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梁启超">梁启超ersonName>先生早在1924年就声称：“对联不过是附庸的附庸”。后来
王力在对仗理论上的卓越贡献
陈 树 德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中国语言文字领域的大进步时期。第一是国家颁布了“汉语语法”；第二是编制了“汉语拼音”；第三是统一了“简化汉字”。这三项变革，意义都十分重大。“汉语语法”结束了中国几千年“说文解字”的历史；“汉语拼音”统一了“国语”（普通话），打破了“南腔北调”的格局；“简化汉字”的意义，也不亚于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功绩。
这三项变革，都与对联格律关系密切。“语法”的出现，“主语”、“谓语”、“宾语”……“名词”、“动词”、“形容词”……等专业术语，开始进入汉字舞台（在此之前《辞源》中并没有这些词条）。以语法新概念为基础的“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必然取代传统的“同门类相对”。“汉语拼音”昭示汉语声调的统一，“新四声”取代“旧四声”也只是迟早的事情。“简化汉字”虽然与对联格律关系不大，但书法作为楹联的载体，和文字的标准化仍然有直接的联系。关于《对联格律的时代性》，本人已有专题文章发表在《北京楹联》2006年第2期。
“汉语语法”的出现虽然只有百年时间，但对联中使用“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似乎也有几十年了，并且为联界广泛认同（许多书籍都采用）。我曾经思考过两个问题？在对联中使用“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历史上由何人倡导？又成型于何时？《联律通则》的颁布，将“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正式列入格律准则，这就回答了第二个问题。而在对联中倡导使用“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的第一人，应该是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博白人。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赵元任等，1927年赴法国留学，1932年获巴黎大学
王力虽然没有专门写过对联的文章，但他在对仗理论上的论述很多，不仅具有独创性，而且最早将现代语法的概念引入对联格律。王力的对联理论，集中反映在《汉语诗律学》、《诗词格律》和《古代汉语锋樘逦墓钩伞返戎髦校庑┲鞯姆⒈砟甏恰昂河镉锓ā钡闹贫┠甏踔猎缬凇昂河镉锓ā钡陌洳际逼凇Ｍ趿ξ裁粗辉谑⒋省㈡椤⒏持新凼龆粤挥械ザ佬炊粤恼拢烤菸也孪耄蟾攀鞘芾鲜α浩舫挠跋臁Ｒ蛭?st1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梁启超">梁启超ersonName>先生早在1924年就声称：“对联不过是附庸的附庸”。后来
其实，对联（包括对句）和诗、词、骈、赋的关系，也有两种理解：从消极意义理解，对联附属于诗、词、骈、赋，是这些文体的附庸；从积极意义理解，是对联（或对句）向诗、词、骈、赋进行了渗透，而且这种渗透早已超出诗、词、骈、赋的范畴。试想，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诗词是什么样子？（例如律诗中的对句）。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小说是什么样子，（例如章回小说的题目）。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戏剧是什么样子？（例如唱词中大量的对偶句）。甚至可以说，没有对联的存在，就没有中国特色的文学。
王力虽然没有论述对联的专著，但翻阅《汉语诗律学》就会发现，一本上千页的厚书，名义是讲“诗词”格律，其实讲述对仗规则的内容占据了一大半。所以将《汉语诗律学》加上《骈体文构成》，看作是王力的“对联学”专著，也是可以的。
特别突出的是，
在对联中引入“语法结构”的概念，王力也是历史第一人。他在《骈体文构成》中，首次提出“骈体（对仗）的基本功要求是句法结构的相互对称：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动宾结构对动宾结构，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复句对复句”。接着又说：“如果进一步分析，骈偶不仅要求整体对称，而且上下联内部的句法结构也要求一致：主语对主语，谓语对谓语，宾语对宾语，补语对补语，定语对定语，状语对状语”。考虑到古人对“汉语语法”这些新名词、新概念不理解，王力还特别补充说明：“古代虽然没有这些语法术语，但事实上是这样做的”。在《汉语诗律学》中，王力还根据语法构成，深入分析了对联的各种“句式”，将对句分为“简单句”、“复杂句”和“不完全句”三类，取五言对句的“句式”作例子，一口气就列举出“九十五个大类，二百零三个小类，三百四十个大目，四百个细目”。同时强调“这些类目，当然不能包括所有一切的句式”。引用现代语法标准，如此广泛、深刻分析对联的“句式”结构，至今无人可比，王力真不愧是语言大师！
根据以上叙述，对联格律实际存在“两个版本”：一、以传统“同门类相对”为标准，可称为“古代版”；二、以现代汉语语法概念为基础的“词性一致”＋“结构相应”（词性和结构不可分割），可称为“现代版”。根据以上叙述还可以证明，王力是对联格律“现代版”的第一倡导人。有了王力的倡导，才有今天的《联律通则》，所以王力在对仗理论上的贡献巨大！
需要说明的是，王力的《汉语诗律学》或《骈体文构成》，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著作，所谈的对仗规则，还处于“同门类”向“词性一致”的过渡阶段，不完善处在所难免。
例如“词性”的确定，历史上就一直争论不休。英语、俄语的词性大多可以从字形加以辨别，汉字的词性只能靠上下文去判断。所以《马氏文通》说：“字无定义，故无定类”。《新著国语文法》说：“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这些表述，无非说明汉字的“分类”十分困难，一个字可能既属“甲类”，又属“乙类”，还属“丙类”……但词、字总是要分类的，不能因为“无定类”或“离句无品”就不划分词类。在“词类”的划分进程中，由于受古文“词”、“字”不分的影响，1898年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就将文言文按“字类”命名，共分九类：名字、代字、动字、静字、状字、介字、连字、助字、叹字。1924年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正式将词类分为五个大类和九个基本类：实体词（名词、代名词），述说词（动词），区别词（形容词、副词），关系词（介词、连词），情态词（助词、叹词）。直到1956年，教育部颁布《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才将词类分为11类：名词、量词、代词、动词、形容词、数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1984年，该系统正式修订为《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增加“拟声词”一类，共12类：
实词：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
虚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拟声词。
这是当今最权威的汉语词的分类标准。
词的分类有了，还要解决“字无定义，故无定类”的问题，这就必须借助“词性”。“词性”就是词在语法意义上（角色）的“定性”，它表示该词在语法中所属的种类。因为汉语的同一个字，既可以做“动词”，又可以做“名词”，还可以做“形容词”、“副词”等。例如“光”字，在“光天化日”中是形容词；在“发扬光大”中是动词；在“观国之光”中是名词（“光”指礼乐）；在“不能光靠你”中是副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甚至同一个词组，也有不同的词性，例如“光大”一词，可以作动词，也可以做形容词。“光荣”一词，可以作名词，也可以做形容词。一个词到底属什么“类”？这就和“结构”有关。有人认为，《马氏文通》说“字无定义，故无定类”已经“过时”。其实马建忠的说法，正恰当地表达了汉语词类不确定的特点，一百年前是这样，一百年后还是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解决“词类”的活用？这就要使用“词性”。“词性”是词在语法中的角色，虽然还是12类，但“词类”是固定的，“词性”则随着不同的语法功能而变化。我们可以将“词类”和“词性”做了一个比喻：在三口之家的家庭成员中，一个男性有三种称谓：父亲、丈夫、儿子。这些称谓是固定的，就相当于“词类”。但一个男性成员在家庭中的角色，却随着位置不同而发生变化：同一个男人，在儿子面前是“父亲”，在父亲面前是“儿子”，在妻子面前是“丈夫”，这种变化就相当于“词性”。上海辞书出版社《新编古今汉语大词典》以“锁”字为例，说明“词性”的变化。在“锁门”的词组中，“锁”是动词，在“铁锁”的词组中，“锁”就是名词。“词性”随着“角色”不同呈现不同的“词类”，这就是“词性”的活用，也是“词性”和“词类”的不同，还是“词性”和“对类”（对类是固定不变的）的本质差别。用“词性”取代“对类”，符合“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黎锦熙）的汉字特征。汉语“词性”虽然多变，但已经有了明确的判别准则，这就是现代出版的各种《辞典》、《词典》，如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新编古今汉语大辞典》，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汉语词典》，吉林文史出版社的《中华古汉语大辞典》等，这些工具书对所有的词、字都标注了“词性”。撰写对联的人，完全可以凭借现代词典去确定“词性”，而不必为“定性”而烦恼，就像我们确定“古声”查《韵书》，确定“今声”查《新华字典》一样。
如何处理“结构相应”？本人提出“词本位”分析原则。因为语法结构分析有不同的立脚点，代表性的有：马建忠的“词本位”、黎锦熙的“句本位”、朱德熙的“词组本位”、徐通锵的“字本位”、邢福义的“小句本位”……等等。这就是说，语法分析是分层次的。汉语以“字”为基本单位，由“字”及“词”，由“词”及“组”，由“组”及“句”，由“句”及“章”，层层递进。而传统的“同门类相对”，只要求“词”、“字”结构相同即可，并没有“句”的要求。本人提出“词本位”分析法，将“句本位分析”降到“词本位分析”（“字”只分析词性）。降低一个等级进行对联的“结构分析”，一切矛盾迎刃而解。
仔细阅读
现在举例五言、七言各两例，予以说明。例中所有词性的英文代号，都是王力《汉语诗律学》原有的标注。
例一、fnNN-V句式：“旧国云山在；新年风景余”。（李颀《送人归沔南》）
上联说旧国的云山还存在，下联说新年的气氛尚余留！显然是一种感慨文字！“云山在”主谓结构，“在”是不及物动词。“风景余”主谓结构，“余”是不及物动词。
王力没有分析全句的“句法”，只分析词、字结构：
fnN──形容词修饰名词，指“旧国”、“新年”。NN──并列名词，指“云山”、“风景”。V──动词，指“在”、“余”。
例二、C-V-NN-V句式：“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 杜甫《放船》）
上联“青惜”主谓结构，“惜”什么？惜“峰峦过”。下联“黄知” 主谓结构，“知”什么？知“橘柚来”。这种语法，不是常见的语法。“青”、“黄”是颜色，没有思想，怎么会“惜”？又怎么会“知”？这就是古人在诗词中常用的“比”、“兴”手法。“兴”即由此及彼，“青惜”实际是“人惜”，“黄知”实际是人看到“黄”而知道“橘柚”来了。
王力没有分析“句法”，只分析词、字结构：
C──颜色，指“青”、“黄”。V──动词，指“惜”、“知”。NN──并列名词，指“峰峦”、“ 橘柚”。 V──动词，指“过”、“来”。
例三、fN-fN-V-fN句式：“青袍白马有何意；金谷铜驼非故乡”。（杜甫《至后》）
上联说“青袍白马没有意义”，下联说“金谷铜驼不是故乡”。“无”、“非”二字，作动词、副词都解释得通。
王力没有分析“句法”，只分析词、字结构：
fN-fN──形容词修饰名词，指“青袍-白马”、“金谷-铜驼”。V──动词，指“有”、“非”。fN──形容词修饰名词，指“何意”、“故乡”。
例四、vn-BX-fr-V句式：“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杜甫《曲江》）
上联“蛱蝶见”，下联“蜻蜓飞”，所以都是主谓结构，其它都是附加的描写。
王力没有分析“句法”，只分析词、字结构：
vn──动词作名词，指“穿花”、“点水”。BX──双音专名，指“蛱蝶”、“蜻蜓”。fr──叠字形容词，指“深深”、“款款”。V──动词，指“见”、“非”。
……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王力的“句式”分析，实际并没有涉及全句的句法，分析的只是“词”和“字”，显然，这样的分析就是“词本位”分析。
关于“句本位”和“词本位”的异同，我们还可以再举出一些存在分歧的具体例子。所有引用的例子，都有“句结构”分析的结论，其“句结构”分析的正误，本人不作评价，只用来和“词本位”分析作比较。
例一、旄尽风霜节；心悬日月光（杨维桢《题苏武牧羊图》）。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旄尽?心悬”，名词-动词，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风霜?日月”，名词-名词，并列结构对并列结构。“节?光”，名词对名词（也可以理解为形容词对形容词）。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例二、“犹悲堕泪碣；尚想卧龙图”（陈子昂《岘山怀古》）。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犹悲?尚想”，副词-动词，结构相同。“堕?卧”，动词对动词，“泪妨保识悦省！绊?图”，名词对名词。“堕泪碣?卧龙图”，也可以作三字组合，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例三、“江流横万里；天柱插三峰”（桂林市南溪山刘仙岩古联）。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江流?天柱”，名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横?插”，动词对动词。“万里?三峰”，数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例四、“异乡惊落叶，斜日过空槐”（王闓运《发祁门杂诗》）。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异乡沸比铡保?形容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惊饭保识远剩奥湟斗空槐”，形容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落”除了作动词，也可以作形容词，如零落、落魄。依句辨品，“落叶”就是表示零落。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例五、“风骚北院花千片；月上东楼酒一樽”。（王禹偁《日长简仲咸》）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风骚吩律稀保?动词，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北院范ァ保轿淮?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花肪啤保识悦省！扒一樽”，数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例六、“我去太匆匆，骑鹤仙人还送客；兹游良眷眷，落梅时节且登楼”（清联：《黄鹤楼》）。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我去纷扔巍保?动词，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太匆匆妨季炀臁保贝?形容词，结构相同。“骑鹤仿涿贰保鼋峁苟远鼋峁埂！跋扇朔时节”，名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还非摇保贝识愿贝省！八涂头登楼”，动宾结构对动宾结构。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以上六例，从“句本位”的角度看，皆不符合“结构相应”的原则。但采用“词本位”分析，又都符合这条原则。不同层次的分析获得完全不同的结果，可见分析方法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王力大师开创对联格律“现代版”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随着“汉语语法”分析的深化，即使在结构分析中使用“词本位”代替“句本位”，也只是“结构相应”规则的细化，不能说明王力有“方向性错误”。至于对联要求“词性一致”，更是对仗理论的一个进步，如果否定“词性一致”，我们就要退回到“同门类相对”的时代，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即使是严厉批判王力“对仗理论语法分析失误”的孙则鸣（孙逐明）先生，在绕了一个大弯子，做了许多“否定”之后，还是回到了王力的“传统语法学”体系。因为
本文的目的是从正面肯定
总之，
作者: 陈树德 (74岁徐州工
地址: 221008 徐州市三环南路 徐州工程学院
电话: 0516-85729040 E-mail: lscsd@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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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在对仗理论上的卓越贡献
陈 树 德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中国语言文字领域的大进步时期。第一是国家颁布了“汉语语法”；第二是编制了“汉语拼音”；第三是统一了“简化汉字”。这三项变革，意义都十分重大。“汉语语法”结束了中国几千年“说文解字”的历史；“汉语拼音”统一了“国语”（普通话），打破了“南腔北调”的格局；“简化汉字”的意义，也不亚于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功绩。
这三项变革，都与对联格律关系密切。“语法”的出现，“主语”、“谓语”、“宾语”……“名词”、“动词”、“形容词”……等专业术语，开始进入汉字舞台（在此之前《辞源》中并没有这些词条）。以语法新概念为基础的“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必然取代传统的“同门类相对”。“汉语拼音”昭示汉语声调的统一，“新四声”取代“旧四声”也只是迟早的事情。“简化汉字”虽然与对联格律关系不大，但书法作为楹联的载体，和文字的标准化仍然有直接的联系。关于《对联格律的时代性》，本人已有专题文章发表在《北京楹联》2006年第2期。
“汉语语法”的出现虽然只有百年时间，但对联中使用“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似乎也有几十年了，并且为联界广泛认同（许多书籍都采用）。我曾经思考过两个问题？在对联中使用“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历史上由何人倡导？又成型于何时？《联律通则》的颁布，将“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正式列入格律准则，这就回答了第二个问题。而在对联中倡导使用“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的第一人，应该是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博白人。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赵元任等，1927年赴法国留学，1932年获巴黎大学
王力虽然没有专门写过对联的文章，但他在对仗理论上的论述很多，不仅具有独创性，而且最早将现代语法的概念引入对联格律。王力的对联理论，集中反映在《汉语诗律学》、《诗词格律》和《古代汉语锋樘逦墓钩伞返戎髦校庑┲鞯姆⒈砟甏恰昂河镉锓ā钡闹贫┠甏踔猎缬凇昂河镉锓ā钡陌洳际逼凇Ｍ趿ξ裁粗辉谑⒋省㈡椤⒏持新凼龆粤挥械ザ佬炊粤恼拢烤菸也孪耄蟾攀鞘芾鲜α浩舫挠跋臁Ｒ蛭?st1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梁启超">梁启超ersonName>先生早在1924年就声称：“对联不过是附庸的附庸”。后来
其实，对联（包括对句）和诗、词、骈、赋的关系，也有两种理解：从消极意义理解，对联附属于诗、词、骈、赋，是这些文体的附庸；从积极意义理解，是对联（或对句）向诗、词、骈、赋进行了渗透，而且这种渗透早已超出诗、词、骈、赋的范畴。试想，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诗词是什么样子？（例如律诗中的对句）。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小说是什么样子，（例如章回小说的题目）。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戏剧是什么样子？（例如唱词中大量的对偶句）。甚至可以说，没有对联的存在，就没有中国特色的文学。
王力虽然没有论述对联的专著，但翻阅《汉语诗律学》就会发现，一本上千页的厚书，名义是讲“诗词”格律，其实讲述对仗规则的内容占据了一大半。所以将《汉语诗律学》加上《骈体文构成》，看作是王力的“对联学”专著，也是可以的。
特别突出的是，
在对联中引入“语法结构”的概念，王力也是历史第一人。他在《骈体文构成》中，首次提出“骈体（对仗）的基本功要求是句法结构的相互对称：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动宾结构对动宾结构，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复句对复句”。接着又说：“如果进一步分析，骈偶不仅要求整体对称，而且上下联内部的句法结构也要求一致：主语对主语，谓语对谓语，宾语对宾语，补语对补语，定语对定语，状语对状语”。考虑到古人对“汉语语法”这些新名词、新概念不理解，王力还特别补充说明：“古代虽然没有这些语法术语，但事实上是这样做的”。在《汉语诗律学》中，王力还根据语法构成，深入分析了对联的各种“句式”，将对句分为“简单句”、“复杂句”和“不完全句”三类，取五言对句的“句式”作例子，一口气就列举出“九十五个大类，二百零三个小类，三百四十个大目，四百个细目”。同时强调“这些类目，当然不能包括所有一切的句式”。引用现代语法标准，如此广泛、深刻分析对联的“句式”结构，至今无人可比，王力真不愧是语言大师！
根据以上叙述，对联格律实际存在“两个版本”：一、以传统“同门类相对”为标准，可称为“古代版”；二、以现代汉语语法概念为基础的“词性一致”＋“结构相应”（词性和结构不可分割），可称为“现代版”。根据以上叙述还可以证明，王力是对联格律“现代版”的第一倡导人。有了王力的倡导，才有今天的《联律通则》，所以王力在对仗理论上的贡献巨大！
需要说明的是，王力的《汉语诗律学》或《骈体文构成》，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著作，所谈的对仗规则，还处于“同门类”向“词性一致”的过渡阶段，不完善处在所难免。
例如“词性”的确定，历史上就一直争论不休。英语、俄语的词性大多可以从字形加以辨别，汉字的词性只能靠上下文去判断。所以《马氏文通》说：“字无定义，故无定类”。《新著国语文法》说：“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这些表述，无非说明汉字的“分类”十分困难，一个字可能既属“甲类”，又属“乙类”，还属“丙类”……但词、字总是要分类的，不能因为“无定类”或“离句无品”就不划分词类。在“词类”的划分进程中，由于受古文“词”、“字”不分的影响，1898年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就将文言文按“字类”命名，共分九类：名字、代字、动字、静字、状字、介字、连字、助字、叹字。1924年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正式将词类分为五个大类和九个基本类：实体词（名词、代名词），述说词（动词），区别词（形容词、副词），关系词（介词、连词），情态词（助词、叹词）。直到1956年，教育部颁布《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才将词类分为11类：名词、量词、代词、动词、形容词、数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1984年，该系统正式修订为《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增加“拟声词”一类，共12类：
实词：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
虚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拟声词。
这是当今最权威的汉语词的分类标准。
词的分类有了，还要解决“字无定义，故无定类”的问题，这就必须借助“词性”。“词性”就是词在语法意义上（角色）的“定性”，它表示该词在语法中所属的种类。因为汉语的同一个字，既可以做“动词”，又可以做“名词”，还可以做“形容词”、“副词”等。例如“光”字，在“光天化日”中是形容词；在“发扬光大”中是动词；在“观国之光”中是名词（“光”指礼乐）；在“不能光靠你”中是副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甚至同一个词组，也有不同的词性，例如“光大”一词，可以作动词，也可以做形容词。“光荣”一词，可以作名词，也可以做形容词。一个词到底属什么“类”？这就和“结构”有关。有人认为，《马氏文通》说“字无定义，故无定类”已经“过时”。其实马建忠的说法，正恰当地表达了汉语词类不确定的特点，一百年前是这样，一百年后还是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解决“词类”的活用？这就要使用“词性”。“词性”是词在语法中的角色，虽然还是12类，但“词类”是固定的，“词性”则随着不同的语法功能而变化。我们可以将“词类”和“词性”做了一个比喻：在三口之家的家庭成员中，一个男性有三种称谓：父亲、丈夫、儿子。这些称谓是固定的，就相当于“词类”。但一个男性成员在家庭中的角色，却随着位置不同而发生变化：同一个男人，在儿子面前是“父亲”，在父亲面前是“儿子”，在妻子面前是“丈夫”，这种变化就相当于“词性”。上海辞书出版社《新编古今汉语大词典》以“锁”字为例，说明“词性”的变化。在“锁门”的词组中，“锁”是动词，在“铁锁”的词组中，“锁”就是名词。“词性”随着“角色”不同呈现不同的“词类”，这就是“词性”的活用，也是“词性”和“词类”的不同，还是“词性”和“对类”（对类是固定不变的）的本质差别。用“词性”取代“对类”，符合“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黎锦熙）的汉字特征。汉语“词性”虽然多变，但已经有了明确的判别准则，这就是现代出版的各种《辞典》、《词典》，如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新编古今汉语大辞典》，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汉语词典》，吉林文史出版社的《中华古汉语大辞典》等，这些工具书对所有的词、字都标注了“词性”。撰写对联的人，完全可以凭借现代词典去确定“词性”，而不必为“定性”而烦恼，就像我们确定“古声”查《韵书》，确定“今声”查《新华字典》一样。
如何处理“结构相应”？本人提出“词本位”分析原则。因为语法结构分析有不同的立脚点，代表性的有：马建忠的“词本位”、黎锦熙的“句本位”、朱德熙的“词组本位”、徐通锵的“字本位”、邢福义的“小句本位”……等等。这就是说，语法分析是分层次的。汉语以“字”为基本单位，由“字”及“词”，由“词”及“组”，由“组”及“句”，由“句”及“章”，层层递进。而传统的“同门类相对”，只要求“词”、“字”结构相同即可，并没有“句”的要求。本人提出“词本位”分析法，将“句本位分析”降到“词本位分析”（“字”只分析词性）。降低一个等级进行对联的“结构分析”，一切矛盾迎刃而解。
仔细阅读
现在举例五言、七言各两例，予以说明。例中所有词性的英文代号，都是王力《汉语诗律学》原有的标注。
例一、fnNN-V句式：“旧国云山在；新年风景余”。（李颀《送人归沔南》）
上联说旧国的云山还存在，下联说新年的气氛尚余留！显然是一种感慨文字！“云山在”主谓结构，“在”是不及物动词。“风景余”主谓结构，“余”是不及物动词。
王力没有分析全句的“句法”，只分析词、字结构：
fnN──形容词修饰名词，指“旧国”、“新年”。NN──并列名词，指“云山”、“风景”。V──动词，指“在”、“余”。
例二、C-V-NN-V句式：“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 杜甫《放船》）
上联“青惜”主谓结构，“惜”什么？惜“峰峦过”。下联“黄知” 主谓结构，“知”什么？知“橘柚来”。这种语法，不是常见的语法。“青”、“黄”是颜色，没有思想，怎么会“惜”？又怎么会“知”？这就是古人在诗词中常用的“比”、“兴”手法。“兴”即由此及彼，“青惜”实际是“人惜”，“黄知”实际是人看到“黄”而知道“橘柚”来了。
王力没有分析“句法”，只分析词、字结构：
C──颜色，指“青”、“黄”。V──动词，指“惜”、“知”。NN──并列名词，指“峰峦”、“ 橘柚”。 V──动词，指“过”、“来”。
例三、fN-fN-V-fN句式：“青袍白马有何意；金谷铜驼非故乡”。（杜甫《至后》）
上联说“青袍白马没有意义”，下联说“金谷铜驼不是故乡”。“无”、“非”二字，作动词、副词都解释得通。
王力没有分析“句法”，只分析词、字结构：
fN-fN──形容词修饰名词，指“青袍-白马”、“金谷-铜驼”。V──动词，指“有”、“非”。fN──形容词修饰名词，指“何意”、“故乡”。
例四、vn-BX-fr-V句式：“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杜甫《曲江》）
上联“蛱蝶见”，下联“蜻蜓飞”，所以都是主谓结构，其它都是附加的描写。
王力没有分析“句法”，只分析词、字结构：
vn──动词作名词，指“穿花”、“点水”。BX──双音专名，指“蛱蝶”、“蜻蜓”。fr──叠字形容词，指“深深”、“款款”。V──动词，指“见”、“非”。
……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王力的“句式”分析，实际并没有涉及全句的句法，分析的只是“词”和“字”，显然，这样的分析就是“词本位”分析。
关于“句本位”和“词本位”的异同，我们还可以再举出一些存在分歧的具体例子。所有引用的例子，都有“句结构”分析的结论，其“句结构”分析的正误，本人不作评价，只用来和“词本位”分析作比较。
例一、旄尽风霜节；心悬日月光（杨维桢《题苏武牧羊图》）。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旄尽?心悬”，名词-动词，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风霜?日月”，名词-名词，并列结构对并列结构。“节?光”，名词对名词（也可以理解为形容词对形容词）。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例二、“犹悲堕泪碣；尚想卧龙图”（陈子昂《岘山怀古》）。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犹悲?尚想”，副词-动词，结构相同。“堕?卧”，动词对动词，“泪妨保识悦省！绊?图”，名词对名词。“堕泪碣?卧龙图”，也可以作三字组合，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例三、“江流横万里；天柱插三峰”（桂林市南溪山刘仙岩古联）。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江流?天柱”，名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横?插”，动词对动词。“万里?三峰”，数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例四、“异乡惊落叶，斜日过空槐”（王闓运《发祁门杂诗》）。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异乡沸比铡保?形容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惊饭保识远剩奥湟斗空槐”，形容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落”除了作动词，也可以作形容词，如零落、落魄。依句辨品，“落叶”就是表示零落。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例五、“风骚北院花千片；月上东楼酒一樽”。（王禹偁《日长简仲咸》）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风骚吩律稀保?动词，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北院范ァ保轿淮?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花肪啤保识悦省！扒一樽”，数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例六、“我去太匆匆，骑鹤仙人还送客；兹游良眷眷，落梅时节且登楼”（清联：《黄鹤楼》）。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我去纷扔巍保?动词，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太匆匆妨季炀臁保贝?形容词，结构相同。“骑鹤仿涿贰保鼋峁苟远鼋峁埂！跋扇朔时节”，名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还非摇保贝识愿贝省！八涂头登楼”，动宾结构对动宾结构。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以上六例，从“句本位”的角度看，皆不符合“结构相应”的原则。但采用“词本位”分析，又都符合这条原则。不同层次的分析获得完全不同的结果，可见分析方法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王力大师开创对联格律“现代版”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随着“汉语语法”分析的深化，即使在结构分析中使用“词本位”代替“句本位”，也只是“结构相应”规则的细化，不能说明王力有“方向性错误”。至于对联要求“词性一致”，更是对仗理论的一个进步，如果否定“词性一致”，我们就要退回到“同门类相对”的时代，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即使是严厉批判王力“对仗理论语法分析失误”的孙则鸣（孙逐明）先生，在绕了一个大弯子，做了许多“否定”之后，还是回到了王力的“传统语法学”体系。因为
本文的目的是从正面肯定
总之，
作者: 陈树德 (74岁徐州工
地址: 221008 徐州市三环南路 徐州工程学院
电话: 0516-85729040 E-mail: lscsd@126.com
个人网页: http://jsxzjh.icpcn.com 个人博客: http://lscsd.bokee.com
按：陈先生的批评我将另文回答。先转几个针对此文的跟帖，供大家参考。
转自：http://www.china-liandu.com/list.asp?boardid=107
海若
粗略扫视一下，好象问题不少，这种高论不用也罢~
第一是国家颁布了“汉语语法”；——不知何指。
“简化汉字”的意义，也不亚于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功绩。
——似乎分歧很大嘛
“新四声”取代“旧四声”也只是迟早的事情。——说不定双轨个上百年，到那时新四声也旧了。
从积极意义理解，是对联（或对句）向诗、词、骈、赋进行了渗透，而且这种渗透早已超出诗、词、骈、赋的范畴。试想，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诗词是什么样子？（例如律诗中的对句）。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小说是什么样子，（例如章回小说的题目）。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戏剧是什么样子？（例如唱词中大量的对偶句）。甚至可以说，没有对联的存在，就没有中国特色的文学。——这种把对偶修辞与对联文体混为一谈的说法，实在让人晕的找不到北。
不幸王力已经作古，如果先生还健在，看到今天对联发展的大好局面，他一定能和程千帆先生一样（程先生也已作古），站出来为对联“平反”的。——恐怕只是美好的想象，其实王了一一生也没把对联当成个东东。
根据以上叙述还可以证明，王力是对联格律“现代版”的第一倡导人。有了王力的倡导，才有今天的《联律通则》——想起另一句话：钟云舫的对联创作为对联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打下了基础。
因为根据学科分类，“对联学”说到底只能是“汉语语法学”和“汉语修辞学”的二级学科。——晕，对联学是研究对联文体的文艺学分支，怎么会成为语法学和修辞学的二级学科了？？？
总之，王力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且充满独创精神，我们怀着敬重的心情，感激这位为对联理论作出开创性贡献的学者！——学问无法靠敬重或是煸情建立起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2-312:34:46编辑过]
一散人
从积极意义理解，是对联（或对句）向诗、词、骈、赋进行了渗透，而且这种渗透早已超出诗、词、骈、赋的范畴。试想，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诗词是什么样子？（例如律诗中的对句）。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小说是什么样子，（例如章回小说的题目）。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戏剧是什么样子？（例如唱词中大量的对偶句）。甚至可以说，没有对联的存在，就没有中国特色的文学。
——这个错得有点儿离谱。对偶是一种修辞手法，而对联可以算作一种文学体裁，把这两者混为一谈是不妥的。朱承平先生的《对偶辞格》里，在“搜集374个传统偶格的基础上”，“总结出99种对偶辞格”。对偶这种修辞手法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并运用，而对联无论如何是追溯不到先秦去的。
2008-2-313:08:21
一散人
王力虽然没有专门写过对联的文章，但他在对仗理论上的论述很多，不仅具有独创性，而且最早将现代语法的概念引入对联格律。
——是的，是他开了这个先河，但“将现代语法的概念引入对联格律”是否真的那么妥当，却是未见得啊未见得。
2008-2-313:16:01
一散人
例如广西的胡自立先生提出，对联要求“结构相同”是“一个流行的错误”（因为普遍采用）。四川的李成森先生也认为，对联要求“结构相同”是“作茧自缚”。湖南的孙则鸣（亦作孙逐明）先生则直接指出，关于“词性”和“结构”的提法，是王力在“对仗理论语法分析的失误”。
——这些高唱反调的人里边还得再加上一个重庆的俞劭华先生，哈哈。
2008-2-313:19:51
时习之
如果“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与“对联任何一个局部，可以灵活地分别选用‘字类’、‘词性’、‘短语结构’来比较，只要其中之一相同，即可成对”殊途同归，只是表达方式不同，那当然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皆大欢喜了。无奈事实上目前多数人不是这样理解的，在他们看来，只要有一处词性或者句子成分不同，就一定是失对了。
2008-2-313:29:02
不合时宜
太品先生：
读《文学类对联》一文，我很赞成先生的“三元论”。这样的分类，符合对联的固有特征，也防止某种偏废。现在“征联”十分活跃，所以“实用类对联”发展迅速，网络对联则偏重“文学类”，也有专门研究“谐巧类”的，这样三足鼎立，齐头并进，促进了楹联文化的大繁荣！
《对联文化》刊登不同观点的文章，促进学术进步，这是好事。但“孙逐明”《王力的失误》一文没有说服力，个人设想的东西太多，也没有实现的可能。我在网上早就看到这篇文章，只是名字叫“孙则鸣”，因为文章内容一样，我想是同一个人。我的《王力的贡献》，是从正面肯定王力，和孙先生反面否定王力，形成鲜明对比，孰是孰非，请先生审阅。
祝新年快乐！
陈树德2008年2月2日
2008-2-315:39:27
不合时宜
临屏写了回复，但因感冒头昏，写了千余字也不得要领，贴上又删除了，来函保留这儿吧。
2008-2-315:41:00
不合时宜
因为根据学科分类，“对联学”说到底只能是“汉语语法学”和“汉语修辞学”的二级学科。——晕，对联学是研究对联文体的文艺学分支，怎么会成为语法学和修辞学的二级学科了？？？
——————————————————————————————
嗯，对联学从属于文艺学体系，语法修辞则属于语言学体系，对联学之下的对联语法学和对联修辞学才是与语言学有关系的交叉学科。一般人还真让作者给绕晕了。
《中国对联大辞典》第一版认为对联学属于“文学”，李先鸿一篇文章中称对联学属于“自然科学”，何也？谈到对联的文学性也是如此，只有“风雅”的才能称文学，这是狭义的文学，“用文字写成的东东都是文学”这是广义的文学，把立足点降低到高雅的抒情写景与尖巧的文字游戏之间时，用文学性和谐巧性来作为术语来界定应是合理的，若在这个高度上引入广义的文学概念，一切皆文学了，等于什么也没说。与此相类的，还有人声称对联声律是“客观规律”，连依赖人的感觉和谐与否的范畴都“客观”了，就干脆把“主观”给开除了算了。
忽而相对，忽而绝对，要么模糊概念，要么偷换概念，连杠也没得抬。
道不同不相为谋，概念不同不相为辩，辩个天荒地老也不会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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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国家颁布了“汉语语法”；——不知何指。
“简化汉字”的意义，也不亚于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功绩。
——似乎分歧很大嘛
“新四声”取代“旧四声”也只是迟早的事情。——说不定双轨个上百年，到那时新四声也旧了。
从积极意义理解，是对联（或对句）向诗、词、骈、赋进行了渗透，而且这种渗透早已超出诗、词、骈、赋的范畴。试想，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诗词是什么样子？（例如律诗中的对句）。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小说是什么样子，（例如章回小说的题目）。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戏剧是什么样子？（例如唱词中大量的对偶句）。甚至可以说，没有对联的存在，就没有中国特色的文学。——这种把对偶修辞与对联文体混为一谈的说法，实在让人晕的找不到北。
不幸王力已经作古，如果先生还健在，看到今天对联发展的大好局面，他一定能和程千帆先生一样（程先生也已作古），站出来为对联“平反”的。——恐怕只是美好的想象，其实王了一一生也没把对联当成个东东。
根据以上叙述还可以证明，王力是对联格律“现代版”的第一倡导人。有了王力的倡导，才有今天的《联律通则》——想起另一句话：钟云舫的对联创作为对联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打下了基础。
因为根据学科分类，“对联学”说到底只能是“汉语语法学”和“汉语修辞学”的二级学科。——晕，对联学是研究对联文体的文艺学分支，怎么会成为语法学和修辞学的二级学科了？？？
总之，王力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且充满独创精神，我们怀着敬重的心情，感激这位为对联理论作出开创性贡献的学者！——学问无法靠敬重或是煸情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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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积极意义理解，是对联（或对句）向诗、词、骈、赋进行了渗透，而且这种渗透早已超出诗、词、骈、赋的范畴。试想，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诗词是什么样子？（例如律诗中的对句）。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小说是什么样子，（例如章回小说的题目）。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戏剧是什么样子？（例如唱词中大量的对偶句）。甚至可以说，没有对联的存在，就没有中国特色的文学。
——这个错得有点儿离谱。对偶是一种修辞手法，而对联可以算作一种文学体裁，把这两者混为一谈是不妥的。朱承平先生的《对偶辞格》里，在“搜集374个传统偶格的基础上”，“总结出99种对偶辞格”。对偶这种修辞手法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并运用，而对联无论如何是追溯不到先秦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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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散人
王力虽然没有专门写过对联的文章，但他在对仗理论上的论述很多，不仅具有独创性，而且最早将现代语法的概念引入对联格律。
——是的，是他开了这个先河，但“将现代语法的概念引入对联格律”是否真的那么妥当，却是未见得啊未见得。
2008-2-313:16:01
一散人
例如广西的胡自立先生提出，对联要求“结构相同”是“一个流行的错误”（因为普遍采用）。四川的李成森先生也认为，对联要求“结构相同”是“作茧自缚”。湖南的孙则鸣（亦作孙逐明）先生则直接指出，关于“词性”和“结构”的提法，是王力在“对仗理论语法分析的失误”。
——这些高唱反调的人里边还得再加上一个重庆的俞劭华先生，哈哈。
2008-2-313:19:51
时习之
如果“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与“对联任何一个局部，可以灵活地分别选用‘字类’、‘词性’、‘短语结构’来比较，只要其中之一相同，即可成对”殊途同归，只是表达方式不同，那当然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皆大欢喜了。无奈事实上目前多数人不是这样理解的，在他们看来，只要有一处词性或者句子成分不同，就一定是失对了。
2008-2-313:29:02
不合时宜
太品先生：
读《文学类对联》一文，我很赞成先生的“三元论”。这样的分类，符合对联的固有特征，也防止某种偏废。现在“征联”十分活跃，所以“实用类对联”发展迅速，网络对联则偏重“文学类”，也有专门研究“谐巧类”的，这样三足鼎立，齐头并进，促进了楹联文化的大繁荣！
《对联文化》刊登不同观点的文章，促进学术进步，这是好事。但“孙逐明”《王力的失误》一文没有说服力，个人设想的东西太多，也没有实现的可能。我在网上早就看到这篇文章，只是名字叫“孙则鸣”，因为文章内容一样，我想是同一个人。我的《王力的贡献》，是从正面肯定王力，和孙先生反面否定王力，形成鲜明对比，孰是孰非，请先生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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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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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时宜
因为根据学科分类，“对联学”说到底只能是“汉语语法学”和“汉语修辞学”的二级学科。——晕，对联学是研究对联文体的文艺学分支，怎么会成为语法学和修辞学的二级学科了？？？
——————————————————————————————
嗯，对联学从属于文艺学体系，语法修辞则属于语言学体系，对联学之下的对联语法学和对联修辞学才是与语言学有关系的交叉学科。一般人还真让作者给绕晕了。
《中国对联大辞典》第一版认为对联学属于“文学”，李先鸿一篇文章中称对联学属于“自然科学”，何也？谈到对联的文学性也是如此，只有“风雅”的才能称文学，这是狭义的文学，“用文字写成的东东都是文学”这是广义的文学，把立足点降低到高雅的抒情写景与尖巧的文字游戏之间时，用文学性和谐巧性来作为术语来界定应是合理的，若在这个高度上引入广义的文学概念，一切皆文学了，等于什么也没说。与此相类的，还有人声称对联声律是“客观规律”，连依赖人的感觉和谐与否的范畴都“客观”了，就干脆把“主观”给开除了算了。
忽而相对，忽而绝对，要么模糊概念，要么偷换概念，连杠也没得抬。
道不同不相为谋，概念不同不相为辩，辩个天荒地老也不会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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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教授在文章里面有很多常识性错误，除了大家列举的，还有不少，例如词性和词类的区别，词本位和句本位……陈教授解释的词本位和句本位，不过是闹笑话而已。
时近年关，比较忙。等空暇一点，再写点帖子分析分析。
陈教授在文章里面有很多常识性错误，除了大家列举的，还有不少，例如词性和词类的区别，词本位和句本位……陈教授解释的词本位和句本位，不过是闹笑话而已。
时近年关，比较忙。等空暇一点，再写点帖子分析分析。
转贴：http://bbs.zhsc.net/dispbbs.asp?boardID=167&ID=267957&page=1
泥裳雨衣
头衔：理论探讨版主
等级：现任版主爱心诗友
确实有不少外行话，举个例子。
撰写对联的人，完全可以凭借现代词典去确定“词性”，而不必为“定性”而烦恼，就像我们确定“古声”查《韵书》，确定“今声”查《新华字典》一样。
第一、文中所说的《韵书》是什么东西？名字叫“韵书”的书可真不好找。
第二、今声怎能依据《新华字典》确定？《新华字典》就保证没有错误吗？《新华字典》屡屡
修订，人们修改《新华字典》所依据的是什么？“今声”不是依据《新华字典》确定的，相反，《新华字典》中的字音是依据今声确定的。
第三、工具书经常有打架的时候。当《新华字典》中的字音与《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等书不一致时，应当如何处理？如果“确定‘今声’查《新华字典》”，只有《新华字典》才是对的，那其他工具书岂不是要蒙受不白之冤？从这个角度讲，查《新华字典》也无法确定今声。
“完全可以凭借现代词典去确定‘词性’”，这句话更晕。
转贴：http://bbs.zhsc.net/dispbbs.asp?boardID=167&ID=267957&page=1
泥裳雨衣
头衔：理论探讨版主
等级：现任版主爱心诗友
确实有不少外行话，举个例子。
撰写对联的人，完全可以凭借现代词典去确定“词性”，而不必为“定性”而烦恼，就像我们确定“古声”查《韵书》，确定“今声”查《新华字典》一样。
第一、文中所说的《韵书》是什么东西？名字叫“韵书”的书可真不好找。
第二、今声怎能依据《新华字典》确定？《新华字典》就保证没有错误吗？《新华字典》屡屡
修订，人们修改《新华字典》所依据的是什么？“今声”不是依据《新华字典》确定的，相反，《新华字典》中的字音是依据今声确定的。
第三、工具书经常有打架的时候。当《新华字典》中的字音与《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等书不一致时，应当如何处理？如果“确定‘今声’查《新华字典》”，只有《新华字典》才是对的，那其他工具书岂不是要蒙受不白之冤？从这个角度讲，查《新华字典》也无法确定今声。
“完全可以凭借现代词典去确定‘词性’”，这句话更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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