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明体的文献学考察》 作者：齐梁情韵 原载：http://www.chinapoet.net/bbs/dispbbs.asp?boardID=9&ID=2055&page=1

“永明体”是什么？它是怎样一种文学形态？这是研究者首先必须考察清楚的问题，也是读者要通过论文所要寻求的答案。而要客观地对永明体这一对象展开探讨，最为可靠的材料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永明体的理论倡导者和创作实践者本人的有关论述；二是当时及稍近相关文献材料的记载；三是永明诗人自身的诗歌创作，这也是最具说服力的材料。本文拟从当时及稍后的文献记录出发，以考察“永明体”的初始形态。

永明文学理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主要是沈约、谢朓和王融三人，《南齐书·陆厥传》载： 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三人皆为“竟陵八友”之一，据《梁书·武帝本纪》载：

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梁武帝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好号为八友。

这些大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另外又有何昌宇、刘绘、张融、周颙、柳恽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永明文学的创作实践。但从理论上进行探讨、总结，并于今天仍可见到的文献材料，是少之又少的。这仅存的一点材料便成为我们对“永明体”进行考察的、最可靠的理论资源。上引《南齐书·陆厥传》的材料，是“永明体”一名的最早文献记录[1]，类似的记载亦见于《南史·陆厥传》：

（永明）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以《南齐书》和《南史》的记载而论，其共同之处在于：一，“永明体”出现并盛行于南齐武帝萧赜永明间，“永明末”、“（永明）时”；二，“永明体”的产生是以南齐大兴文章之风为背景的，时代风气驱使时人对文学的形式美展开探索，“盛为文章”；三，“永明体”是由一些有着共同志趣、风格、习尚的文人的共同努力下形成的，他们以各自的专长在不同领域进行着开创或总结，可谓殊途而同归，其核心是沈约、谢朓、王融、周颙，“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四，文用宫商、引入四声、据以制韵、严格条律，是“永明体”的声律要求。

两则材料基本内涵相同，只是《南史》所记略有增补，所增补者为“永明体”声律原则的具体化。《南齐书》撰者萧子显，为齐豫章文献王萧嶷第八子，嫡系南齐皇室。据曹道衡先生考证，“《南齐书》撰成于天监中期”，“子显撰《后汉》、《齐书》，据本传叙事次序，自当在天监十三年（514）前，其时（子显）年仅二十余”[2]，距永明时代未远，自当比《南史》更能反映历史真实面目。那么《南史》中出离《南齐书》的材料，是否就是“永明体”声律说的核心内容呢？又据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所载：

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由此亦可发现，《南齐书》中“永明体”声律问题，在《南史》中得到了细化，李延寿的“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是直接取之于沈约的“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只是《南史》将“一简之内”理解为五言诗的一句之内，即“五字之中”，至于“一简之内”究竟是否是指五言诗的一句，尚待考查。《南史》又以“平头、上尾、蜂腰、鹤膝”的病犯指称“宫羽相变，低昂舛节，前之浮声，后之切响”，其实《谢灵运传论》所载，意指创作时的四声高低、轻重、起伏的交错变化，并未明确到《南史》病犯的程度。

尽管从这几则史料大致可以勾勒出“永明体”的轮廓，但其中还存在许多模糊不清的、尚须考察清楚的问题。比如，对“以气类相推毂”中“气”的理解问题；汝南周颙善识之“声韵”，是指纯粹语言学上之声韵，还是指诗文中之声韵，或者说周颙的“善识声韵”，对“永明体”的形成的关系与影响如何；当时的“文”指的是什么，“永明体”的文学表现形态是什么；“以此制韵”之“韵”的形态怎样等。只有明确了这样一些问题，文献中的“永明体”的真实面目才可以水落石出。以“永明体”为研究对象，研究什么，如何确定研究的视域，最根本的依据就是《南齐书·陆厥传》关于“永明体”的记载，而《南史》的材料是一种参照，《宋书·谢灵运传论》所记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即是提出一个声律原则的问题。[1]《南齐书·陆厥传》一则材料中所涉及的问题，便是“永明体”研究的所有问题。

为更客观地、贴近真实地认识“永明体”，现对其所涉及有关问题一一进行考察。

一、“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

从语言学分析，据《王力古汉语词典》所释：毂，车轮中心穿轴承辐的部分。《说文》：“毂，辐所湊也。”《老子》第十一章：“三十辐，共一毂。”《楚辞》战国屈原《九歌·国殇》：“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指代车。《史记·平准书》：“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裴骃《集解》引李奇曰：“毂，车也。”也指代车轮。唐柳宗元《田家》诗：“东乡后租期，车毂陷泥泽。”从以上可以看出，“毂”皆用为名词，均与“车”“车轮”有词源关系，“推毂”即“推车”；“车轮”“车”乃动力所在，故“推毂”又可引申为“推动”。介词“以”的宾语是“气类”，“相”是一副词，“以气类”与“相”共同修饰谓语中心词“推”，而“推”的对象是“毂”。“气类”之“类”，意谓“相象”、“相类”。那么，完整的句意当为“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因为气之相类而彼此推动和促进”。这里，最为关键的是对“气”的理解。沈约、谢朓、王融所秉之“气”分别是什么，其相类之处又如何？

“气”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具民族特色的重要理论范畴之一。其内涵十分飘忽，各个时期的不同学派往往赋予它各种不同的涵义，内容丰富而又复杂。限于关注对象，我们只对六朝文论中的“气”论予以考查。

六朝文论中比较集中而突出地论及“气”的，有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再者为萧子显的《南齐书·陆厥传》中所涉及到的。三人的生卒年大致为：刘勰（约465—532）[2]，钟嵘（468—518）[3]，萧子显（487—537）[4]。刘勰和钟嵘为同时代人，而萧子显年辈稍晚，刘氏和钟氏的文学理论观念必然对晚辈的萧子显的文学观产生影响。因而，刘勰和钟嵘的“气”论思想，足以代表当时人们对“气”的认识。钟嵘的“气”论散见于《诗品》文中，曹旭先生有很精到的归纳和概括，他说：

“气”为中国古代哲学术语，亦文艺评论术语。以“气”论文，肇端于曹丕《典论·论文》，而大兴于晋宋齐梁诗画理论。钟品中，“气”字凡十二见，其义亦不同。大略言之，可分三种：一指天地之元气，自然之节气。此“气之动物”为其例；二指作家气质才性。“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诗品·序》）、“仗气爱奇”（刘桢诗评）是其例；三指作品之精神气质，风格气骨。“骨气奇高”（曹植诗评）、“气过其文”（刘桢诗评）、“气少于公干”（陆机诗评）、“气调警拔“（郭泰机等人诗评）、“气候清雅”（谢庄诗评）、“我诗有生气”（袁嘏诗评）皆其例也。仲伟以“气”、“物”、“人”三者萌动、触发，推演出诗歌发生论，其中“气”为根本。[1]

刘勰之言“气”，约有三义：有《养气》篇所说的“气”，有《体性》篇所说的“气”，再有《风骨》篇所说的“气”。郭绍虞先生认为：

《养气》篇所说的“气”，其义与“神”相近，指的是神气；《体性》篇所说的“气”，其义与“性”相近，指的是才气；《风骨》篇所说的“气”，其义与“势”相近，指的是语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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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页。 [2] 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74页。 [1] 谢云飞：《文学与音律》，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版，第72页。 [2] 据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和李庆甲《刘勰卒年考》。 [3] 据王达津《钟嵘生卒年代考》。 [4] 据曹道衡、刘跃进《魏晋南北朝编年史》。 [1] 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2]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78页。

呵呵，近正随吟一藏头诗赠友，就用了“气”之意。末句为“人尤气高扬”。

全篇：

文笔修华章

如锦添霓裳

其心蕴真情

人尤气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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