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文化沦丧,让这个世界无语
——从北京公交售票员掐死14岁少女案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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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一个以道德传世的民族。《国语·鲁语上》说:“重莫如国,栋莫如德”,道德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做人的根本。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理念中,“仁、义、礼、智、信”,这“五常” 涵盖了国人理想的人格精神,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因素。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被教导说:“要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
然而,中国在经历了一个与传统决裂的动荡年代之后,又经历了一个快速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社会在经济、技术等方面有了飞跃的发展,而在道德方面非但未能同步,却呈现出“滑坡”甚至“沦丧”之势,有些严重的道德问题已冲击到社会生活的基础。姑且不说作为“园丁”的教师和“白衣天使”的医务人员这两个被人们视为社会标志性伦理领域的道德底线正受到日益严重的侵蚀和破坏,单是公交领域道德痼疾严重酿成的悲哀和惨剧,就值得我们认真深思了!
在公交领域,有司机酒后驾车横冲直撞不顾乘客、行人人身安全的,有市内客车到站不停、不到站就让乘客下车的,有长途客车中途停车强行收取乘客“加班费用”的,有乘务人员和乘客不给老人、儿童、孕妇让座的,有乘务人员任凭男乘客猥亵女乘客视而不见的,有的士司机强奸女乘客的……甚至在首都北京,竟然还出现了公交售票员掐死14岁少女这样的惨剧!
最近读到一则网络新闻,说是北京726路公交车上一名40多岁的女售票员朱玉琴,仅仅因为与刚满14岁的女孩晏继勤的母亲发生车票争议,和晏继勤的两句顶撞言语以及她为了保护母亲而想踢朱玉琴但并没有付诸实施的行动,就失去理智地将晏继勤头部击打,并两次掐住她的脖子,致使其瘫倒昏迷。面对瘫软的孩子,司机熟视无睹孩子父母的哭泣和哀求,居然冷漠地要继续开车把他们拉到总站罚款。后来乘务人员又合谋将晏继勤父女三人在路边扔下,急匆匆地扬长而去,车轮子几乎要压过失去知觉的孩子的小腿。16个小时之后,医院宣布晏继勤死亡。
面对这义愤填膺的一幕,如果是发生在伊拉克或者非洲某地,我相信;但发生在北京,一个以现代城市文明和高素质人群为自豪的共和国首都,一个即将举办奥运会的国际大都市,真的令我不敢想象!!!
当我们的社会生活底线在这样一个神圣的地方也失去了最后的防守能力,社会生存基础和民族精神面临的威胁到了何种地步就可想而知了。无论如何,一种基本的道德秩序是我们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础性平台。任何社会、任何个人都必须立足于此。损坏了这一基本平台,其它一切高处的东西、一切灿烂和辉煌的东西,最后都将无法维持。对社会生活底线肆无忌惮的突破,到头来必然要受到社会生活的严厉惩罚。社会学家告诉我们,生命要胜过其它一切的东西。珍爱生命既是最低的自然法则,也是最高的社会法律;同时,还是道德、风俗、法律、法规的出发点。
我相信这条社会新闻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可是愤怒背后我们更应该深思:为什么在共和国首都会发生这样义愤填膺的一幕?为什么售票员会失去理智、司机会如此冷漠、乘客会不伸出救援之手?事发后公交车领导的做法为什么会如此让人难以想象?为什么一向以舆论监督为己任的当地媒体会集体丧失话语权?我们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先说售票员的失去理智。且不论晏继勤母女是否逃票,即便退一万步来说,就算她们逃了两块钱的车票,就算她们与售票员发生口角争议,也不至于遭来杀身之祸吧?!伏而泰说:“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国古代也有“君子动口不动手”之说,《孝经》中更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可为什么售票员在第一次未能掐住孩子之后,会再次扑向孩子,击打孩子头部,卡住孩子脖子,其行为和举止与疯子有何不同?!如果不是公交车公司的主要领导,长期漠视公交车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不佳的事实,对公交车服务存在的各种问题不检查、不考核、不整改,对职工放任自流;如果不是公交车公司对职工约束和教育不足,其安全生产责任制、文明服务守则等规章制度形同虚设,导致部分职工法制观念淡薄、个人素质较差;如果不是实施伤害动作的女售票员严重缺乏与从事岗位所要求的职业道德,法制观念及其淡薄,同时缺乏应有的医学常识,在和孩子发生冲突时不恰当的对孩子的致命部位实施暴力,今日的惨剧就绝对不会发生,它绝对不是偶然的。
再说司机的冷漠。发生惨剧的公交车当班司乘人员,没有履行岗位职责,在车厢内有冲突发生时,没有及时制止和疏导,导致冲突进一步扩大、并最终酿成惨剧发生。而且在事件发生后,没有及时对伤者提供协助,也没有立即将伤者送往医院救治,反而要继续开车把他们拉到总站罚款,后又合谋将伤者父女三人在路边扔下,以至延误了对伤者在第一时间进行抢救,并最终导致伤者死亡。可以说,该司机是本次惨剧的间接责任人。
再说乘客的不施救援。面对这起惨剧,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如此麻木?如此残忍?每一个人都有亲人,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容忍自己的亲人受到如此的伤害,那么为什么这些人就可以接受一个刚满十四岁的孩子被如此伤害呢?事件发生时,这些人为什么不加以制止?事件发生后,这些人为什么不实施救援?他们的高素质到哪里去了?做为一个中国人,几千年的文明和道德,难道就这样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旗下慢慢地被吞噬和埋葬了吗?!文明和道德的沦丧,到底是谁的错?我们又该如何来挽救我们传承了几千年的文明?我们该如何自醒?我们又该如何自救?
再看公交车领导事发后的做法。在孩子离开人世间后,他们首先将两位精神上几乎要崩溃的老人和来陪护的从外地赶来的亲属很周到地“照顾”起来。每位从病房出来的人员都被“询问”是什么身份,是学生还是记者,如果是学生,“请不要打扰两位老师的休息”,如果是记者,“请过来这边谈谈”。当两位亲属上街寻找目击证人的时候,公交的总经理居然气急败坏地跑到病房内对两位还在打点滴的老人说“让你们的妹妹不要再上街了!保不准司机的家人会打她们!”这是关切还是恐吓?其次,他们四处“活动”,要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他们对前往现场和医院拍照、摄像的媒体直接阻拦,甚至带着人冲到报社施加压力。我们的文明都市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流氓和山大王了?所谓什么样的领导带出什么样的团队,什么样的团队提供什么样的客户服务,于此深信不疑也。
最后看集体丧失话语权的当地媒体。在公交公司软硬兼施的压力之下,除了《新京报》发出一篇报道外,其它一向以舆论监督为己任的当地各类媒体都没有吭声,集体丧失话语权。与西方国家新闻媒体被利益集团垄断和操控不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媒体采编人员对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对人民的疾苦,肩负着更为深远的责任。他们除了要根据客观事实报道、让老百姓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外,还要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而在这一公交车上发生的惨剧面前,我们的媒体既没有及时、客观地给以报道,又没有进行负责任的舆论监督,而是在遇到利益集团施加压力之后就退缩、就胆怯,这种懦弱不能不让人们愤怒!媒体集体沉默丧失的不仅仅是事实,而是对新闻事业神圣尊严的亵渎、是媒体人良心的麻木、是对社会公器这一使命的践踏!
这起惨剧还说明,我们迫切需要厘清“道德底线”的概念,并发展一种“底线伦理”,以确立当今社会生活的可靠屏障。自然,在每个当代人那里事实上是存在着不同的行为底线的,有些人的底线会比较高,还有些人会比较低,但道德自有其客观的标准,社会是应该客观地存在着一个道德底线的。
客观言之,我们可以将“道德底线”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所有人最基本的自然义务和社会义务,比方说不伤害和侮辱生命、不欺诈他人,这也是最基本的或我们在一般意义上说的道德底线;第二个层次是与制度、法律有关的,是所有公民的义务,比如说奉公守法、捍卫法治、抵制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第三个则是各种行业的职责或特殊行为领域内的道德,比如说官员道德、教师道德、医务人员道德、新闻从业人员道德、公交公司司务乘务人员道德、网络道德等等。这种职责的高低轻重是和权力或影响力成正比的,权力越大,其行为对他人和社会的影响越大,责任也就应该越重。
人是环境和社会的产物。在这个社会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他人而独自存在。让我们每个人都带着对生命、对事业、对人民、对国家高度负责的态度去工作吧!让我们用善良的心去关心每一个人、用爱心去帮助每一个人、用真诚去打动每一个人吧!因为,对生命、对事业、对人民、对国家高度负责,也就是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存环境负责;关爱别人,也就是关爱我们每个人自己;珍惜身边的人,才能让我们自己获得珍惜。
在此也呼吁我们的各级政府,不要被表面的和谐而麻痹,请在经济飞跃发展的时候别忘记了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道德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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