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哲学背景不同，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哲学背景我们没有。众所周知，西方现代派是建立在西方现代哲学非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如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导致现代派采用自由联想的语言表现潜意识，萨特的存在主义使现代派乐于表现人的绝对孤独，克齐罗的美学使现代派提倡创作同生活分离、内容同形式分裂的“纯诗歌”。仅举萨特“他人即是地狱”这个观点，在中国文化中就全无根基。萨特的这个命题与西方文化传统强调个人主义息息相关，而中国传统文化一向强调的是集体主义，无从引申出“他人即是地狱”。我相信绝大部分中国民众不会觉得“他人即是地狱”，故对未提笔就作孤独状、痛苦状的那部分现代派诗歌无从欣赏。 2、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现代派诗歌，顾名思意，与工业现代化有关。西方在进入现代化后，才有现代派；而中国，还处于前现代化阶段。 3、历史机遇不同。相隔时间很短的一、二次世界大战，对非理性主义的现代派诗歌推波助澜。二战后，西方人普遍沉入对文化和人的理性反省中。而同期，中国人正浸入民族独立的狂喜中，与西方人的心理截然不同。 4、诗歌发育程度不同。西方诗歌，由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再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脉胳清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发展烂熟，而任何一门艺术，发展到烂熟后就要寻求突破了，于是突破成表现手法和表现内容截然不同的现代主义。而中国由于白话文运动，古体诗歌和新诗脱节，新诗才刚刚起步，处处都是处女地待开垦，根本就未到发展烂熟不得不寻求突破的阶段。 5、审美传统不同。西方向有“真即是美”的审美，而中国传统是“善即是美”，美与善是分不开的。丑是真实存在的，并且为古典主义所回避，现代派把丑纳入审美范围，是对诗歌表现领域的一个拓展，但审丑只是“变态”，现代派错把“变态”当成常态，执着于表达人生的虚无感、荒诞感、绝望感，这些都超出“善”的范围，无助于健康人格的建立。这个观点，我曾与鸿鹏在古典派的真、善、美贴子中讨论过。所以台湾关于新诗回归的讨论中，有诗刊提出“健康”应是新诗的一个标准，我深以为然。