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已久的《现代格律诗坛》终于复刊了，第8卷又置于我的案头。这一期创作与理论并重，窃以为这两个方面质量都有所提高（尤其是作品中已鲜见非格律体作品存在），不觉感到欣喜。

我与刁永泉先生曾有过联系，素知他对于新诗的民族化与格律建设颇有建树，这次读他的《致编者信》也颇有收获。不过也有些不同的意见，现在逐一提出商榷：

一、“白话格律诗发展的非诗危机”：

诗与非诗的界限是诗歌创作中必须划清的。当前，这个界限是太模糊了。首先是除了分行，诗在文体上已经丧失了自己的特征。这是长期以来“去音乐化”倾向，极端“自由化”风习造成的灾难，一场经久不止的“诗难”。至于内容的非诗化也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岂但非诗化，而且是亵诗化！

对任何事物的分析，都要抓住其主要矛盾。就格律体新诗而言，当然也有“诗质”不纯，不高的问题，目前的主要工作，是建设格律，使之逐渐成熟、完美；推广格律，使之为人所知，所喜。就是诗词，那样成熟了，不是还可以“打油”吗？不是还可以写成“三字经”，中医的“汤头诀”吗？

现在，格律体新诗创作中，水平不高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能苛责，更不能求全，更远远谈不上什么“危机”。一个国家的当代诗歌没有格律，才是诗的危机！何其芳将其称为“偏枯”现象，也就是诗歌“生态”极不平衡的问题，那才是严重的危机！

二、“白话格律的西洋格律误区”：

从文言到白话，是语言的一次真正的革命性变革。中国的古典诗歌积两千年之功，建设了诗、词、曲三大格律体系，十分完备，已经“无以复加”；但是白话诗歌却必须从零开始，白手起家，那么，借鉴西方，是未可厚非的。初期的新诗格律从西方借鉴难免要走一点弯路，吃两口夹生饭，但是还是汲取了许多有用的东西。况且，凡语言总有其共通之处。例如音步（顿，音组，音尺）这个至关重要的节奏概念虽然是“拿来”的，但是经朱光潜、何其芳等诗学权威研究，事实上也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固有的要素，无非没有“命名”而已。这与中国现代语法也十分类似：许多概念是外来的，却也与中国古代文言完全合拍，用以分析文言毫无障碍。这和自由诗不一样，它是百分之百的舶来品。所以，所谓“白话格律的西洋格律误区”并不存在。如果这也算误区，那么自由诗就更是彻头彻尾，名副其实的误区了。

三、与上面观点相联系的“当前新诗的洋化格律并无新的拓展”：

刁先生的“洋化格律”，实际上是以非古典句法的现代口语节奏为指向的，与“被忽视甚至被轻视的民族化格律诗”相对应的。何其芳认为，民歌和古典诗歌以“三字尾”的句式为主，是因为文言中单音词居多，而现代汉语以双音词居多，所以那种以五、七言为主的建行方式表现今天的生活有所局限（他竟因此罹祸），已经不完全适合当代诗歌。后来，卞之琳又对此做了补充（也可以说是修正）：他说三字尾的诗行可以形成“吟诵调”，而以双音词收尾的诗行则形成“朗诵调”。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赞同他们的意见。但是对于刁先生以及上海“新声诗社”在这方面的探索也是可行的，有益的，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这毕竟不是主要的，更不是唯一的路子。

近年来，以现代口语节奏为基础的格律体新诗的发展是很明显的，已经形成了整齐式、参差（对称式）和复合式三大类型，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这集中地体现在“东方诗风”论坛出版的一系列选集和诗集中。在常熟召开的全国新诗格律和格律体新诗研讨会上，这一事实已经得到公认。所谓“再无新的拓展”之说，只能认为是对情况不够了解所致。至于“汉语西洋格律的主体营垒中还来不及也不可能出现新的创造”的论断，也需要辨析。如上所说，借鉴西洋格律，创造中国格律体新诗，早期的生涩阶段已经过去，所以不能说现在还存在那样的“主体营垒”，当然这种无的放失的说法也就不能成立了。

四、西方“格律诗也长久停滞而无新的进展”：

这个问题很简单。西方的语言是渐变的，不存在如同中国的书面语言由文言突然变成白话那样的“革命”，所以其诗歌格律早已发展得比较成熟，再也变不出什么新的“花样”。诗人们就是使用而已，没有继续“创新”的余地。感觉到格律的束缚，那就写自由诗好了，并不是无路可走。正如中国古典诗歌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丰富的格律样式，今天的诗词家们在形式上怎么也翻不过“如来佛”的手掌心了。在这里使用“不可能” 的判断倒是非常合适的。

写出以上意见，就教于刁先生，并请各位方家不吝赐教。  

诗兄对格律诗的执著与努力，让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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