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新诗诞生90周年，中国诗歌学会、中华诗词学会与山西省有关方面共同举办“中国诗歌太原论坛”，引起了广泛关注，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论坛
读书报：此次“中国诗歌太原论坛”的举办非常成功。您认为“新诗90年”论坛的意义何在？
寓真：中国新诗诞生之前，应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妊娠期的，何年何月作为其正式分娩之期，很难确切而言。我们现在把1917年2月《新青年》发表胡适的《白话诗八首》，作为中国新诗诞生的标志，这是文学界大都认可的。1917至2007这90年，对于中国诗坛来说，可以说是呈现了五彩斑斓的景象。在20世纪人类世界和我们的国家发生翻天覆地变革的历史舞台上，诗歌也许算不上一个头等重要的角色，但它却始终伴随着这一段惊魂夺魄的历史，进行了惊才绝艳的演出。举办这个论坛，首先是以一种深情的感动去回望，以表达我们对于诗歌的钟爱和崇拜，也使我们更深切地感受诗歌的崇高精神。我们同时也看到，新诗的试验是艰涩的曲折的，是在摸索和挣扎中前进的，有许多经验需要总结，有许多教训需要汲取。新诗对于中国古典诗词的叛离与嬗变、承袭与发展，新诗对于外国诗歌的学习与移植、效颦与迷惘，新诗在探求继承与借鉴相统一、民族性与当代性相统一、个性化与民众化相统一等等诸多方面都提出了亟待回答的问题，都需要从诗学和美学的理论高度和深度上去研究。纪念新诗90周年可以举行各种形式的活动，太原诗歌论坛是采取了一种最佳的纪念方式。通过研讨，总结经验，剖析问题，探索未来，应该说这是一次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诗学研讨会。
读书报：论坛是否认为新诗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
寓真：当下诗歌界思想活跃，主张各异。莅临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全国的一百多位著名诗人和评论家，在他们的书面论文和大会发言中，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许多深邃而新颖的论述，研讨和争辩非常热烈。但是，我感到在某些主要理论问题上还是有着趋同的认识。
张同吾在论坛开幕式上讲到，中国新诗90年历程可谓是“岁月峥嵘，道路曲折，业绩辉煌”，“新诗从发轫期、丰盈期、调整期而进入开放期”。许多人赞成这样的观点，对新诗的成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老诗人牛汉说：“我们经过了几十年的奋斗，实际上已经形成一个民族诗的传统，艾青就是一个真正的民族诗人。”虽然新诗在发展中有过曲折，一度出现标语口号式的非诗状态，而当下又在商业化的浮躁中出现拿文字做儿戏的、口沫横飞的口水诗之类的非诗，但这些都不能影响新诗前进的主流。李松涛发言说：“中国的新体诗与旧体诗各有各的传统，但历代中国诗人却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传统，那就是心系苍生，忧国忧民。”五四以来形成的新诗传统，不仅是语言上的不断锤炼和艺术上的不断完善，而且始终保持了与时代命运、与民族忧患血脉相连的一种传统。
当然，这只是论坛中相对有代表性的一种声音。在谈到许多具体问题上，意见总是有歧异的，争论是必然的，否则也就不成其为论坛。这里我想顺便提到一个小小的插曲。牛汉先生是山西人，他说“我今年85岁了，很想回家乡看看”，不顾天气寒冷和家人劝阻，在论坛开幕的前一天晚间，赶了当天最后一个航班飞到太原，当夜只睡了4个小时，次日大会上的即兴发言中，带着对家乡和对诗歌的深挚的感情，谈了他走上诗歌创作道路的历史和他的诗观，其中说到，“有一次开会有人见面开玩笑说，牛汉你老强调个性那是小我，我说我的小我是有理想有志气有血有肉的人，你的大我没血没肉是空洞的”。那天正好是贺敬之先生的生日，参加论坛的一位诗人打电话到北京向贺老祝寿，顺便说到了论坛的发言内容，竟至误传为牛汉发言是对贺的批评。据说贺敬之先生接了电话当时就表明他未曾与牛汉发生过这种对话。这当然是一个误会。我们所以能成功举行这样一个论坛，就因为不论你持有何种见解，大家对中国诗歌的热爱、忧虑和期望是一致的。是中国诗歌的无穷的魅力，把大家凝聚在一起而难以割舍。
读书报：请您概括地总结一下，在会上有哪些问题成为论坛争辩的焦点？
寓真：论坛热议的问题是新诗的诗体形式。一些写旧体诗词的诗人，认为新诗体式是对汉语语言特征的背离，是借用了西方的翻译诗歌的形式。新诗界也对诗体形式争论已久，不少人对完全散文化，散漫无序、没有诗体的现象感到不满。吕进提出“新诗二次革命”的口号，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树立诗体意识，进行新诗的诗体建设。朱先树发言说：“中国新诗诞生以来，最受非议的就是它的艺术表达形式。”但他认为当下对新诗诗体不能过分苛求，应当放宽尺度。在这个课题的讨论上可以看得出来，一些中青年诗人和评论家有着自己独特的思维，在他们看来，似乎诗体形式并不重要，而是要求“每位真正的诗人，都应当写出个性化的作品，并致力于构建自己的美学体系”，洪烛为此提出了“新新诗”的呼唤。潞潞的发言用了象征性的诗的语言，他说：“对于诗人，我不希望有谁给出一个定义，那样也许会失去更多。有时候我们关注的，只不过是背景暗淡的一片天空，若隐若现的鸟的影子，而问题本身甚至是我们有意忽略的。”
观点更加明显对峙、直接碰撞的是关于“新诗主体论”和传统诗词的复兴问题。高平发言说，五四以后中国诗坛被白话新诗占据主流地位是历史的必然，旧体诗词至今并未复兴，现在涌现的大量的旧体诗词，只是“顺口溜型”“复古型”和“探索型”的。丁国成则认为，传统诗词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与旧体诗词振兴的势头相比，新诗现状要逊色得多，“新诗主体论”可以休矣！石英在论文中使用了“拥新派”与“拥旧派”的提法，他在肯定新诗成就的同时，反省了新诗那种“走歪了的东西”。周笃文的论文以“胡适与诗国革命”为题，从新诗诞生的源头上进行反思，指出胡适本人在晚年时也回头支持写旧体诗，表示了自省的态度。从海外远道归来的的著名诗人洛夫，特别强调“重新找回失落已久的古典诗歌意象永恒之美”，他深情地说道：“我并无意鼓励大家去写旧体诗，写新诗与写旧诗的朋友应相互尊重各自的选择、各自的兴趣，我今天在这里必须呼吁，写现代汉语诗歌的朋友在参照西方诗歌美学，追求现代或后现代精神之余，不要忘记了我们老祖宗那种具有永恒价值的智慧的结晶。”
读书报：这次会议形式让人耳目一新。纪念新诗诞生的论坛，为何要让新旧体诗家同台辩论？
寓真：论坛是由中国诗歌学会和中华诗词学会的名义举办的，两家组织一起办会尚属首次，这也是这次论坛的一个亮点。这似乎也有让人不解之处，但我认为，新诗和旧体诗不应该有壁垒之隔，不论是什么形式的诗歌，只要是中国诗歌，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诗，都属于我们要讨论的范围。纪念新诗90年，应当看到新诗试验的成就，也要看到这90年对于传统诗词来说，也是一个改造和新生的过程。
有人曾问道，组织这样的论坛，事先有没有考虑到会引起激烈争论，又如何通过讨论来解决分歧呢？其实，诗歌理论上的分歧谁都知道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我们开始担心的不是怕引起争论，而是怕争论不起来，有些诗人和评论家常常以傲慢和轻蔑的态度对待论敌，一看见不同立场的人扭头就走，似乎不屑于与小人论道，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论坛就失败了。讨论一直很热烈，没有出现那种尴尬局面，这正是论坛的成功之处。论坛的十六字宗旨是：“精研博辩，兼容广纳，争荣振衰，继往开来。”我们面对着风驰电掣的世事变幻，文坛和诗界风靡云蒸、标新立异的现象时时都在发生，在这样一种纷繁多元的背景下，论坛一定要凸显开放性。我们诗歌队伍中似乎总有一种宗派性的小家子气的东西，这是一种消极的东西，要打破小圈子，面向大视野，允许流派纷呈，充分竞放异彩。出席这次论坛的既有中老年的诗人，也有新生代诗人；既有强调新诗主流的学者，也有力主复兴传统的旧体诗词家；许多年轻的诗人、网络诗人都到会了。论坛不需要也不可能形成什么统一的结论，更不需要像法官那样去判断是非、解决争端，只要求展开探讨，达到思想交流，不论是什么样的理念和观点，都需要在争辩中得到锤炼和升华，从而不断提升诗学理论的成熟度和精纯度。
读书报：看得出来您对于中国诗歌的未来充满信心，请问，这种信心从何而来？
寓真：这次太原诗歌论坛，时当盛世，高层频频传出振兴文化事业的可喜信息，这是天时；山西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学史上许多的诗歌的名篇、名家、名论与山西相关，借这块沃土举行诗歌论坛，这是地利；全国各方人士共襄盛事，论辩热烈而气氛和谐，这是人和。将这种形势推而广之，可以说中国诗歌的发展正在面临着天时、地利、人和的极好运遇。整个中国是一块诗歌的广袤沃土，诗歌传统太深厚了，我们的诗人们对中国诗歌太挚爱太执着太痴迷了！全国各地的诗人和评论家，在寒冷的暮秋，为了诗歌而奔波，在黄土高原的萧瑟的秋景中荡漾起了诗歌的暖流和热血。有几位著名诗人和评论家确因别的要务不能分身，一再打来电话表示谦意，有的寄来论文，有的发来贺信。洛夫先生从温哥华提前到达太原，会前我们想安排他旅游，但他为了准备发言稿，在房间里认认真真地写了一个整天。大会主持人介绍他是台湾诗人，他发言的第一句话就首先表白：“我以前在台湾，现在住加拿大，既不是台湾诗人，也不是加拿大诗人，我是中国诗人！”会场上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论坛有许多细节让人感动，就因为处处渗透着中国诗人们的一种崇高的信念和感情。在论坛闭幕时，主办单位向优秀论文作者颁发了荣誉证书。我在主持颁证时说，大家看这荣誉证书很一般化，不是那种豪华型的，但它的意义就在于是新诗90周年的论文奖，你可能会荣获更多更高的奖赏，但很难再得到这样一个属于新诗90周年的奖，要想领一个一百周年的奖，还需要等待十年呵。大家就笑了。我的意思是说“中国诗歌太原论坛”是值得我们记住的，希望它的雪泥鸿爪在中国诗歌的前进道路上留下一缕芬芳，祝愿中国诗歌这棵大树永远的苍青碧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