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与进城民工的幸与不幸
——从农民工诗歌大赛拿户籍做奖励说开去
○李长空
二十多年前，著名作家、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谭谈在《我的幸与不幸》中说：“我是时代的幸运儿。当我穿上绿军装，正值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当我复员成为一名煤矿工人，恰遇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在80年代，尊重知识分子的春风艳阳里，我又跻身到了记者、作家的行列……但人生给我的不幸也太多了。十四岁时，我告别了学校；十五六岁时，我碰上了饥饿的年月；我在文坛上冒出芽儿时，遇上了文化大扫荡；当时代看重文凭时，我这个写书的人却偏偏没有‘读书’”。其时，谭谈的作品已经成为大学生学习的教材，有些人还凭籍研究他的作品被评为教授。
前几天，由深圳市劳动保障局和《星星》诗刊社共同主办的“全国首届农民工诗歌征文大奖赛”正式启动。组委会宣布，大奖赛中被评为三等奖（含三等奖）以上的获得者（共30人），符合深圳市招调工条件的（35岁以下，高中以上学历，符合计划生育等政策），经公示核实获奖作品为本人原创的，可破格免试招调入户深圳。
表面看来，上面两者之间似乎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仔细想来，这次“拿户籍做奖励”的大赛活动，却分明揭示出了当代诗歌与进城民工的幸与不幸。可以说，如此的表彰活动，对当代诗歌的多元化发展和农民工群体的关爱实在是消极意义要大于积极意义。
当代诗歌的幸与不幸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唐钒拙右住队朐攀椤?，关注现实生存、书写民生疾苦一直是我国历代诗人自觉的价值追求与表达目标。“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以他的悲怆的歌吟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诗圣杜甫对当时统治者们荒淫腐朽生活的抨击和指斥、对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的无限关怀和同情、对社会危机的日愈深重而满怀忧患之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葬埋”，现代诗人藏克家对旧中国世世代代生活在土地里的农民的悲惨生活和命运的入木刻画至今被人们所称道……还有刘大白《卖布谣》、刘半农《相隔一层纸》、艾青《乞丐》、藏克家《老马》、流沙河《故园六吟》、顾城《一代人》等等诗作，无不呈现出不同时期社会现状与历史真实的艺术图景，折射出他们的生命忧患、历史沉思和对未来的追求，也与其它时事文学艺术作品一起，共同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
然而，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曾经和老百姓如此亲近的诗歌却忽略了其人文关怀与悲悯情怀，几乎齐刷刷地朝着“纯粹”的方向一路狂奔。众多诗人远离了数千年来滋养诗歌的土地，无视国计民生，对现实生存状态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却无比自得地陶醉在自娱自乐当中，玩起所谓的纯技巧和纯语言……从而使当代诗歌既没能与国际接轨，又与现实主义优良传统脱节、断裂、割断了传承关系，促其成为弃儿，没有父母及朋友，令读者望诗兴叹，最后只好弃诗而去。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进城农民工为主体的打工者在打工生涯中创作出来的具有切身体会的打工诗歌，自它诞生那刻起，就贴紧底层生活，忠实地、原汁原味地记录下亿万打工群体的现实与理想、沉重与坚韧，将苦难的际遇转化为理性的诉求，将愤懑的情绪升华为诗意的表达，成为表达愤懑、伸张正义的精神武器，不仅释放和转移了打工诗人的痛苦，也给予其他打工者心灵温暖和精神关爱，让他们看到希望。打工诗歌作为原生态的文学样式和社会责任的最后担当者，它的诞生为我国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注入了新的血液，并以其当前性、现实性和血性，日愈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创作队伍也不断发展壮大，成长为我国当代诗坛的一支生力军，实为诗界一大幸事。
然而，当代诗歌又是不幸的。1993年底，由《深圳青年》杂志社、广东省期刊实业发展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等单位主办的“93深圳（中国）首次优秀文稿公开竞价”活动开锣，随着竞价会上的第一声槌响，数千年来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作品，从此成为经济产品的一部分，诗人“言义不言利”的时代结束了。此后，诗人们为了现实中的功利，再也难以潜心创作，随之而来的是造圈、造作、造谣、造秀……当代诗歌就这样逐渐被人们淡忘和遗弃了。15年后的今天，也是在深圳这个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一场全国性农民工诗歌征文大奖赛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举办全国农民工诗歌征文大奖赛活动本来是件好事，它可以促进打工诗歌的创作和发展；但拿户籍做奖励对当代诗歌的多元化创作和发展却是不幸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拿户籍做奖励，让获奖诗人脱离创作的土壤，显得荒唐
“打工诗歌与其它类诗歌相比,有它自己的现实特性。打工诗人背着生活的褡裢，背对城市的浮躁与浮华，紧紧抓住赖以生存的土壤一路挣扎着。肉身的苦厄、命运的多舛、社会的不公，打工诗人都以饱蘸血泪之笔对照出之，‘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从浓郁乡情的缠绵悱恻，到自身打工生活的抒发，再到对打工阶层难以掩饰的承重幽思和命运的深切关注；从蛇皮口袋、身份证、外出务工证、暂住证、培训证、工卡、流水线，到押金条、租金条、工资白条、工资欠条，再到子女无人监管证明、转学证明、工伤证明、职业病证明……,这些铭刻着打工诗人的苦难、迷惘、落魄、压抑、沉重、无奈和创痛，记录着打工诗人命运的心跳和呼吸、身心的疲乏和精神上的折磨的诗歌，无论是叹息与质问、正常和反常、理性和感性，没有切肤感受，谁可洞见？！”(李长空《论打工诗歌的现实特性、精神状态和未来走向》) 。按照大赛组委会的征稿公告：“被评为三等奖（含三等奖）以上的获得者（共30人），符合深圳市招调工条件的（35岁以下，高中以上学历，符合计划生育等政策），可招调入户深圳”，这样的奖励当然可能出自组委会的善心，但是当“农民工诗歌大赛”的奖励是让农民工诗人(打工诗人)脱离他们创作的土壤和原本的身份，从而剥夺了他们创作灵感的来源时，就显得很荒唐，对他们的诗歌创作也不再是支持，而是一种伤害和践踏。
二、拿户籍做奖励，用诱人的功利吸引参赛，恐难获高质量作品，还有招安获奖诗人的嫌疑
创作源于生活，优秀的诗歌要有坚实的生活基础，也应该成为时代的代言人，“打工诗歌以打工者贴近底层的经验、痛感的生活、鲜活的时代气息、探索中的审美方式和从小我到大我的精神升华，给予了与打工诗人共命运、同遭际的打工群体精神宣泄和情感抚慰，已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千百万打工者心灵的代言人、人格精神的形象大使”(李长空《论打工诗歌的现实特性、精神状态和未来走向》)。然而，以大赛的名义把诗歌创作与深圳户籍捆绑起来，用诱人的功利做奖励吸引优秀的农民工诗人(打工诗人)参加诗歌大赛，当获得深圳户籍成为参赛者的创作目标时，最终奉上的参赛作品恐怕早已不是当初那些表现农民工(打工)群体的生存状态、表达农民工(打工)群体的思想情感和愿望、呼唤社会的公平公正的随性而发的原生态诗歌，而是参赛者为达到获奖目的刻意揣摩主办方喜好的应制诗歌。这样，组委会恐怕不仅难以获得高质量的原生态打工诗歌，还有通过本次诗歌大赛对获奖优秀诗人实行招安的嫌疑——而对于这些“户口呼来即上船”的获奖诗人，一旦他们失去写作的精神资源，只怕也只能成为御用诗人，这对诗歌创作和诗歌精神更是一种悲哀和不幸。
进城民工的幸与不幸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城市化经济建设取得飞速发展，这其中离不开我们亿万名进城打工的兄弟姐妹的辛勤劳动和巨大贡献。他们以太多的汗水和血水，谱写着劳动的无尚光荣和现代化进程的壮丽诗篇；他们以太多的血泪和抗争，唤起社会的关注和同情，一点一点改写着外来打工者生存的境况。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开始不断强调保障农民工切身利益、关爱农民工，这对于打工群体可谓不幸中的幸运。
漂泊不定，失业恐慌，崇高与卑微，憧憬与幻灭，尊重与歧视，痛苦与伤悲……户籍的无情，让广大农民工在自己的土地上，始终扮演了一个外来者的角色，像那些四处漂泊的吉卜赛人，在颠沛流离中他们尝尽了生活的艰辛与困惑。在这样的一个特定背景下，拿户籍做奖励，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关爱农民工诗才，但从本质上讲，却是在无情地给他们、同时也给所有勤劳的农民工脆弱的心灵创口里撒盐。
一、拿户籍做奖励，是承认二元制户籍制度合法，将让社会公平的梦想离农民工越来越远
在国家逐步取消二元户口登记制度、探索居住证制度的今天，拿户籍做奖励，不仅与国家的户籍改革方向不吻合，相反却在无意中推动着“户籍区别”观念的延伸与发展。而且，即使有一部分农民工诗才在国家正式取消二元户口登记制度之前解决了他们的现实问题，却无法让更多的打工者心里增添些许的温暖，反而更加唤起他们的自卑感。背负着沉重的户籍观念，他们仍将毫无希望地蜗居和蹒跚在社会的最底层。
深圳市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应该在改革城乡二元化的格局中，拿出当年那种敢闯敢试的劲头，带头推进城乡一元化户籍改革，为全国杀出一条“血路”，将套在农民工头上的身份“紧箍咒”扔进太平洋，让更多的进城农民工都能真正扬眉吐气，而不是带头承认二元制户籍制度合法，加固二元制户籍制度这一阻碍社会前进的障碍，让社会公平公正的梦想离广大农民工越来越远，对他们造成更大的心灵伤害，令他们更加焦心和痛心。
二、拿户籍做奖励，提倡“写农民工”，真正的农民工诗人将成为“陪衬”
根据《征稿要求》：“以反映农民工工作生活、精神面貌为主题，格调向上、思想健康的诗歌和歌词作品，欢迎‘写农民工，农民工写’的诗歌和歌词作品”。“写农民工”，题材限制为与农民工有关的，但创作者的身份没有限制；“农民工写”，身份限制为农民工，但题材没有限制。
大赛的主角表面上看是农民工诗人，但“写农民工”的大多为专业诗人或文艺界知名人士，他们的写作水平往往比普通农民工要高，因而也更容易在比赛中脱颖而出，农民工在诗歌比赛中自然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事实上，诗歌只能是农民工兄弟姐妹们的一个文化奢侈品。在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中，大部分成员由于读书少，接触社会面窄，加之一年到头都在在上班加班，他们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潜心创作？而且，组委会指定要“格调向上、思想健康的诗歌和歌词作品”，可打工生活实在是缺乏美好，置身于冰冷的钢筋水泥和淡漠的人情事故的包围之中，恐怕任谁也难以激发出美好的诗意。另外，据组委会有关人士介绍，诗歌评选以艺术水平为首要准则。这就更让缺乏写作专业知识的农民工成为大赛的“陪衬者”。名义上是“农民工诗歌大赛”，农民工却处于陪衬位置，实在是社会的悲哀。此外，即使入户深圳又有什么用呢？试问有几个农民工能在深圳买得起房子？揣着个有名无实的深圳户口，没有能力买房的农民工诗人，浮萍的他下一站又该漂到何处去呢?!
三、拿户籍做奖励，要求招调入户者具有“高中以上学历”，获奖农民工入户深圳多半成泡影
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原因，学业未竟就踏上了打工之路的农民工比比皆是，写诗对他们而言已属奢侈，参赛而能获奖对他们而言更属奢望，而要“35岁以下，高中以上学历”才“可招调入户深圳”，这样的奖励对他们而言基本就形同虚设，或许它本来就只是一个炒作的噱头?又或许目前组委会已经有了内定的“写农民工”的获奖入户人选?而且，本次大赛没有象其它类似文艺作品大赛那样明确禁止组(评)委会工作人员参赛，其评奖的公平公正性也令人质疑。
俗话说：英雄不问出处。既然本次大赛设定奖励户籍 (姑不论这个奖励是否合适)，那就应该让作品说话，不拘一格招调入户获奖农民工诗才。而且，文凭不等于水平，人才的衡量标准应该是水平。因为文凭是死的,人是活的。农民工的知识有的是后来自学的，并不等于他们只有辍学前的水平。开篇谈到的作家谭谈没有文凭，后来破格晋升得到高级职称；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考北大考不上，可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却说：“梁漱溟当不了北大的学生，就让他来当北大的教授吧。”连做大学生的资格都没有，却能够有当教授的水平；毛泽东只有中专文凭，但能够说他只有中专文化水平吗?只要善于通过自修建立专业所需的知识结构，就不会防碍从事的专业工作。相反，或许还有好处：不是科班出身，不容易受传统的束缚和自以为是，就更有利于创造和踏踏实实做事。
而身处中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深圳，在二十一世纪却依然只看重文凭而不尊重水平，实在让人感到齿寒。农民工诗歌作者田鑫红说：“俺连初中都没有毕业。但在派出所干了四年文秘、档案，还获省级考核二等档案标准呢，连获两年公安局先进工作者。大学文秘专业毕业的人员担任俺的工作，她干了一个月，干不了不干了！”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笔者就认识一些农民工诗人，他们初中未毕业就外出打工了，而今许多人或应邀在省市级报刊担任执行主编，或应邀在全国性知名企业担任高管，成为行业专家，难道他们的水平还不如一个高中学历的毕业生?!
写在后面的话
缺乏温暖的人文关照，充满了浮躁的物质气味，“农民工诗歌大赛”对“农民工”实在没有什么正面意义，这样的大赛以“诗歌大赛”命名或许更为贴切。而且，“农民工”的提法原本就有一种制度性歧视，“农民工诗歌大赛”“奖励户籍”的热炒更使这种歧视和不平等合理化与合法化了。如果组委会真的是为了“以诗歌的形式关注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精神领地和情感世界”，就应该把本次农民工诗歌大赛办成一届真正公平、公正、公开、不以伤害广大农民工心灵的奖励户籍的纯粹的诗歌大赛，而且大部分评委应由全国打工诗作者共同推举选任，而不是象征性的“包括两名农民工诗人作为评委”，若能如此，农民工(打工)诗歌幸甚，农民工(打工)诗人幸甚；如果深圳市还能够带头推进城乡一元化户籍制度改革，那就是全国农民工的大幸了。
最后，借诗人游戏诗歌的戏作《农民工写诗获奖》结束本篇：“农民工一定要写好农民工的诗/要写热情，积极，内容健康的诗/农民工一定要写好农民工的诗/要让你写的农民工诗歌获得奖励/然后给你城市户口/让你彻底成为一个体面的城里人/这是多么合算的事/户籍里的黄金一定要开发/这个创意多么经典/值得歌颂，这是我们人文进步的时代/农民工，当你获得免试入户/你的名分多么光彩照人/你看你已经与农民还有农民工一刀两断/你获得城里人做人的权利/村庄里的兄弟依然做着农民工”。
——2008-08-19
【作者简介】李长空，原名李家庆，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乡土诗人协会会员、国际诗歌音乐协会常务理事。主要著作有：诗集《李长空诗选》、《梦中家园》，散文集《灯下漫笔》，评论集《长空诗话》等。电子信箱：ckyq1971@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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