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妈是前年走的。是在一个雨兮雨兮的日子走的。父亲在电话里说二妈恐怕不行了，因为之前有过类似的通知，当时就没在意，没想到她就在我的不经意中远去了。关于二妈的故事只能活在记忆中了。
    二妈多病，却不辍劳作。不能干重活，就喂喂鸡,带带孙孙，齐齐麻,煮煮饭，打打鞋底,晒晒猪窝草……有时担点“小雨”去淋菜，也只能挑半桶，且走得很慢。她患有风湿关节炎和支气管哮喘，稍微累一下，走路就像扯风箱，恼火得很。老家多竹，房屋矮小，地势低洼，盆地气候潮湿，最容易患风湿病；加之土山宽，一年到头有干不完的农活儿，晴日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年轻时的她在风风雨雨里摸爬滚打，没法将息好身体，上了岁数就落下一身病，背个药罐罐。我在老家那阵，一大清早还躺在床上，就听到二妈一边哐当哐当地扯风箱烧饭，一边呼哧呼哧地喘气，呛人的柴烟使得她没完没了地咳嗽。
    小时候的我很“翻”，用村里人的说法——“天上都是脚印”。为换点油盐钱，二妈家房前屋后蓄有很多果树：红红绿绿的桃李，酸溜溜的葡萄……是那样诱人。在那饥饿岁月，我一放学就猴在她家树上谗嘴去了，也不管果子熟没熟。二妈总是很心疼，拿把抓子来撵，也不用怕，因为她气喘吁吁总是跑不过我们的。有一次，我在高高的橙子树上东瞅西瞅，正准备下手，被她逮个正着，可是树太高，上不能上，下不能下，二妈也吓着了，不敢吼，搬来竹梯叫我慢慢梭下来，别摔着了。那时，年幼的我发觉二妈其实对我很好。
    二妈一生体弱多病，又缺钱治疗，只能相信土方偏方，难以根治，于是就迷信至极，求神问仙，忙得不亦乐乎，结果一个药罐子背到老，于是怪自己命不好。早年，她生育过好几个儿女，但成活率很低，到最后虽四世同堂，却是一脉单传，二妈认命了。晚年的二妈开始吃斋拜佛，一脸很平淡的浅笑，一身很干净的穿着，说话慢条斯理，动作更是迟缓不堪，纯粹一种与世无争、与人为善的态度。
    那年，我考上了师范学校，在老家却是凤毛麟角，够稀罕够荣耀的，自然要请本家撮一顿。二妈特地送我一双布鞋——那是我平生收到的第一件礼物。虽一双普通的布鞋，但它是二妈在煤油灯下熬更守夜用千针万线缝制出来的，凝聚着二妈丝丝缕缕的慈爱。在她看来，我第一次出远门，是“嫁”到城里去了，就跟我玩笑说：“明天走不走溜路，就看你平时在锅里捞菜吃没有了……”。那年，城里的冬天依然很冷，我的脚却破例没被冻伤。
    二妈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农村有关婚丧娶嫁之类的规矩无所不懂。我的婚事是在老家进行的，自然免不了让她操心。自认为有点文化的我对那些繁文缛节并不以为然，且在心里嘀咕：好个“封建礼教”。可二妈依然不厌其烦，重复着一切古老的习俗。让我正襟危坐，她半蹲着，一边给我穿“装郎鞋”，一边念念有词，想必说些吉利的或祝福的话吧。
    二妈一生喜欢为别人张罗，自己却走得冷冷清清。她的儿女们大都远在外乡打工，院子里只剩下老弱病残。临走前，骨瘦如柴的她拉着我母亲的手说：“嫂嫂，人呢，人都到哪里去了，屋里空荡荡的？”一生坎坷一生寂寞的她其实多么渴望有人为她送行啊。
    二妈的丧事是按当地风俗办的，打了几晚上“玩意儿”（请土戏班子唱川剧），做法事，“跳圈圈”，摆酒席，打通宵麻将，还算热闹体面。人死如灯灭，我不知道二妈会不会有知觉。
    我只知道以后回老家的时候，不会再有人打老远就给我吆狗了……

因为多灾多难而变得恬静隐忍。她活得冷清，走得寂寞，最是叫我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