，寄送各家刊物，就被悉数收缴。在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们都遭到批判，无一幸免。盖达尔文学社当然也从此无人提及，无疾而终。我与她的缘分也就黯然中断。多年以后，一师又成立了“红烛文学社”，出版《红烛》铅印报，我还应邀回校为那些年轻的学弟们开过讲座，为《红烛》题诗。这是后话。
    50年来，由于参加“盖达尔”的活动而恢复并坚定起来的对于文学的那份兴趣，那种执着，无论在何种情势下，都没有减退，更没有消失。是文学，帮助我走过了漫长、曲折的人生之路，使我最终成为一个文学人，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现在还担任《重庆文学》副主编，能够让这家刊物提供儿童文学作品的园地，从而可以无愧地说，实现了少年时代的理想。
    据我所知，当年的社员中，最终成就了自己的文学事业的，在本市至少还有两位：蒲华清，比我早一级的社友，长期坚持儿童文学创作，后来从学校调到重庆出版社工作，在副总编辑任上退休；王端诚，虽然长期在中小学任教，却始终没有离开心爱的文学，在诗词创作中获得了优异成绩，现在是重庆市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退休后还在大学兼职，教授文学课程。不能不说，这都是拜盖达尔文学社所赐。
    所以，在处女作发表50周年的今天，饮水思源，我无限怀念我的青春岁月，也深情地怀念那遥远的盖达尔文学社。
  
   

引用：“我被她们成功的演说打动，便决定报考师范（我暗中恋慕的一位女生先于我作此决定，也算一个原因）。”

呵呵！14岁的楼主的“综合智力”开发得早！才会有后来的成就呢！

中学生生活总是令人怀恋，往往也影响人的一生。

那时对文学的热爱并参加文学活动，造就了人才呢！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偶然，就决定了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